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著名学者、哲学家，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有“学界泰斗”之称。1916年4月出生于山东平原，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兼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当选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孙子和齐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师、著作等身的学者。
他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
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他常说，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还是普通公民，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他就是任继愈先生。
与毛泽东的一次面对面催生了宗教所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自此与哲学结缘，在这里一呆便是20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任馆长。而今，这位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名誉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任继愈告诉笔者：“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泽东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革”开始后，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显得十分“乖巧”，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继愈为人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自然所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今，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儒教就是宗教”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学术界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从儒家到儒教》（1980年）、《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1982年）、《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1982年）、《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1982年）、《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1982年）、《佛教向儒教靠拢》（1984年）、《重视儒教的研究》（1986年）、《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1988年）等学术著作，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
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小长征”奠定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
从小，任继愈就爱思考，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任继愈出生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的“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为曹老师激赏，认为‘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任继愈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的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所只办了4年的中学，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奉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
任继愈告诉笔者，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一路上写生。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不为难这些知识分子。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的敲击着他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赵城金藏》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当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任继愈告诉笔者：“《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样一部珍贵的典籍自然是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最后藏在窑洞内，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介绍：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惟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们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老少不一，工作时间有长有短，但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任继愈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鲁迅、冰心、闻一多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为这个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工作也已进行了10多年。任继愈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对此，任继愈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大量地扩招研究生，一个导师带很多学生，这样很难保证质量。“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8月底，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
“文保”代言人不做匍匐在偶像下的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任继愈却不信任何教派。“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如同一个基督教徒不可能探讨耶稣是否存在的问题。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
对于个人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2001年，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据了解，“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分长城篇、敦煌篇、山川篇、建筑篇等。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般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退休的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在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己感觉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四五点钟起来工作，这对一位年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让人难免追问，这样的动力来自哪里？任继愈的回答是，想着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累。
“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是任继愈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他把群体比喻成一桶水，每个人都只取不加，水早晚会干。“为群体做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多做一点。”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现在仍爱看足球赛，只是失望于“中国的足球缺少灵魂”。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作品，还有西方一些浪漫诗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他虽然也欣赏其精美，但认为多写个人遭遇，不够大气。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生活上，任继愈很简朴，他在国家图书馆办公室那两间，面积都在十几平米左右。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任继愈至今仍在多读书，多用脑（只指学问）来养心，而且从不服用任何补品。他从祖国医典“血由气生，气由神全”中得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的观点。
任继愈在养生方面，具体崇尚“五闭目”养生术，即闭目静心（当日常诸事纷扰、头痛脑涨之时，找一清静空寂之地。正襟端坐，双目闭合，两眼下沉，意无所念，使心神进入寂静状态，半眯双眼，目不瞻视；眼虽动而视物无睹，良久则心平气和，头脑清晰）、闭目降气（凡遇愤愤不平或遭受屈辱、暴躁难耐时，要理智地控制感情，离开是非之地，闭目掂量后果。同时用自己的双手食指轻轻压在眼睑上，微微揉摩，至眼珠发热发胀，便觉胸膛闷塞顿开，肝火胃气下降，躁怒平息，心情和缓）、闭目行悦（当忧郁悲伤、失望空虚、心烦意乱之时，退避静舍，独坐闭目，眼珠上视，神聚头顶微微仰面昂首，放松思想，回忆以往得意欢愉往事）、闭目意驰（当事不如意、若有所失、烦闷终日时，闭目抬头，意想浩渺广阔的太空，或停立于高处，俯视人间万景）、闭目卧思（人的思维有三种形式，第一为睁眼思维形式；第二为梦境思维形式；第三即闭目思维。闭目思维是一种临界思维“现象”，即卧而不寐，闭目意想联翩，大脑排除了外界的物象视觉综合干扰，又能处于充血充氧状态，促使大脑细胞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提高思维的深度）。
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好些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与老人对话就像走进一座图书馆。在笔者眼里，先生的人生就是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先生的学术就是一座图书馆、一座博大深厚的图书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