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饶宗颐教授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诸多领域皆有高深造诣，堪称当今学术界大师级学者。饶先生的治学方法既有家学渊源，又继承了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学术大师的风格，且后来居上。饶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突出地表现为创新精神和自审精神，而他那种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强烈使命感更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关键词：饶宗颐；学木成就；治学方法；治学态度
饶宗颐教授，字固庵，号选堂。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现任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教授。1982年、1992年连续两届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被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广州美院、北京广播学院聘为名誉教授．并于近年出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饶宗颐教授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他长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曾先后在新加坡、印度、日本、法国、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2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1993年被法国高等研究院授予第一位荣誉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并获法国国家文化部“文艺荣誉勋章”。饶宗颐教授学贯中西，著述等身，在文、史、哲、艺诸多领域皆有高深造诣，堪称当今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
反观中国学术史，文化名人在一代学术的转承相接时总是首开风气，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清人赵翼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梁启超、王国维是这样的人物，近世的陈垣、陈寅恪诸老更是如此．文化名人之所以重要并且值得研究，不仅在于他们以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让人们感知一代学术风气；更在于他们的先驱精神对于学术的不断推扬有持久的感召力。饶宗颐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引人注目的学者。
一、“传扶摇直上者九万里”
要说饶先生的治学经历，用庄子“水击三千里，传扶摇直上者九万里”这句话来形容他纵横驰骋的恢弘气魄，是非常合适的。
饶先生曾经把他的治学经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十七岁走上学术道路开始到1949年迁居香港；二是从1952年香港大学任教到1978年自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退休为止；三是退休以后仍在国内外各研究机构任职，继续开展学术活动。先生出生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因而学术活动的起步便有“水击三千里”之势。十七岁时，先生以续成出版其先君遗著《潮州艺文志》而闻名，继而被中山大学聘为广东通志馆纂修。从此展开了他在史地方面的一系列研究。一方面，他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广济桥考》、《海阳山辨》等有关古地理的考证，陆续撰写出版了《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等有关乡邦文化的论著，并主编了《潮州志》二十册；另一方面，他针对方志中出现的某些粉饰人文、伪造古迹的现象进行了辨证，其中较为突出的工作是与钱穆先生商讨有关《楚辞》水名、地名的问题，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后来收入《楚辞地理考》一书中。在早年古史地的研究中，饶先生遍览《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奥地广记》、《读史方典纪要》和前四史等等，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曾准备为《史记》作《奥地书》，后因忙于它事，故仅撰成《史记地名释例》一稿。
由于先生较早参加了禹贡学会，更由于他在古史地研究的成就为顾颉刚先生所重，三十年代末，顾先生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也即《古地辨》。先生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工作，构思了内容，发表了全书目录。在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中，两汉史是他着意的一个方面。当时他精心撰写了一部有关新莽历史的书稿，名曰《新史》，这部新莽史是把王莽当作皇帝来写的。在纪传体体裁中，王莽入本纪，此外还有志、表、传等部分，全书目录刊载于《责善》半月刊，各部分内容也大体完成。后来仅发表了其中的《新莽艺文志》、《西汉节义传》和《新莽职官志》等部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迁往云南，1939年先生应聘为中大研究所研究员，本想绕道香港入云南任职，但因病留滞香港。在港期间，曾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字典》撰稿，并协助叶公绰先生编《全清词钞》。