“匆匆不暇草书”考

李永忠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云：“弘农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文中“匆匆不暇草书”的意思是匆忙之中来不及写草书。从常识来看，在真、草、隶、篆这几种字体中，草书的书写速度应该是最快的。如果要在匆忙的情形下完成书写，那么草书自然是首选的字体，而张芝却说“匆匆不暇草书”，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苏轼即对此提出了异议，《东坡题跋·评草书》云：“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其后，赵构《翰墨志》又云：“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

　　富有感染力的关于草书创作速度的描述更加深了人们对“匆匆不暇草书”一语的怀疑。李白《草书歌行》中的“须臾扫尽数千张”，用短时间内完成的作品数量来说明创作速度；苏涣《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的“兴来走笔如旋风”、虞世南《笔髓论·释草》中的“草即纵心奔放”，是从笔法和创作心态方面着眼的；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的“满座失声看不及”、皎然《陈氏童子草书歌》中的“飙挥电洒眼不及”则是从欣赏者的角度加以描绘。苏轼《石苍舒醉墨堂》中的“何用草书夸神速”之语，也从侧面说明了草书创作速度快的客观性。

　　鉴于此，有的研究者采用另外的思路来解释张芝的这句话。有人将这句话断为“匆匆不暇，草书”[1]，使这句话的意思变成了“匆忙之中，（只好写）草书”，与原意正好相反。载于1962年《新民晚报》的邓散木《临池偶得·“匆匆不暇草书”》一文或为此种断句法之所本，该文说：“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推论，‘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应该加上一个逗号作‘匆匆不暇，草书’。这就是说‘时间匆促，来不及正正经地写，只好草草作书’，是自谦的意思。古代文章没有标点，往往把人弄糊涂，即如‘匆匆不暇草书’六个字，自宋到今，缠误了八百多年，就是一个例子。”[2]文章自信地认为，“缠误了八百多年”的问题，加上一个逗号就迎刃而解了。此外，虞兆漋《天香楼偶得》释“不暇草书”为“不暇起草”，这也属于另辟之蹊径。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一及李联琇《好云楼二集》卷十四对此已有驳斥，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么，“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要正确理解这句话，梳理一下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

　　草书产生的情况可以从东汉赵壹的《非草书》中得到了解，“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这段话说明了草书是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草书的形成在客观上满足了人们快速书写的要求。当然，这也可以看作对“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产生误解的一个根据。

　　然而，草书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并不是一味求快的。事实上，人们在使用草书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草书的美，并按照美的规律来书写草书（为草书造型）。草书的美甚至引起了理论上的关注，东汉崔瑗《草书势》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从其中纯粹艺术赏式的描绘中，我们看不到草书产生之初为敷急用的仓卒窘迫情形。

　　草书家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草书美的关注。《四体书势》云：“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又“弘农张伯英者……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书家纷出的同时，草书作品也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汉书·游侠传》云：“（陈遵）略述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容。”[3]又《后汉书·宗室四王传》载：“（刘睦）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到了汉末，“草书不但已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字体，并且还成为珍贵的艺术品”[4]从个人爱好的角度来学习草书呈现出令人惊讶的盛况。据赵壹《非草书》载：“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草书在当时已经成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重要字体，精于此道的书法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其作品成为收藏品及后学者心慕手追的样板，人们普遍关注的是草书的审美价值，草书发展初期的那种满足“军书交驰，羽檄纷飞”的实用价值，至此已变得令人陌生，草书是不是能“应急赴速”也就不拿么重要了。

　　在这种形势下，张芝所说的“匆匆不暇草书”引起了许多追随者的共鸣。《非草书》云：“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所谓“适迫遽，故不及草”其实就是“匆匆不暇草书”的另一种说法，料想再大胆的断句家也不至于把这七个字断为“适迫遽故不及，草”或其他能达到“匆匆不暇，草书”效果的样子。赵壹在上面这句引文之后接着感叹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这句话也限定了“匆匆不暇草书”的真正含义。

