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大隐。他传奇的半生抗清经历，具有革命性的学术思想，都足以为从许由、善卷到伯夷、叔齐，到春秋战国老庄、鲁仲连，再到东汉严光，魏晋阮籍、嵇康，晋宋陶渊明，明末李贽以降的中国古代隐逸史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并不是说他之后再也没有隐士，而是再也没有比他更大的隐士了。

　　万历三十八年，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他的父亲黄尊素做过明朝天启年间的御史，是东林党的重要成员。为官廉洁，秉性耿直。当时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大宦官魏忠贤而惨遭杀害。魏忠贤权倾朝野，许多人都明哲保身，只有黄尊素挺身而出，上书为杨涟鸣不平，马上被削职还乡。天启六年，被捕下狱，受尽酷刑，含冤而死。当时的黄宗羲只有16岁。这件事情在一个16岁孩子的心灵中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会在他19岁时的复仇过程中看出来。

　　19岁，正好又是崇祯元年。一个据说是发誓励精图治、中兴明室的新君的即位。这时的黄宗羲也和这个新即位的崇祯皇上一样，相信只要革除旧弊，就可以拯救这个日益衰败、气数已尽的明王朝。黄宗羲觉得除奸、平冤，为父亲报仇的时候到了，于是在袖子里藏了一把铁锤就进京了。刚进京，恰好赶上斩杀魏忠贤，他趁机上书崇祯，请求诛杀魏党余孽曹钦程、李实等人。黄宗羲与仇人当庭对质，面对杀父仇敌，按捺不住自己压抑三年的怒火，抛出袖子里的铁锤，向仇人许显纯的脸上砸去。“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清史稿·黄宗羲传》），一气之下，又痛殴了崔应元，并且拔下他的胡须，以胡须代头，祭于他父亲的灵前。又前往监狱中，找到曾经殴打并杀死父亲的两个牢卒叶咨、颜文仲，一并杀之，为父亲报了仇。

　　这会儿，黄宗羲还有一个仇人，名叫李实的，不但不认罪，还上书皇上，极力为自己辩解，企图能免除罪责，不过没有奏效。他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私下里派人给黄宗羲送了三千两白银，求他不要再追究此事。也许在他眼里，3000两银子是可以堵住一个孩子的嘴的，但是他怎知道一个为父报仇的孩子的满腔怒火呢？显然是小瞧了这个年轻的对手，于是，3000两银子正好变成李实罪行的铁证。“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於对簿时复以锥锥之。”黄宗羲又用袖子里的锤子狠狠的锤了李实一顿。

　　黄宗羲的铁锤实在是太富有象征意味了，它反映了一个黑暗时代忠良之后的满腔怒火。魏忠贤制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多少忠良之臣含冤而死，多少忠良之后沦为孤儿。所有的案子结清之后，黄宗羲率领所有惨死忠臣的子弟，齐集于大牢门前，为父母的亡魂设祭，众弟子悲痛哀号，“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黄宗羲传》）哭声把皇上都给感动了。

　　这一系列的复仇行为为年少的黄宗羲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和知名度。但这除奸平冤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将衰弱的明朝重新振兴起来。崇祯皇帝虽然呕心沥血，无奈朝政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国家看不到兴旺好转的迹象。不仅如此，到了崇祯末年，自魏忠贤以后一直被打压的阉党又开始蠢蠢欲动，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而堂上诸臣并没有从魏忠贤一案中吸取教训，又开始随波逐流，纵容为患。屡屡遭到挫伤打压的东林党已经锐气大减，再也不能承担打击阉党的使命，复社继之而起，接过了这一历史重任。

　　这时的黄宗羲，已经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威望也很高。当南京的马士英与阮大铖暗中勾结，企图东山再起的时候，复社的名士们正好也在南京集会讲学。他们联名写了《防乱揭》，矛头直指阮大铖。原先东林党的子弟们都推选无锡顾杲为首领，“天启被难”的忠臣子弟则推黄宗羲为首领，签名的人达到140人之多。这件事情轰动了南京乃至全国。

　　阮大铖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当清兵入关，南明王朝成立的时候，阮大铖官复原职，又和大学士马士英勾结，按照当年《防乱揭》上签字人的名单，一一捕捉。正好黄宗羲这时要向南明的皇上上书，恰好落到阮大铖的手里，和顾杲一起被逮入监狱。黄宗羲的母亲听说这件事，不禁哀叹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清史稿·黄宗羲传》）先失去丈夫，又累计儿子，世间妇女的命运再也没有比这还要悲惨的了。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正当明朝阉祸内乱不止的时候，北方的女真人和西北的农民起义军都已经在摩拳擦掌了。李闯王真的闯进皇宫，崇祯皇帝也只得“身挂东南枝”，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悲哀无能的一生，也结束了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紧接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女真人的铁骑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踏平了长江已北。