香港沦陷，先生又奔广西桂林任无锡国专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广东，先后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汕头南华大学文史系主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先生治学的第一阶段并没有把研究局限于史地领域，而是将范围扩大到词学、经学、文学史、艺术史等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1952年在香港大学任教以后，进而将视野扩大到域外，一方面搜寻中国流散到域外的材料；另一方面以异域的材料作为国学研究的例证，利用异域的观念和方法开辟国学研究的新途径。总之，是在人类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为了了解其它类型文化的精髓，饶先生在语言上下了一些功夫，除了英文原有的基础外，又学习了法文、日文、德文，还学梵文，学西亚的楔形文字。多种语言文字的掌握及不断地熟练，为他在国际学术界的频繁活动准备了先决条件。1954年他第一次去日本，1956年第一次去巴黎，1957年到德国，1958年到意大利，由此在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日本、欧洲的游学，先生着力搜寻中国流散在国外的珍贵史料，特别是甲骨文。1954年在日本，利用东京大学近三千片甲骨拓片进行研究，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第二年到巴黎后，又出版了《巴黎所见甲骨录》，最后扩充为《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先生对甲骨文的搜求不遗余力，自1989年以米，已按内容分类编辑出版了《甲骨文通检》第一、二册。其它分册仍将继续问世。搜集当然是为了研究，1959年先生出版《殷商贞卜人物通考》，震动了欧美汉学界，并因此在1962年获得法国汉学儒莲奖。1963年，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和永久会员，赴印度作中印文化比较研究。在印度，他不仅跟随一位吠陀经大师深造梵文，且游历南北，足迹遍及锡兰、缅甸、泰国、柬埔泰，深入探求古梵学的奥秘。他以异域材料作为国学研究的例证，从中印文化比较的角度，撰写了大量论文，后结集出版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一悉昙学绪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所在的Poona是古梵文研究中心，研究所里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叫Kent，被推崇为当时印度的最高学者，他对印度的经典研究得极其透彻，所作《法典史》八大册，是一部全面论述印度文化的巨著。饶先生从Kent及其著作中看到了学问的精妙，深受其治学方法的影响，这是利用异域的观念和方法上的收获。
1965—1966年，先生应聘为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员，着力研究巴黎和伦敦所藏敦煌经卷。其实，在此之前他已开始对敦煌经卷的研究，1956年出版的《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便是敦煌学的重要成果。他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就斐然，表现在1971年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合作出版的《敦煌曲》，以及他的《敦煌白画》、《敦煌书法丛刊》等一些论著上。1968－1973年，他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及主任。其间1970－1971年赴美任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此书至今仍作为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材。1973年，他回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直至退休，其间一度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1978年饶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旋即被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聘为客座教授，讲授了一年“中国古代宗教”。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同年被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此后，被港大、中文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先生第三阶段的学术活动更加恣肆汪洋，所涉各个领域挥洒自如，愈臻化境。诚如先生所说，重视宗教史研究则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比如，利用甲骨、金文、佛道经典及其它史料编成的《中国古代宗教》讲义，是宗教史研究的系统成果。1992年出版的《梵学集》收论文24篇，是佛学与佛教史论文的结集。另有大量宗教史论文发表，除佛教史外，涉及道教与其它宗教问题，如《从石刻论武后的宗教信仰》、《天神观与道德思想》、《神道思想与理性主义》、《穆护歌考》、《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巫的新认识》、《马工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等。
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是他在此期间着力较多的另两个方面。七、八十年代，内地考古发掘日新月异，引起他的密切注意，1980年，他到内地考察3个月，走遍14个省市，了解大量考古新材料，于是便有了对秦简日书、曾侯乙墓钟磐铭辞、马王堆帛书、龙山陶文、青海陶符、吐鲁番文书等研究。当然，他也不会放过流散国外的考古材料，比如有关法藏唐宋墓志、美藏楚帛书以及星马华文碑刻的研究和论证。艺术史方面则有《敦煌琵琶谱》、《虚白斋书画录》、《画预－国画史论集》、《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等专著山版。此外，他还有许多词学、文学史论著问世，其中包括他由楔形文字翻译过来的《近东开辟史诗》这部重要的西亚文献。
二、“臂如积薪后来居上”
