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地区居民，大抵为汉藏语系及印欧伊兰语系。以种族言，前者为夷、越、戎、羌与诸夏所构成，后者自昔统称曰胡。汉、胡对立，为汉、唐记载之所常见。
以宗教信仰言，后者即佛、祆、回诸教入华之媒介人物。百川汇合、万汇交融，以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文化之共同体。自红山文化发现以来，又知远古东胡琢制夷玉工艺之卓绝，其庙墓坛结合形态，具见天圆地方观念之悠远。女神形状与西亚更多类似。余尝举哈拉发（Halaf）女神肩上之号，与甲骨文巫字及周原所出白色西域人头部刻符之一致，中外远古文化交流之迹，粲然可睹，非一般想象始料所及。地不爱宝，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记录，若甲、金、简、帛等，数量之富，与纸上文献资料，可相匹敌。以甲骨文而论，若干万片文字，诚为古史之无尽藏，倘能细心寻究，有无数新知，正待我人之探测，其事有同于开矿。略举其例：濮阳墓地之龙虎图案，足以推证卜辞之侑祭龙虎，非星象莫属。卜辞有河字而无江汉，实则即漾水，为汉水之源。从卜辞零碎资料，可以重构殷代之日书。凡此种种，皆余近年之新见，有待高明之扬榷。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
有些未来主义者，着眼于将来，热情去追求他所虚构的理想。其实，如果对过去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楼阁。“未来”必须建筑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所有的虚拟假设，其目标与方向，往往是不正确的误导。反思过去史学界，从洋务运动以后，屡次出现这种过失，不免患了幼稚病。所有新与旧之争，伪经、疑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许多冤枉路的。回头是岸，现在应该是纳入正轨的时候了。以前许多错误的学说，像说古代只有龟卜而没有筮卦、易卦是从龟的形体演变而来；说五行思想要到汉代才正式发生，把古代某些制度演进的硕果尽量推迟，使古籍上的许多美丽的记录完全无法理解而受到贬视。由于不必要的假设，把事物的年代推后，反而怀疑古书种种的可信性。国史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流，又吸收、汇合许多支流，蔚成大川。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长远经过多民族融合而硕果仅存、屹立不动的时空体制。西亚、希腊已经过了无数次更易主人、历尽沧桑的文化断层。中国迄今还是那个老样子。中国科学智慧的早熟，如音乐音阶在6000年前已产生七孔笛，即其一例。近年大量丰富的出土文物，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的真实面貌。以前对于古史的看法，是把时间尽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我们不能再接受那些的理论。对历史上事物的产生，如何去溯源、决疑，不能够再凭主观去臆断，不必再留恋那种动辄“怀疑”的幼稚成见，应该去重新估定。
我们今后采取的途径有三：
（1）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2）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
（3）在可能的范围内，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对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现在，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再像以前只局促在本国的阃阈内，作“同室操戈”式的无谓争论；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停滞在几本古书，在纸上文献，翻跟斗式地去任意做先后的安排，来武断事物出现的层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几套玄学式的历史学的猜拳游戏。须知，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地出现古物，正要求我们须更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以比勘古书上种种记录，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
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今天三重资料充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记录，我们恍如走在林荫道上应接不暇，好像陈设满汉筵席，让我们好好去品尝，时代要求我们去辨味、去咀嚼。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古史文物，已超过束皙时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运动，正在等候我们参加，新的成果正待我们去共同努力。揭谛（go）！揭谛（go）！莎婆诃！
刘起釪先生在他的《古史续辨》序言中，劈头儿便谈到《古史辨》第八册的往事，我所拟的该书第八册目录，经于1940年在成都齐鲁大学的《责善》第一卷第三期披露，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中间有些出版界人士要我照着该目录重新加以编印，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暇晷答应。其实，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
记起我在弱冠前后，尤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的时候，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的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时得以刊布的一种。当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讨论文字集中在《禹贡》一刊物，该刊亦曾印行过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那些依据地名迁徙，做出推论，滥用同音假借来比附音义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象所考虑到的“地名层累”（“层累”二字可能取自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许多古史地名都给以重新搬家。于是西周建国改为由秦迁晋，楚的洞庭、沅、湘不在湖南而移至湖北。这些论点从表面看来，似是言之成理，但经不起推敲。我认为关于把古史地域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结果我却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变，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古史记载出于后代许多增饰附会，王仲任谓之“虚增”，是应该加以廓清的，这无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说湘水流域汉初文化尚低之类），把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近期各地古物的出土，本身已作充分证明，应当重新论证。我的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是讨论古史问题，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虽然与顾先生有些不同，可是为古史而哓哓置辩，这一宗旨老实说来，仍是循着顾先生的涂辙，是顾先生的工作的继承者。谨以此书敬献给顾老，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敬意。
记得陈寅老在《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中说过：
（元代先世系统的构成）是逐层向上增建。其例原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传之上古史，何独不然！
这无异说是层累造成的。顾老过去何曾不是运用这一观点来处理古史材料的，可惜当时出土东西不多，但方法仍是正确的。
出土文物如果没有文献作为说明的根据，不从当时的人地关系入手取得某历史事件的联系就直接报道，这样则只有考古学上的数据意义，即仅有“物”的意义，没有“史”的实证。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
原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