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一篇介绍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并非易事。因为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迄今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400多篇。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音乐、韵学诸方面都有骄人的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称他是哪一方面的“家”都不足以概括先生的学术成就。因而有学者戏称饶先生是“有家难归”的大学者。“有家难归”是因为“家”太多了，“归”到哪一家都不合适，故云。成就如此之高的大学者，要介绍他就得读懂他的著作，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及至家庭、社会背景。然而我们做不到这些。有幸的是，作为潮汕家乡的学子，我们多次得到饶先生的指教，为饶先生的入品、学识所深深折服。现愿意把我们所了解到的饶先生的故事和成就告诉大家。
一、家学渊源，少年才俊
饶宗颐先生，字固庵，又字伯子、伯镰，号选堂，广东潮州人。1917年8月9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二）生于粤东文化古城潮州的一个书香世家。
饶先生的家乡潮州，座落在美丽富饶的粤东韩江三角洲，在宋代便己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先生的祖上原居江浙，后经闽入粤，定居潮州。饶先生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又号兹园居士。饶锷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不但饱学，而且思想进步，参加过陈去病、柳亚子创办的文学团体——南社。饶老先生喜买书，喜藏书，见到喜欢的书就买来读，并收藏起来。他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储书达十万卷。饶老先生读书既多，学富五车，尤工于诗文，精于考据，方志谱牒，更是擅长，曾著有《<佛园记>疏证》、《王右军年谱》、《慈禧宫词百首》、《潮州西湖山志》等，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饶老先生还是位豪侠儒商，在潮州开有钱庄，但他不是守财奴，他不但喜藏书，还喜广求天下奇士，青年进步作家冯印月、冯瘦菊、冯素秋（“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兄、姐）都曾与其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
饶宗颐先生的母亲蔡老夫人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是进士出身，曾任户部主事。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饶宗颐先生从小就培养了好学多思的优良品格。先生小时候喜欢读《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一类古典小说。6岁时，开始练书法，学国画，尤其喜欢画佛像，8岁时，就读于潮州城南书院。9岁时，己能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古籍。至10岁，便能诵《史记》篇什，历阅佛典经史和古代诗词曲赋。11岁时，从画家杨栻（1886－1966，字寿玬，又字寿杨）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他很喜欢任伯年的作品，曾将杨栻家所藏的任伯年名作一百多幅都临摹了一遍。这为先生日后的书画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饶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但在这里，他总有“吃不饱”的感觉，对课本中的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里文章他早就烂熟干心，而他认为不用在此浪费大好的少年光阴，仅读了一年他便不再读了，倒是当时教古文的一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先生影响很大，九十年代时饶先生还记得这位王先生。他回忆道：我很信服王师这一套，“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胡晓明《饶宗颐学记》）由此可见这位王先生对少年的饶宗颐的影响之深。
饶锷老先生是位饱学之士，是位豪侠儒商，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经常到他家论学酬唱的有文学青年冯印月、冯瘦菊等，诗人有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有王显诏、杨栻等，还有后来成为词学大家、中山大学教授的詹安泰先生等。他们在饶府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好不热闹。少年饱学的饶宗颐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着大人们的高谈阔论，在大人们的鼓励下，他偶尔也参与酬唱。《选堂书画》中录有他16岁时作的《咏昙花诗》一首。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由此诗可见少年饶宗颐才华横溢，志向高洁之一斑。
二、矢志治学，崭露头角
可惜的是，饶锷老先生因潜心编写《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饶宗颐17岁这一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间，享年仅42岁。真是天妒奇才，哀莫大焉！饶老先生弥留之际，没有别的牵挂，遗憾的就是没能完成《潮州艺文志》的编撰工作。饶府上因饶老先生的仙逝而没了过去的欢乐和热闹，父亲临终前的牵挂使己步入青年的饶宗颐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父亲的未竞事业。他一方面邀请父执郑晓屏、杨光祖、蔡兰生等人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编辑成五卷本的《天啸楼集》；一方面旁搜博采，拾佚钩沉，继续编撰《潮州艺文志》。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潮州艺文志》终于杀青。该书遍录了自唐·赵德《昌黎文录》至本世纪40年代可考的潮籍名家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集书目1000余种，囊括了当时能搜录到的潮州1000余年来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是一部研究潮州学术史的重要文献。《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刊》1935年第4卷及翌年的第5－6卷上。而这一年，饶宗颐才18岁。
《潮州艺文志》的编撰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饶先生著书立说的雄心壮志，他的聪颖才华和渊博学识也得到了充分发挥。继《艺文志》之后，他又搜罗资料，编撰了潮州《金山志》和《广济桥志》。潮州广济桥建于宋代，是中国著名古代桥梁之一，《广济桥志》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当年曾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言文学专刊上，1993年又收入香港出版的《广济桥史料汇编》之中。几部著作的刊行，使青年饶宗颐在省内头角崭露，得到了著名学者罗香林等的赏识，被聘为广东通志馆纂修。他又撰写了《韩文公祠沿革考》、《古海阳考》、《海阳山辨》等文章，后来编成《潮州丛著初稿》一书，为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罗香林所推赏，列为广州市立图书馆丛书之三出版。饶先生的年青有为，受到了一位潮州籍著名学者的关注，这位老乡，便是词学专家詹安泰教授。1939年，在詹先生的举荐下，饶先生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但当时广州已为日寇占领，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饶先生本拟绕道香港，再由港入滇。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只好滞留香港养病。