　　从实用的角度看，草书从萌芽到形成以至使用过程中都是以潦草化和简省化为主流的。但是，与其他字体相比，草书的结字最为简省，书写中小小的偏差就可能导致谬误或识读的困难。《全梁文》卷六十七载庾元威《论书》称草书作者“‘己’、‘巳’莫分，‘东’、‘柬’相乱……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草’”。又王君玉《续纂》以“杜撰草书”与“哑子作手势”列入《难理会》门。又《冷斋夜话》云：“ 张丞相（商英）好草书，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曰：‘胡不早问，至予忘之！’”正如俗谚戏称草书“热写冷不识”（明人《金钿盒》传奇第一一折痴哥曰：“我的字热写冷不识。”）可以想见，这种现象只可能发生在草书这一字体上。既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书写时自当小心在意，而不能率尔操觚。进入审美领域之后，不仅法度的严谨化更受到进一步的重视，而且正如上文所述，造型的美观化更是人们所要着重追求的，因此，与以实用为目的书写相比，难度明显增加。刘熙载《艺概·书概》云：“崔子玉《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明王绂《论书》云：“张芝如般输构堂，不可增减。”极言其严谨而恰到好处。而张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卫恒《四体书势》），反映了一代草圣习草过程的艰难。

　　从有关文献资料看，从汉代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心理状态在书法创作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对“匆匆不暇草书”作进一步的理解。汉蔡邕《笔论》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所谓“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其实就是“匆匆不暇草书”的侧面注脚。《全三国文》卷七十四载皇象《与友人论草书》云：“如逸豫之余，手调适而心佳娱，可以小展。”正面阐述了作草书（“小展”）的必要条件——“逸豫”，这与“匆匆”正好相反。唐孙过庭《书谱》有“五乖、五合”之论，“心遽体留”为一乖，“偶然欲书”为一合。“心遽”就是不“逸豫”，就是“匆匆”；“偶然”就是“心佳娱”，就是不“匆匆”。乖合之间，“匆匆不暇草书”之意益明。

　　唐、宋之后，更多的书法家和书论家清醒地认识到张芝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并成为这种书学观点的拥护者。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伯英……云‘怱怱（即匆匆）不暇草书’何者？若非静思闲雅，发于中虑，则失其妙用矣。”又宋陈师道《答无咎画苑》云：“卒行无好步，事忙不草书；能事莫促迫，快手多粗疏。”又李之仪《跋山谷草书<渔父词>》云：“‘家贫不办素食，事忙不及草书’最是妙语。”又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云：“书家草法，宜入规应矩，力能扼腕，处处停笔为佳，所谓忙中不及草也。”又刘熙载《艺概·书概》云：“欲作草书，必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言‘匆匆不及草书’，有以也。”都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对“匆匆不暇草书”一语的透彻理解。

　　综上所述，“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阐明了草书创作的重要规律，即，草书法度的严格性和人们对草书造型美的追求，使草书创作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从外到内的轻松逸豫状态是保证创作质量的必要条件。顺便要提及的是，张芝此语也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张芝所处的时代，草书已经正式进入了审美领域。

　　或问，既然张芝说“匆匆不暇草书”，那么他写的是什么字体呢？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引用的那句话：“弘农张伯英……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是《四体书势》中《草书势》前的绪论文字，讲述的是张芝习草的经历， “下笔必为楷则”说的其实就是张芝书写草书，只不过这种草书具备严格的法度（楷则）罢了。产生疑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对“楷则”一词的理解上，钱钟书先生《书法艺术的启示》一文对此辩之甚详，现移录于此：

　　“按‘楷则’正指草书，非云‘不暇草’而作楷书，乃谓落笔不苟，足资法范。故‘韦仲将谓之草圣’；使下笔必为真楷，何缘被此佳号哉？《梁书·萧子云传》：‘善草隶书，为世楷法’；怀素《自序》载颜真卿赠序：‘夫草稿之兴，起于汉代……迨乎伯英，尤擅其美……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墨迹及拓本皆有此字，疑笔误衍文）楷法精详，特为真正’；字句可参。是不特草书可为‘楷法’，抑且得蒙‘真正’之目，观文之终始，庶不误会。”[5]

注释：

[1] 《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72页，1979年版，上海书画出版社。

[2] 转引自《20世纪究丛书·品鉴评论篇》，第2页，2000年版，上海书画出版社。

[3] 这里所说的“尺牍”，其书体是否为草书并不明确。陈遵约卒于光武帝建武元年，其时草书已经形成，因此“尺牍”有可能为草书体。参看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73页，197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34页，1999年版，文物出版社。

[5] 《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四卷，第146页，1990年版，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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