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入正史《艺术传》考

吴高歌

　　内容提要：正史之《艺术传》与《方技传》内容相类；正史中有将书家列入《文苑传》与《艺术传》两种情况，反映了史家对书法归属问题的模糊意识；《清史稿》将书家列入《艺术传》，《四库全书》将书法由小学类归入艺术类，反映了作为经学与文学的附庸的书法逐渐转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关键词：书家；正史；《艺术传》

　　中国书法流长源远，历代史家多有所记，其中于正史也不乏记载。正史之名，见于《隋志》，所谓正史，即史之大纲之意，以记录帝王将相历史为主。正史关于书家与书法内容的记载十分简洁，并有许多疏漏，如《史记·李斯传》、《三国志·钟繇传》等，对其事迹叙述甚详，但于书法则只字未提。这一方面是正史内容所限，另一方面反映了史家对于书法的重视程度，以及书法在历代整个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见诸于正史的书家最早是《三国志·卫觊传》，其中对卫觊的书法评论云：“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寥寥数语。之后，历代正史为书家立传者也略有所见。

　　正史为书家立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书家本人或因官高爵险，或出身贵族，或政绩卓著，即书家本人具有一定的政治与社会声望者而得以单立一传，如《晋书》之《卫瓘传》、《王羲之传》，两《唐书》之《禇遂良传》、《颜真卿传》等，东晋时期，卫氏家族与王氏家族均为门阀世族，地位显赫。同样，这两个家族都是书法世家，对当时及后世的书法都有极大的影响。《卫瓘传》中对卫门书派记载较详，并将卫恒的《四体书势》全文征引。王羲之书法在唐代被奉之为书圣，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为王羲之作传，论其书云“尽善尽美”，初唐书家受其影响最大。禇遂良、颜真卿在唐代也是身居高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家。二是部分书家既长于文学，又长于书法，而被列入《文苑传》，如《宋史·文苑传》著录宋代书家米芾之事迹，《明史·文苑传》著录文征明、董其昌事迹等等。三是部分书家因精通经学又兼擅书法而入《儒林传》，如两《唐书》之《欧阳询传》。四是将书家列入《艺术传》，如《清史稿·艺术传》记载邓石如、王文治、梁同书等，其事迹则以书法为主。

　　书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与书法的双重角色，使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书家得以在正史中单立一传，从而具有一席之地，书家列入正史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的内容，为研究整个书家群体在历代的社会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但更多的书家则不可能有如此高贵的家族与显赫的政绩，他们之所以能够名世主要靠其精湛的书法艺术。在历代正史有限的篇幅里，他们不可能都被史家单立一传，而是被列入《艺术传》、《文苑传》或《儒林传》，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的史家对书法归属问题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反映了在古代书法依附于经学、文学甚至被视为方技的事实。

　　书家最早被列入正史《艺术传》见于唐代令狐德棻所修的《周书》。《周书·艺术传》载冀儁事迹云：“性沉谨，善隶书，特工模写。”而且曾经“教世宗及宋献公等隶书”，并享誉一时。又载赵文深之事迹云，“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牓，唯文深与冀儁而已”。与此相类，较早成书的北齐魏收的《魏书》立《术艺传》，也将当时擅书者列入其内。如载江式之事迹云，“善虫篆，诂训”，“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又载江式兄子顺和，“亦工篆书”。《周书·艺术传》与《魏书·术艺传》虽然称谓小异，但所著录内容相类。从二书记载的书家内容来看，是书家被列入《艺术传》的开始。

　　《艺术传》之设立于唐代，房玄龄所修《晋书》、李延寿《北史》、令狐德棻《周书》都立《艺术传》，但前二者均未将书家列入，而后者也仅列了两位书家。就当时之历史而言，“东晋士人，互相陶染”，崇尚书法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北朝则以刻碑为盛，其中也不乏传世之作，而书家未被列入《艺术传》，只能说明唐代史家对书法与艺术的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即书法不能归之于艺术之列。这说明唐代史家所谓的艺术与现代意义的艺术是有区别的。

　　“艺术”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艺所包括的“书”的实际上是指古代小学的文字学的部分，而书法最早也是作为小学的附庸而存在，因此，把书家列入《艺术传》是合乎古义的。但《晋书》、《北史》等《艺术传》的则更偏重于“术”的内容，即以医、方、卜、筮为主。如《晋书·艺术传序》云：“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此处所谓的艺术，实际上是指当时流行的方术，它们并非要追求视觉或听觉的美感，而是在于神道设教，即借助于流行的迷信观念对百姓实施的教化。

　　《晋书》、《北史》所立的《艺术传》就其内容而言，直接承袭了《后汉书》之《方术传》，如果再往上追，又可以追溯到《史记》的《日者》、《龟策》二传。它们是《艺术传》的前身，其宗旨在于“以卜筮决天命”，“宝卜筮以助善”，原本与书法之道没有任何关联，这也是《艺术传》最初不著录书家的直接原因。《魏书·术艺传》云：“盖小道必有可观，况往圣标历数之术，先王垂卜筮之典，论察有法，占候相传，触类长之，其流遂广。工艺纷纶，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广闻见也。”李延寿《北史·艺术传》谓：“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辨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人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由来久矣。”又云：“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咸相祖述。”房玄龄等所修《晋书·艺术传》等大旨与上同。从以上征引可知《艺术传》内容之大概。

