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安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省文史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司马迁诞辰 2150 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8 月 9 日 至 8 月 11 日 在古都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海内外学者共百余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大会收到学术论文 67 篇。会议时间虽短，但学术气氛热烈，在与会代表激烈的讨论中，大会取得了多方面成果，这次会议不仅是司马迁研究史上的一次盛会，也将司马迁及《史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撰写的《史记》，留给后人长久地解读与思考。两千多年来，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已经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专题，而且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充分显示了他自身卓越的预见性和著作影响的深远，也体现了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历史的悠久。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新的发展，提出新的观点，展开新的探讨。这次会议除涉及到司马迁及《史记》研究的一些固有问题外，还较深入的讨论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西部历史文化观、饮食文化观、机遇观、文艺思想、经济思想、臣道观、臣道行、“尚让”思想以及对《史记》中一些人物的新思考等问题。有些学者还就《史记》中的史料来源问题、版本问题以及地名考证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从大会发言和提交的论文来看，本次研讨会具有内容广泛、视角开阔、国际化、参与性强等显著特点。

　　在本次会议中，《史记》研究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史记》是一部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之丰富，可供后人不断开掘。本次研讨会有不少论文在此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开拓工作。陕西师范大学的 何清谷 教授指出，司马迁的思想具有超前性，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思想，政府应放手发展商品经济；二是言论自由，知识分子应为国家和人民着想。陕西师范大学的 齐孝斌 教授认为，在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至今未曾探明的观点——机遇论及相关思想。而这一思想恰恰是司马迁构筑整个历史哲学的基石，是历史叙事和历史评价的一个内在尺度，因而也是认识和反思现实的一把钥匙。作者认为司马迁的机遇思想主要是受惠于道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预见性理念，通过“寓论断于叙事”的方式即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凸现出来。同时作者指出，司马迁的关于机遇的思维原则虽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甚至是超前思维，但毕竟是以道家的认识论为根柢的思想。因而就难免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机遇问题的评价上作出形而上学的判断。 张振龙 先生就司马迁笔下的“白金三品”货币作了考辨，并指出：近年来所发现的铜、铅龙币和铅质马、龟币，就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至元鼎三年（前 114 年）所铸造的“白金三品”龙、马、龟货币，也是丝绸之路的货币。他认为“白金三品”应该是由银锡铅合金铸造，兼有内贸、外贸双重功能的货币；龙币上的外国文字，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铜质龙币应属范母；高铅合金铸“白金三品”（至少高铅达到 40% 以上），把铅钱铸造历史大大提前。陕西师范大学的 高益荣 教授从戏曲艺术形成史的角度，研究了《史记》对中国戏曲形成的史料学意义。他指出：尽管中国戏曲成熟期很晚，但可以说《史记》对形成中国戏曲观念、戏曲创作方法，无不具有重要的影响。《史记》中不仅包含了戏曲观念，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对戏曲艺术创作影响甚远。司马迁记述了我国从远古到汉代有关音乐的详细资料，尤其是专设《乐书》和《律书》来论述音乐；他总结了先秦以至汉代的音乐理论精华，确立了我国戏曲艺术强调音乐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理论原则；《史记·滑稽列传》中详细记述了“角抵戏”的演出情况，使我们得以窥测出这种古老戏曲形式的发展历程，这为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次研讨会的不少学者还致力于从小处着眼，对《史记》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 倪豪士 教授就司马迁引用《左传》、《国语》等古文献的问题，以《史记·晋世家》的三个具体疑点进行详细探讨。他指出《史记·晋世家》中的几处疑问是司马迁为保留所用材料的不同特色而写入不同篇章的。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就是在《史记》的编纂过程中可能曾有人帮助过司马迁撰写文稿。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院历史系的 栾继生 教授，对《史记·十表》中“旁行斜上”的理解、“三 嬗 ”的具体所指和司马迁作侯表时以侯国为经、以时间为纬的原因进行了推敲和辨析。作者认为，桓谭所指的“旁行斜上”，是就《三代世表》前半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而言的。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所指的“三 嬗 ”中的第一 嬗 ，应指秦 嬗 义帝而不是 嬗 陈涉；司马迁作表时的经纬变化，主要是因所记载内容的情况不同，在制作方法上所作的便捷可行的选择。《宝鸡社会科学》编辑部王宏波副主任就《史记》引《括地志》的标点隶正指出：应以《史记·封禅书》引《括地志》“宝鸡神祠”为准，《括地志》称“陈宝祠”为“宝鸡神祠”是唐人对其灵异现象的一种主观认识，称其作“宝鸡祠”应是肃宗改宝鸡地名之后的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学理 研究员的《误解的匡正——说史记，识阿房》，从考古的角度研究《史记》，从而匡正了一些被人们普遍误解的概念。 王 教授指出，《阿房宫赋》是赋不是史，不具备史料价值； “ 阿房宫 ” 是个大概念，是就一组群体宫殿建筑的整体而言；“前殿”只是“阿房宫”的组成部分，不能说它就是“阿房宫”；“前殿阿房”是“阿房宫前殿”的附属工程，即现存土台子上的原有建筑；“阿城”不是阿房宫的宫城，而是“阿房宫前殿”的特殊外垣。因此他认为现在就得出项羽没有烧毁阿房宫的结论还为时过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 张仲立 研究员利用考古资料分析《史记》中“止从死”的记载，指出司马迁力图通过精练但比较完整的记述深刻揭示殉人陋俗反人性的实质。越来越多的殉人秦墓的陆续发现，一再证实了司马迁关于秦人殉人记载的真实性，也一再显露出古史记载的局限，这对于中肯认识和正确评价司马迁及《史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固有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中，海南师范大学 张兴吉 教授从《史记》版本的角度，分析了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的几个问题，就彭寅翁本和宋元时代的江西刻书业、彭寅翁本刊行前后的《史记》版本、国内外学者对《史记》彭寅翁本的著录等问题作了探究，并特别对彭寅翁本的著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 李开元 教授，从口述史的角度对《史记》史料的来源进行新的研究。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除了政府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外，实地调查、察访询问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在《史记》的历史叙事中，鸿门宴和项羽之死两件事的史料来源是值得追究的课题。 李 教授认为，鸿门宴和项羽之死两件事，均来自于当事人樊哙和杨喜后代的口述。他通过对《史记》中口述史料及其传承的研究，力图进一步扩展对于《史记》、司马迁以及汉代历史的研究和理解，重新认识史学和文学分聚离合的利弊。日本爱媛大学 藤 田胜久 教授根据《史记》的素材和出土资料，说明了与《史记》编辑相关联的出土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播的社会背景，指出司马迁在著《史记》的过程中主要利用了汉王朝中央所保存文书等资料，而旅行的体验成了著述《史记》的主要见闻，并没有做为素材加以利用。接着作者考察了涉及司马迁及汉代太史令的出土材料，论述了简牍、帛书的发现对《史记》研究的意义，提出今后在对这些出土材料进行分析的同时，就《史记》各篇的结构对司马迁的历史观进行考察的必要。淮海工学院中文系的 肖振宇 教授在《为叔孙通正名——对《史记》中一些人物的新思考之一》一文中指出，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一个有名人物，但是历史上经常受到人们的指责和讥讽。作者通过分析指出叔孙通所犯的“错误”并不完全错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很大程度错在人们对他的评价观念和标准上。叔孙通“易主”是讲求实际、灵活处事、选择明主之行为；其言行也不是面谀，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作者看来，“通有高世之智，国家建大计，极得力人。”