　　有血气的青年男儿纷纷按捺不住，揭竿而起，举起了反清大旗。浙江的明朝旧员熊汝霖、孙嘉绩相继率众起义，“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黄宗羲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纠集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跟随起义军开到江上。江上的人都称他们为“世忠营“。将士们个个斗志高昂，岿然有吞吴之气。黄宗羲被当时的南明鲁王任命为监察御史，一时间雄心勃勃，志在光复明朝。

　　但是，拥有重兵的镇东侯方国安、武宁侯王之仁等人拥兵自专，鲁王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这两个人就想保存实力自守，不愿意挥师北上。而首举抗清义旗的孙嘉绩和熊汝霖更是屡遭排挤，到最后落的个既无兵权，又无粮饷的地步。孙嘉绩感到黄宗羲是个重义气的人，而且又很有才略，于是毅然将自己所剩下的兵士都交给了黄宗羲；黄宗羲又与王之仁的儿子王正中合军一处，共有3000人，挥师北上。“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等内应。”（《清史稿·黄宗羲传》）“百日之内，牛酒日至，军容甚整”（《神道碑文》），这次进军，可谓计划周密，外有精兵，里有内应，水路两军，齐头并进。但是清兵防守很严密，陆军遭到清兵的围堵，不能前行，孤立无援的水军也已溃败，全军只好大败而归。

　　黄宗羲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率领残兵500人，“归入四明山”，想要在这里安营扎寨，等于自立山头，然后“徐为航海之计”（《行朝录·四明山寨纪》）。部队驻扎在一个寺庙里，黄宗羲下山微服私访的时候，告诉部下，要和周围的山民们好好相处，可是部下都没听，不久便与山民结下了梁子，被山民们一气之下纵火烧毁了寺庙，全军覆没。

　　知道这件事之后黄宗羲悲恨交集，痛不欲生。天地之大，竟然没有黄宗羲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清兵逮捕他的布告，也到处张贴。为了逃避追捕，黄宗羲携带家眷逃往剡中，躲进深山，一边精研兵法历算，一边等待时机。

　　当黄宗羲隐居剡中的时候，鲁王倒是在福建中部攻城略地，打得很热闹，先后收复了三府一州，27个县，后来虽又被夺去，但是南明的势力毕竟又振作了起来。鲁王下令召西侯张名振夺回浙江建姚。黄宗羲闻讯，精神一振，连夜前往见鲁王。鲁王晋升他为左副都御史。但这不过是个文职，更何况黄宗羲是个吃过败仗，最后弄得没有一兵一卒的人，他能做什么呢？只能无所事事罢了。一腔热血的黄宗羲，只能在无所事事中焦急、痛苦、忧愤，等待。

　　靠什么来打发这无聊的时光呢？“日与吴锺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清史稿·黄宗羲传》）。黄宗羲曾在《思旧录》中这样描述那时的生活：“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落日狂涛”正是黄宗羲不平静的内心写照。

　　就在这没事干的时候，黄宗羲开始挂念家中的母亲。自己只身在外，将母亲一个人抛弃在家里，清廷又“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相威胁。母亲危在旦夕，既然在这里没事可干，还不如回家尽孝，“亟陈情监国，得请，遂变姓名间行归家”（《清史稿·黄宗羲传》）。但是黄宗羲一直没有忘记抗清复明的大业，依然不懈地进行秘密斗争，“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慑也”（《清史稿·黄宗羲传》）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费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这首《山居杂咏》正是他当时内心世界地自我写照。直到顺治十年，鲁王被去掉监国的称号，“海氛渐息，无复所望”，他才“奉母返里门，毕力著书”，将全部精力用于论道治学。

　　黄宗羲是一个典型的明朝遗民，清代的叔齐伯夷。我们能从他那“身滨十死不言危”的坚强意志中，感受到一种“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

　　“归，益肆力於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於南雷，以承东发之绪。”（《清史稿·黄宗羲传》）

　　他回家读书著书也和他当年“入京诉冤”一样，苦学力行，十分投入。读书不读则已，一旦用心于此，便要读尽天下好书。家中的藏书读完了不过瘾，就四处借书读。浙江余姚，是著名的藏书圣地，向有书海之地的美誉。有许多著名的藏书楼，他都一次次去讨借，不肯放过一家。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都一一抄来，抄完后如期奉还。为此，他又专门开出一片地，建起了自己的藏书楼，名曰“续抄堂”。

　　黄宗羲早年是刘宗周的弟子，早在崇祯末年就很有名气了。十年烽火，千里奔波，使他对人生的体悟，对社会和政治的体认又清醒深刻多了。学问也日渐博大精深。所以一回到家力，到处都是来请他讲学或者跟他学习的人。既然要教学授徒，就要教得像个样子。他首先将20年前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恢复起来，重新开始讲学活动。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黄宗羲治学严谨，有三条治学原则：第一，讲根基，主张“以六经为根基”，反对不读书的清谈；其二，重视博览群书，强调融会贯通；其三，讲究经世致用，反对读死书，更厌弃迂腐之学。自晚明以来束书而谈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兴了几百年，黄宗羲大力提倡“实学”，而且他确实有自己独到的学说，一时间在学术上又声名鹊起，风靡天下，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人邀请他讲学。