由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当时的香港集中了前来避难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便有著名出版家、学者王云五和词学家、书法家叶恭绰。王云五听说饶先生在港，便通过友人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而叶恭绰当时正编纂《全清词钞》，也力邀饶先生加盟。饶先生高兴地参加了这两项工作，这两项工作使饶先生更广泛、更深入地阅读了更多的书籍。特别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少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的研究，也是由此而开始。这对于原来只做家乡史志学问的饶先生来说，学问的领域一下子拓开了很多。可以说，饶先生的学问，由此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此，他对国学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饶先生撰写了《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金文平议》等论文，受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看重，并约饶先生为他的《古史辨》撰著第八册《古地辨》和史书《新莽史》。1940年，饶先生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这书分上、中、下三卷20篇，附录收有钱穆《楚辞》研究文章三篇和方楚枚、陈梦家的文章各一篇。饶著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他反对钱氏“屈原放逐，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渚水，本在江北”之说，力主“屈原本无放逐汉北”之说，并对钱氏“先泰时期楚国文化甚低”的观点提出异议。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读了书稿，十分高兴，欣然为此书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此时的饶宗颐，年方23岁。
1946年，饶先生被聘为广东文理学院教授。不久，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次年又被推选为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至1949年这几年间，饶先生又把精力集中在《潮州志》的编纂上，完成了“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交通志、实业志、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艺文志、丛谈志”等15个专志，并由汕头艺文印务局印行。同时他还完成了力作《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可以说，此时的饶宗颐虽然才刚刚年过而立，但无论在史学还是方志学、考据学方面，已是治学有成的青年专家了。
三、游学三洲，蜚声海外
在香港定居之后，饶宗颐以考古学、史学、方志学著作成名。1952年，他被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讲诗经、楚辞和六朝诗赋、古代文论及老庄哲学等，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大学讲坛使饶宗颐的研究课题进一步拓宽，学术交流更加广泛，特别是跟外国汉学家的交往，使饶宗颐得以了解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涉猎国外所藏的中国文物，使他的学问又再上了一层楼。
1953年，他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人间词话评议》、《长沙出土战图楚简初释》、《潮瓷说略》等论著。值得特别介绍的是，1956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结识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会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法国著名的沙维尔尼行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在这里，他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这些宝贵的经卷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地研究敦煌学，为中国人争口气！
这位戴密微（Paul Demie Ville， 1894－1979），乃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n Pelliot，1878－1945）的高足，精通汉学，对饶宗颐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饶宗颐对戴密微也早已闻名，因而两人在法国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论学酬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饶作《词籍考》，对明代以前词书，包括别集及相关资料罗列具备。戴密微乐为之序，并称此书堪与清代词学家朱彝尊的《词综》比美！ 1962年，经戴密微推荐，饶宗颐以1959年出版的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儒遵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学者（第一位是洪煨莲先生）。1965年，饶、戴用中、法两种文字合著《敦煌曲》，1971年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出版后，被列为“巴黎所藏伯希和敦煌资料丛书”第二种，成为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巨著。1966年饶、戴又结伴同游阿尔卑斯山、巴黎圣母院、拿破仑行动宫等名胜古迹。饶宗颐得诗36首，编成《白山集》，戴密微读后，击节称赏再三，遂为诗集题词：
儿时闲梦此重温，山色终非旧时痕。
爱听清湍传逸响，得从峻调会灵源。
同年8月，饶戴又结伴游瑞士日内瓦等地。饶先生又得绝句36首，编成《黑湖集》，戴这次干脆把它译成法文，发表在瑞士的《亚洲研究》杂志上。
1958年，饶宗颐游学意大利，参观考察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名城。返香港途中，不意飞机有机械障碍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没想到在这里饶宗颐见到了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两位汉学家互相心仪己久，故而一见如故，高罗佩著有《琴道》、《稽康琴赋注》等书。临别时，他送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本的《伯牙心法》。饶先生则赋诗两首回赠。
几次的西欧之行，使饶先生结识了小少汉学家，开阔了眼界，因而学问陡长。在这个时期，饶先生对敦煌学，甲骨学、楚帛书的研究用功最勤，建树良多。除了上文提到的敦煌学巨著《敦煌曲》之外，还出版了《楚辞书录》（1956）、《老子想尔注校笺》（1956）、《日本所见甲骨录》（1955）、《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九龙与宋季史料》（1959）等著作。饶先生的甲骨学代表作之一《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也在这个时期出版（1959）。这部80万字的巨著甫一问世，即在国际学木界引起轰动，共有13国的文字的书评予以评介，并以此书而荣获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儒遵奖”。直到1996年，韩国汉学家孙睿彻还把它译为朝鲜文出版，可见其影响力之深广。也正是由于此书，使饶先生又结识了印度学者白春晖，为其东方学研究起了牵针引线的作用。