　　首都师范大学的 踪训 国 副 教授认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为保存辞赋文献、辞赋研究资料做出了重大贡献。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指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讥讽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词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因而，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 谷口洋 副教授以《垓下歌》、《大风歌》与项羽、刘邦的传说为例，论述了《史记》中歌谣与传说的关系，指出《史记》所引用的诗歌、文章等作品，都是与故事传说相配合的，且其中的“歌”具有悲剧倾向，暗示任何英雄都逃脱不了天命。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 李慧 教授把司马迁与白嘉轩进行比较，指出从司马迁到白嘉轩，历史跨越了两千年，但在白嘉轩身上仍然能够捕捉到司马迁的精神、人格与思想。《史记》里众多的历史人物所体现的内在风骨、内在气质，正是司马迁本身的“影射”。两千多年来，这种精神、人格与思想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的秦人，它们像涓涓不停的小溪，最终汇成了洪流，即秦人风格：建功立业，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质朴顽强，坚韧不拔的无畏精神；勇于革新，推陈出新的开拓精神；忧国忧民，克己奉公的爱国精神；崇尚道义，杀身成仁的唯美精神。西北大学文学院 李志慧 教授、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梁建邦 教授分别就司马迁的人生价值和人们为何景仰司马迁展开论述，总结了司马迁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并指出司马迁的人格魅力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系主 任 梁中效 先生认为秦汉王朝的大一统是以西部地区为基础的，秦汉帝国的文化创造与整合、定型亦是以西部地区为舞台的。司马迁本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西部热土上孕育的精英，司马迁的思想和他的名著《史记》打上了深深的西部时代的烙印。作者在文中着力探寻人地关系和西部统一天下的原因，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的观点。

　　在本次研讨会中还涌现出一大批青年学者，他们都向大会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思想新颖，是《史记》研究的后备力量，也为《史记》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津同学的《论司马迁的臣道观、臣道行》，论述了司马迁为臣立心修身的意义。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丁晓雯同学在《司马迁笔下吕后的政治才能评议》一文中，从分析《史记·吕太后本纪》入手，分析了吕后卓越的政治才能以及司马迁创作《吕太后本纪》的部分原因。此外，陕西师范大学的吴玲玲，西北大学的高一萍、方原等同学，都积极参与了讨论。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过程中，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在今后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中，要注意客观探讨，微观剖析；始终注意文史的结合研究。同时，学者们还提出了研究司马迁的当代意义等等。另外，学者们还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提议和构想。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为纪念司马迁诞辰 2150 周年而专门准备的文艺晚会及大型笔会，貟恩凤等艺术家应邀出席了这些活动。大会还组织代表参观考察了大唐芙蓉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韩城司马祠等地，使代表们对古都西安以及司马迁的故乡韩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司马迁诞辰 2150 年之际赴韩城考察，更加表现出学者们对一代“史圣”司马迁的崇敬和景仰之情。这次大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次盛会，如新华社、人民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陕西电视台等。大会还收到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秦文化研究会、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发来的贺信。

　　2005 年中国·西安纪念司马迁诞辰 2150 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继承前人对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的基础上，探寻新的视角，发掘新的资料，提出新的观点，从更广阔的视界将司马迁及《史记》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它不仅为前人的研究做了整理和总结的工作，也为今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青年学者的学习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推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