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冲突成为我们这一世纪最难解决的死结，也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解决这一僵局的途径恐怕只能是建设世界的多极均势，相互制衡，维护多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世界文明大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建树。过去，我曾参加过杜兰编著的11卷本《世界文明史》中译本出版座谈会，当时普遍的感觉是号称“世界”，而所谈东方与中国甚少。对“轴心时代”即已形成的八大文化系统之一的中国文化，作如此处理是很不恰当的。我当时还特别感到不仅是要在各种《世界文明史》中增强中国文化的分量，而且还应突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看法，也就是要在中国文化视野中来研究世界文明。《世界文明大系》的出现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尽管它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我认为它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对如此广泛的世界文明历史，系统地发表中国人的看法，这还是第一次。通过这套书，世界可初步了解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看法，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这套书相当全面地介绍了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让某些中国人更好地突破惟我独尊的大国心态，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发展本来就是多元的，只有不断发展这一多元文化生态，既反对西方中心论，又反对自闭的文化部落主义，才有可能真正创造出一个和平发展的文化环境。第三，这套书初步奠定了一个在中国视角下研究世界文明的构架，以后还可以不断补充发展。
当前正在蓬勃开展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非西方文化的兴趣使这部《世界文明大系》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9?11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有识之士都在考虑如何解除战争和人类毁灭的威胁。他们展开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反思。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认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哈伯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的文章《论欧洲的复兴》强调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力的顶峰，必然会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有所领悟，这些经验有利于反对帝国霸权，抛弃欧洲中心论，加快世界多极均势的实现。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也说：“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现政府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齐格蒙特?鲍曼则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西方的文化反思推动人们更多地探索和研究非西方文化，特别是掀起了重新认识东方的热潮。这一趋势首先关联着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互动认知思维方式强调摆脱主体原有立场，试图从他者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正如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所说：“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曾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使西方汉学不再是单纯地以中国为对象的学问，而是一种文化间的互动研究。如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与并不懂中文的的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一连写了《通过孔子而思》、《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三本书。斯蒂芬?显克曼（Steven Shankman）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和《古代中国与希腊：通过比较而思》，让?弗郎索瓦?勒维尔的《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英国学者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
《世界文明大系》为文化间的互动研究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资料基础，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不以西方思想为主轴的世界文明大系。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理念。当然，全书十余卷，质量参差，在所难免，有些地方也还有沿用西方不当观点的痕迹，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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