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观:读书本该会意

汤一介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甚解。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爱看,因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也还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因为我并不想作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二字,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言,三万言。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官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有个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人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是对《论语》或《道德经》是“甚解”了呢?没有吧?!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在我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我对“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给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短”一个新解,认为这三句话是孔子说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过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话吗?没有,但我从孔子的话中“会意”出一种新意来,于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扩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中国教育报》2002年6月20日第5版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