至1994年为止，已知饶先生出版的学术专著有57部，论文375篇，要从如此浩瀚的著述中归纳出先生的治学范围，实非易事。十年前，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根据饶先生自己的归纳，将其治学所及分为八个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书画。十年之后，饶先生以自己的煌煌成就，突破了原有学术范围，今天看来，饶公学术似应在原有八个门类上再加上宗教史、艺术史、文学史、梵学等。如果再作进一步地概括，那么可以说，饶先生的治学范围涉及了文化史、考古学、词学、目录学等几个主要的方面。
饶先生的治学方法既有其家学渊源，又继承了近代学术大师的风格。先生受尊翁饶锷老先生的影响，早年治学从方志、地理入手，且重视对乡邦文化的研究，此风绵延，直至近年对“潮州学”的提倡。饶锷老先生曾著有《佛国记疏证》，先生曰：“少日趋庭，从先君钝庵先生问业，枕馈书史，独喜涉猎释氏书。”故而有日后对婆罗门经典《薄伽梵歌》、《奥义书》和《梨俱吠陀》的研习，对佛教史、梵学的探讨，对华、梵旧籍的比勘和阐释。
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方法时，概括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我们知道，陈王二人早年缔交，后来又在清华研究院共过事，治学方法互相影响，非常接近，所以陈氏总结的三点实在也是他自己对治学的要求和抱负。季羡林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一文中，曾借用陈寅恪先生的三句话来评介饶先生的治学方法，这是非常确切的。综观饶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有许多方面确实继承了王、陈两位史学大师的风格。
在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释证方面，王国维下力最多，且为近代史学之首创。他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多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之也。”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善于利用新时代之新发现，用地下实物与典籍记载相结合，以“二重证据法”取得了巨大的创获。饶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在熟谙中国古籍的基础上，广泛利用地下实物进行考证，比如，他在《谈“十于”与“立主”—一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一文，就利用甲骨文和《礼记》、《史记》、《白虎通》、《古史考》等古籍来研究夏朝文化。在《随县曾候乙墓钟磐铭辞研究》一书中，他以大量史书结合金文铭辞考证了古钟律学，并进而探讨了楚文化的问题。他用青海乐都县出土的陶器，撰成《说－青海陶文试释之一》，阐释陶器上的十字形符号在世界各地及中国流行的源流，并兼论古羌人的文化。他用马王堆帛书考订《易经》；用唐代碑刻结合唐史，论述武则天的宗教信仰；用汉简结合《汉书艺文志》辑补唐勒佚文；用战国铁器和马王堆丝绸论证楚文化。至于对敦煌经卷的利用和研究则更为广泛，涉及佛教史、道教史、袄教史、经学史、文学史、中外关系史、天文史、画史、书法史、音乐史等。近几十年来，国内考古发掘层出不穷，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因此饶先生所能接触到的地下实物要比王国维丰富得多，比如帛书、秦简，比如较王国维时代要多得多的甲骨、汉简。要在饶先生能独运匠心，不错过任何捕捉新材料的机会，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成就在许多方面是超过王国维的。
在取异国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两方面，应该说饶先生与陈寅恪比较接近。陈氏对异国故书的研究重在佛经，从佛经中探寻中国小说的人物原型，追溯我国某些文学体裁的渊源，井从语法、音韵方面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他借助外来之民俗学观念，研究神话演变，论证蒙古族起源；借助外来之文艺批评理论，对唐代诗文作精当的评论和笺注。侥先生与陈寅恪老一样，熟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故在利用异国故书方面得心应手。他亲履印度等南亚诸国，故在梵学上有比寅恪老更深的功底。他也探寻梵文对中国文学、音韵的影响，他的《梵文四流母rrll（鲁流庐楼）四字母对中国文学之影响》说明自鸠摩罗什时代起，印度悉昙章即影响了中国文学，长达八世纪之久。他的《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探讨了悉昙章与中国音韵学的关系，纠正了前人以十四音始于唐代的错误说法。更于《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一四声外来说评议》一文中，对寅恪老《四声三问》关于四声来自印度吠陀三声的看法提出异议，特别指出吠陀的抑音、扬音、混合音三种诵法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失传，不可能在南齐时影响中国的声调。他利用的异国故书不止于梵文，补证的领域也不止于文学和音韵，例如他的《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论中印两国经疏体例的密切关系。他的《蜀布与cinna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以我国古籍结合印度古文献《国事书》、《大战书》等，考中、印、缅文化交流的源头与通道；他在《安荼论（anda）与吴晋间之宇宙观》文中，论述了印度安荼论对中国吴晋间“天如鸡子”天文学说的影响。
在利用外来观念方面，饶先生善于利用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揭示中华文化的特点，确定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例如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他从古印度《梨俱吠陀、古伊朗Avesta和《旧约》、屈原的《天问》等诗歌形式中，得出了“发问文学”的新概念，并指出《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他翻译了西亚楔形文字的《近东开辟史诗》，并将西亚可克得人的宇宙二元论和我国的《淮南子》、彝族宇宙论、古代楚人说进行比较，讨论近东和远东开辟神话、造入神话的异同。