白春晖50年代初是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曾担任翻译，后来还被印度政府派到北京大学学习。白春晖慕饶先生大名而与之结交。饶先生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先生梵文。每周二次，坚持了三年。白是正宗的婆罗门，饶先生跟他学梵文进步很快，为日后梵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饶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和永久会员，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在白春晖的推荐下，他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利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在这里，他有小少新的发现，如刘熙的《释名》源于《婆罗门经》，韩愈的《南山诗》深受马鸣的《佛所行赞》的影响，“悉昙”（音韵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和语言学的影响等等。他写出了《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评议》、《梵文四流音RR[[与其对中国义学之影响》、《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等很有见地的论文，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68年8月，饶先生应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林大波之聘请，任该校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饶先生又利用身在星、马之机，游历星洲及马六甲槟城，专事搜求当地华文碑刻，后整理为《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发表于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上，受到华侨史学界的关注。
1972年底至1973年5月，饶先生又受聘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下半年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一直到1978年9月退休。在此期间，美国耶鲁大学曾发来聘书，请求饶先生任该校研究院的客座教授。1976年，他应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密微的学生汪德迈的邀请，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第三次赴法讲学、研究。这次到法国，他又经汪德迈介绍，师从法国著名学者博特罗（J．Bottero）教授学习楔形文学及西亚文献。后来，饶先生用其所学，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并进而探讨了近东与远东两个地区的开辟神话以及造人神话的异同，对人类精神文明史作了开拓性的研究。
1977年，饶先生60大寿之际，出版了他的史学力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饶先生为著作这本书，历时五载，足履三洲，纵观3000年，横比各王朝，从正统观念的产生、汉人的正统说，一直讲到明清学者的正统观点。是书还为读者附录了自晋以降的130多名学者的160篇正统论史料。是书一出，立即引起史学界的轰动，影响重大。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重版此书，由上海复旦大学著名史学家朱维铮教授作《序》称：“国内近数十年，专究历史观念的论著本就稀见，而以正统论为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专著更未发现，我所见而又是同行公认的力作者，唯饶先生这一部。”由此可知饶先生在史学上独辟蹊径之功力。
四、爱国爱乡，再写辉煌
饶宗颐先生在港、台地区及国外汉学界，声名远播。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直到70年代末国内学界还很少有人知道饶宗颐其人及其学术成就。而饶先生也深以未能亲到敦煌、殷墟等地一睹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为憾。直到1980年，才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的邀请下，到大陆考察，畅游祖国大好河山，遍访长城内外名胜古迹。中山大学派出著名古文字学大师容庚、商承祚教授的高足曾宪通先生陪同左右，曾先生当时己是知名古文字学家，对祖国的考古果，出土文物如数家珍，起了很好的“导游”作用。这次考察，实现了饶先生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使他激动不己，他表示一定要做出研究成果，以不虚此行。回香港后，他即邀诸曾宪通先生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出版，被考古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1983年，饶先生应邀出席在兰州举行的首届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会议，并被聘为学会顾问，他又一次考察了敦煌。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丰富的文物激发了饶先生的研究激情，年过花甲的他精力旺盛，佳作叠出。1982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1983年至1986年1月，他编选的29册《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陆续出版，不仅在书法界影响重大，在敦煌学界也有重要的资料价值。1990年，己年过70的饶先生又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江南》及《敦煌琵琶谱》等三部著作。尤其是后一部，汇集了他70岁以后（1987－1990）所作的《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等10篇重要论文，是他继《敦烽琵琶谱读记》和《敦煌曲》之后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1991年，饶先生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论集《文辙》和佛学研究论文集《梵学集》，前者收入了他研究楚辞、战国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及唐诗、宋词的论文共60篇，是饶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1993年，他又出版了国画史研究论集《画（宁页）——国画史论集》。是书收入了先生的有关国画史的论文40篇。饶先生把艺术与宗教史紧密结合起来，另辟蹊径，探求中国精神文化史。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书画》。国际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为《史学论著选》作序，把饶宗颐先生跟著名学者王静安、陈援庵诸先生相提并论，指出“饶先生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的笔下，都被派上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同年，饶先生还再版了他的《选堂诗词集》。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年底，在澳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饶先生作了题为《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的演讲，倡议“潮学”研究，鼓励潮团在联谊之外，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继承唐代常、韩两地方刺史‘兴学’的精神，在海外培植一些人才，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1991年在已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饶先生又登高疾呼：“请大家鼎力支持，共襄盛举，使潮汕文化能够借助各位的力量，更加发扬光大。”饶先生的号召，在海内外得到了广泛响应。1994年，第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胜利召开，树起了“潮学”大旗。接着，1997年，第二届大会在汕头大学召开，第三届大会也于1999年10月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召开。饶先生还主编了《潮学研究》论文集，至今己出版7辑，凡200万字，使“潮学”研究蔚然成风，并在海内外有了良好的影响。《文史知识》、《寻根》、《岭南文史》等文史杂志都办了潮学专号，一时之下，“潮学”己为国内外文史学者所关注。
原载《岭南文史》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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