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空前巨大的科学技术发展要求人类精神发生一次“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期待一个多极均衡、多元共存的全球化，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如宇宙发展的不确定性、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等多种思维方式，以及人只能镶嵌在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的社会思想都可能对此作出贡献。
关键词：文化自觉；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不确定性；多种思维方式
一、我们面临的复杂局面
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这和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从机械生产转向初期信息时代，都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移动通讯的革新（如海选、群发集会、博客，一般大众可以向任何人发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意愿的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特别是新一代人的成长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长大，自我成长。我们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会对我们的未来深感迷茫。其次，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自己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变得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干细胞、克隆、体外受精等人为的手段加以复制、改变、优选。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此外，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单个原子和分子，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层次。这些新发现和革命性的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枝末节，迫使我们在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上都发生根本变化。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帝国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战争给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新的一代和他们的下一代正在成长，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自我观念都将与我们迥然不同。任何想用过去的陈规来阻遏他们前进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以上这一切大变动，加上20世纪的苦难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绝灭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等等），使得人类精神不得不发生空前的大变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
二、西方对当前文化危机的认识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今天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上。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为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一种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
为了突破危机，追求“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西方的思考者大致从三个方面来突破现状，以寻求文化的未来发展。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便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法国学者于连·法郎索瓦（Jullien Franqois）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说，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其次，不仅将非西方文化作为参照，还要从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理查德．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于连·法郎索瓦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
再次，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他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指出：“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西方的这种文化自觉与自省使全球文化的多元共存成为可能。
三、中国需要直诚的文化自觉
中国人长久以来，强盛时以“大国心态”傲视他族文化；贫弱时，或自卑投降，或演变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因为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和种子。例如中国人重视世代之间的联系，崇敬祖先，重视养育出色的孩子；中国人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相信不同的东西可以凝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中国人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反对以力压人，倡导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精髓。
但是，一种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它还需要发展，需要开花结果。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灭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所谓“创造”就是不断“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此外，今天的文化自觉还要求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只有同情和理解多种文化，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何种地位，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90高龄的费孝通先生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文化自觉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履行的时代赋予的责任，而他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文化自觉在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作出何种贡献，同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重新再认识。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重要方面：
（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无形无象的“混沌”之中产生的，这就是“有生于无”。“有”的最后结局又是“复归于无物”。“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无物”、“无状”并不是真的无物、无状。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象”和“物”都存在于“无”中，都还不是“实有”，它只是一种在酝酿中的无形无象的、不确定的、尚未成形的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确实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
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只有“摸着石头”，向“未知”进发，才能创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既然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从鲁迅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到对“世代复仇”的反讽，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也能看到复仇与和解的双重变奏。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对“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改变了由“两个凡是”锁定的僵死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纠正了过分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而运用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的自由创造，“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
前述《道德经》中论述的“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的作者指出：“《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间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作者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持有这种观点，就可以找到化解文化冲突的思想基础。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
1、执两用中，一分为三。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如罗素所说，笛卡儿体系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对客体进行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思维方式与此全然不同。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深化，至于无穷。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而一”。《史记·律书》提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为什么说“成于三”?当两种原不相干的事物相遇，而构成“场域”，就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原来两者的第三个东西，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礼记·中庸》强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天、地是不够的，必须有第三因素“人”来“赞天地之化育”，才能成其为世界，这就是天、地、人。《中庸》的真精神也就是要从“过”和“不及”的两端，找到一个中道，即所谓“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两项旧物的“折中”，而是从“两端”构成的场域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汉书·何武传》中说：“（何武）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这就是执文吏和儒者必端，而得到一个既非“文吏”，亦非“儒者”的第三个新的意见。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智慧的结晶也许能救助日益趋向暴力、恐怖、极端的世界。
2、五行相生相克。五行思想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后来的《左传》、《国语》等多有论述，意谓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构成的关系所组成。这五种元素是：木、火、土、金、水，它既代表颜色——青、赤、黄、白、黑，又代表人体——肝、心、脾、肺、肾，也代表方向——东、南、中、西、北，时令——春、夏、长夏、秋、冬，等等。五种元素既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又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循环往复，无有已时。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崇尚多元、尊重自然。
3、“反者道之动”。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到不要再享受，人类走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走向坟墓以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而中国古训所强调的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是战国竹简所说的“反辅”：“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可见“回归”、“反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和重新再出发，这就是“反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反辅”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盲目“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远古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欧洲文化的发展往往也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来。目前在西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果人们改变了“直线狂奔”、盲目奋进争夺的思维定式，习惯于回头看看，文化冲突就可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4、“负”的思维方式。老子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车轮、器皿、房间的有用之处，都不是其实体，而是非实体的空间。又如中国画中，画月亮不是画其本身，而是画周围的云彩，中间那个空白的、没有画的地方才是月亮。这些都是强调要给人以空间，强调“有容乃大”，强调包容、宽厚。
五、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但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一如戴震所说：“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手段。儒家认为，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政府少折腾、百姓无官司的社会。儒家的这些主张也许可以修正西方民主的弊端，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兼顾身心的、更合理的民主，也可以化解以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强加于人因而爆发的文化冲突。
总之，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均衡发展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就应该有更深刻的文化自觉，同时对世界各地的文化更加了解，关于他种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描述，也要更加了解。这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欣赏其他文化、与之共存并交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的特点，对之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他种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促成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开展对话沟通，并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多元格局。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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