　　《艺术传》与《方术传》旨意大体相同，《方术传》或称《方技传》、《方伎传》，著录多为阴阳五行、占卜、相术、医巫之事，如《后汉书·方术传》云：“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堂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萁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皆所以探抽冥颐，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又如《北齐书·方伎传》云：“神农、桐君论《本草》药性，黄帝、岐伯说病候治方，皆圣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龟策》、《日者》及《扁鹊仓公传》，皆所以广其闻见，昭示后昆。齐氏作霸以来，招引英俊，但有艺能，无不毕策，今并录之，以备《方伎》云。”由上文征引可知《艺术传》与《方术传》之内容大体一致，因此将二者归之于一类是无可非议的。

　　综观二十五史，立《艺术传》者有《晋书》、《北史》、《周书》、《隋书》及《清史稿》五种，立《方技传》者有《北齐书》、两《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八种，立《术艺传》者有《魏书》一种。其中于《艺术传》著录书家事迹者仅见于《魏书》、《周书》及《清史稿》，而以《清史稿》所著录书家人数为多，内容丰富，与前二者相比，比较完备，初具规模。但在所有的《方技传》中，均未见将书家列入其内之例，这是《方技传》与《艺术传》大同小异之处。

　　正史中除了《艺术传》对书家有较多记载以外，在《文苑传》中也有对书家的记载。正史中最早的《文苑传》是《后汉书》所立。之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均承袭之。与其内容相类而称谓小异者，有《南史》、《南齐书》、《陈书》、《隋书》、《辽史》，谓之《文学传》；又有《新唐书》、《金史》谓之《文艺传》。就其内容而言，《文苑传》、《文艺传》、《文学传》可以视为一类，以记载文士言行为主。此类传记收入书家事迹者最早是欧阳修的《新唐书·文艺传》，所载书家仅见吕向一例，云：“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书’。”《金史·文艺传》谓王庭筠“书法学米元章”，《宋史·文苑传》载黄庭坚、米芾事迹，谓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明史·文苑传》也载祝允明、文征明、徐渭、董其昌等书家事迹。书家列入《文苑传》表明文学家与书家可能具有双重角色，它反映了文学与书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文苑传》中对部分传记仅仅记载与书法相关的内容，或以书法为主，则反映了史家把书法作为文学之附庸的意识。《宋史》、《明史》之《文苑传》中一些书家的记载就是鲜明的例证。

　　从以上两个不同类型的传记来看，书家或入《艺术传》，或入《文苑传》，归属并不十分确定，而且从列入此两类传记的书家数量看，所占比例极为有限，这说明不同的史家是将书法作为方伎或文学的附庸来对待的。上述现象既反映了书法在历代正史中的地位，又反映了史家对书法认定上的模糊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艺术传》与《文苑传》中著录书家的情况外，还有部分书家被列入《儒林传》，如两《唐书》记载欧阳询事迹云：“尺牍所传，人以为法。”尽管在欧阳询的传中也称其博通经史，但在其传记中也主要以书法为主。此类将书家列入《儒林传》者数量较少，在此不加论述。

　　正史对书家入《艺术传》、《文苑传》的不同分类，反映了古代史家对经学与书法、文学与书法之间关系的见解，也反映了古代的学校教育中以书法归之于小学类，而小学又是经学的附庸的事实。史家的这种模糊意识在古人对学科分类的归属问题上也有反映，如清代乾隆时期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凡例谓：“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互，不但崇文总目以树萱录入之种植为郑樵所讥，今并考校原书，详为隶定。如《笔阵图》之属旧入小学类，今惟论以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羯鼓录》之属，旧入乐类，今惟以论律吕者入乐，其论管弦工尺者不过世俗之音，亦改隶艺术。”又同书《经部·小学类》论云：“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渊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又《子部·艺术类一》云：“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并因此认为将其“退列艺术，于义差允。”上述引文主要论述了书法如何从小学中分离出来，然后归之于艺术。在四部的分类中，小学隶属于经部，而艺术则归之于子部。但这种划分并未降低书法的地位，相反，它从小学中独立出来更有利于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据《清史稿》所述，书家列入《艺术传》是受方志的影响与启发。如该书《艺术传》云：“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清史稿》为民国赵尔巽等人依正史体例所修，他们将书家事迹著录于《艺术传》，其中收录十三位书家，记载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书家群体，而且纯以擅书闻名于世。《清史稿·文苑传》中尽管也有部分书法的内容，但他们主要以文学家的角色出现，与书家入《艺术传》是有区别的。

　　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从文学家与经学家中分离出来，书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小学、文学中分离出来，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样，史家在对史书的编纂中，对各个相关的学术群体的归属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明确的意识，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尽管正史对书家有许多记载，但它毕竟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不是艺术史。正史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对书法及书家有更详尽的记载。如上所述，在历代正史的人物传中，许多书家的事迹被记载，但对其书法成就则只字未提，这种现象表明书法在正史中的重视程度是仍然很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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