　　黄宗羲学问博大精深，可以说是“著作盈车”。《清史稿》上说：“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所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明人文集二千余家，自言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晚年又辑宋元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他的著作涉及经史子集，文学历学等广泛领域，且一经涉足，便多有发现、开拓和创见。其治学精神一言以蔽之：总结明亡教训，恢复原儒精神，为中华民族寻找一条出路。

　　而最能体现其学术思想的乃是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该书以“三代之治”为楷模，其著述主题是——使天下为“家”变为类似上古社会的那种“天下为公”。他认为，封建社会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在于“家天下”的体制，从而使得国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原君》）。君权没有到手时，“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一旦大权在握，便更加肆无忌惮，“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原君》)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之论。

　　那么，怎样才能变“家天下”变为“百姓的天下”呢？黄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主张。君臣关系，不再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君臣治国，就好像一起种植一棵大树，同样是种树之人。怎么共治呢？黄宗羲提出了“学校制”。（《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并非现在所说的学校。他所谓的学校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议政方式，相当于西方的议会。处理政务、选拔人才，评判是非，制定法律，不再以皇帝的金口玉言为准，而改为由“学校”公益。这个学校制，很像后来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议会制。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无疑带有强烈的革命性，基本上否决了君主独断制，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斗争气息。这无疑跟他的亡国经历和十几年的抗清斗争大有关系，是对明代亡国的一种反思。《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已经具有了要求民主的近代性质。清代大学者顾炎武读了这本书之后大为叹赏：“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顾宁人书》）近代大学者梁启超也从中获益匪浅，极赞此书“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而最早最深。”遂“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这的确是一本近代思想启蒙之坐，不单单在政治方面，同时也是隐逸文化进入近代的一个符号。

　　隐逸文化说到底，不过是文人对自我意识的尊重，不过是寻求一种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品德的高尚，不愿做政治的奴隶，权势的奴仆，不愿为名利所累。为了挣脱名利的枷锁，在政治之外所作的一种人生选择。而政治的民主化、法律化，君臣共治，“学校”参与，为文人的人生提供了自由的竞技场，提供了文人与政治的结合方式，从而使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人找到了他们用武的自由天地。然而理论归理论，行不通就是一堆废纸。中国历史的漫长，形成了一种缓慢然而持久的惯性，一时半会不可能遽然改变，因此，黄宗羲如此前卫的思想也只有等到两个世纪之后猜开始缓慢地发挥作用。

　　学术的卓异，自然带来声名的鹊起。黄宗羲的一声始终似乎始终处在一个“明星”的位置。年轻时锤击奸臣，名声就大震；后来参加抗清斗争十几年，失败后成了清室捉拿的要犯，四处逃命；现在又因为学问暴得大名，与孙奇逢、李颙并称当世三大儒，成为江南遗民文人的杰出代表。清政府于是开始极力地拉拢他，以显赫的地位诱其入朝为官。

　　就在《明夷待访录》完稿第二年，学士叶方蔼举荐他，被他婉言谢绝。康熙十七年，“诏徵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清史稿》）他的弟子陈锡暇知道老师的为人，对叶方蔼说：别再为难我的老师了，弄不好他会像谢枋得那样自尽的。“未几，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徵之备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辞之。”黄宗羲碍于私人面子，礼貌地给徐元文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遗子从公，可以置我矣！”意思是说你这就是逼我去死啊！并且自比伯夷叔齐，举荐他的人也就知难而退了。“朝论必不可致，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有司知道他来不了，只得让当地官员抄写他有关史事的论著已备案。徐元文的哥哥徐乾学也曾举荐黄宗羲，康熙皇帝说：“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徐乾学又说他太老了来不了了，惹的康熙一阵叹息，“以为人才之难。”“宗羲虽不赴徵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

　　作为一个文人，在明朝灭亡十余年后，黄宗羲终于安下心来，老老实实治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隐”。在清朝建立后的50年间，政府屡征屡辞，也从未参加清朝科考，可以说是始终没有入清廷一步，布衣终身，表现出了安贫乐道的隐士情怀。其品德气节，不失为当时的伯夷叔齐。他几乎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有隐逸文化的聚光点，并初步展示了近代隐逸文化的新走向。

　　黄宗羲死于康熙三十四年，也就是1695年。临死之前，他给自己造好了一座坟墓，墓地中央安放一个石床，床上不放棺材。全祖望认为他这样安置的原因是：“盖自以遭家国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临终时立下遗言：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是鼓吹、纸燔、纸钱之类的东西都不准使用。他不信鬼神，也不愿落俗。他还别出心裁得让人在坟前树立两条望柱，上书一副对联：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
　　　　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对联是说黄宗羲不事王侯，变名隐居就像东汉的严光，屡召不至，朝廷有大事便来咨询就像虞喜虞仲宁。这两个人加起来确乎是黄宗羲的一个写照。

摘自《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