饶先生与王、陈二老一样，不但在文学研究上有巨大成就，而且各以诗文见长。著名古典文学史专家钱仲联先生曾盛赞饶公之文“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观观堂（王国维）、寒柳（陈寅恪）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二句，用来概括饶先生在治学上对王、陈二老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也是恰如具分的。
三、“文章千古事”
巨大的学术成就总是与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紧密联系的，饶先生曾书有“文章千古事，风雨百年心”条幅，可看作他治学态度的自拟。
饶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体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两点是创新精神和自审精神。科学的治学态度在勇于探讨，决不固步自封，抱守残阙，而是随时接受新东西，开辟新领域。饶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秘诀是：学术上决不copy ！对别人的成果是这样，对自己已取得的成果也是这样。因此，他能在诸多学术领域上先人着鞭，处处体现一种首创精神。例如，在目录学上，率先编出词学目录《词籍考》；编写《楚辞书录》，并首先提出了建立“楚辞的倡议。在宗教史上，最早研究《老子想尔注》：首先论述南诏的禅灯系统。在考古学上，第一个研究秦简《日书》；第一个研究楚帛书；第一个从汉简中辑出唐勒的佚文。在金石学上，首先编录昆马华文碑刻，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首先系统介绍和利用法国所藏唐宋碑刻墓志。在敦煌学上，率先开展对敦煌白画的研究；并系统整理和分析敦煌书法。此外，如最早介绍印度河谷图形文字；翻译、研究西亚《近东开辟史诗》；首倡“发问文学’概念；在日本书道史中发见受我国隶书影响的特殊阶段。如此等等，皆有筚路蓝缕之功。饶先生不仅是学者，还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艺术家，他在诗文、书画、音乐等领域皆取得卓著成就。学术、艺术并进，兴趣广泛的结果是互相启发，相得益彰，从而获得灵感，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
饶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现在他具有很强的自审精神。他的撰述极其丰富，但写出来的东西井不马上发表，而是留待时间的考验，所以他的文章有许多是发表前数年写成的，有的甚至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如1991年发表的《郭之奇年谱》是他二十岁时写成的。郭之奇是南明永历朝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著有《稽古篇》、《宛在堂集》等，但多年来，其事迹几近湮晦，其著述未见著录，故先生刊载此文，以求对南明史有所裨益。在学术进程中，饶先生敢于随时否定自已已有的成果，修正原来的观点。例一，他早年曾致力于两汉史，撰写《新史》一书，以王莽入本纪，述新莽一朝史事。后来他深入研读《通鉴》等史书，开始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正统问题，于是否定了原来的主张，将《新史》书稿搁置箧中，而考虑以其它形式反映新莽史事。例二，早年他曾受顾颉刚先生之托，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己亲自撰稿，准备好大部分内容，并发表了全册目录。后因不断自省，遂意识到《古史辨》有些地方是比较草率的，特别是辨伪的方法不成熟，假定太快，而新的考古发现往往说明古时记载的可靠和某些辨伪是不正确的，因此他果断放弃了对《古史辨》第八册的编辑。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饶先生对此有深刻的体验，所以他勇于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时关于一个问题，他要写三四篇文章进行探讨，好象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
饶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表现在学术上不轻易苟同。他既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又不为贤者讳，因此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常常在经过细密考证的基础上，订正了前人的错误结论。他对外来的观念和方法，有明辨的眼光，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认为西方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可以借鉴，但不能全部照搬套用。他提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并主张比较的宗旨在求异而不在于求同，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华文化的特点，确立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对于学术界的时尚风气，他保持清醒的头脑，支持正确的学风，反对不符合实际的牵强附会。比如，他在《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一“巫”的新认识》一文中，批评近几年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不弄清“巫”字在中国古代的真相，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比附历史，以所谓萨满主义比附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史，“而把古人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他指出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巳充分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因此应从“礼”和有关制度的探讨来代替以“巫”解释古史的看法，他认为：“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
回顾饶先生的治学经历、治学方法和态度，我们不仅仰慕和赞叹饶先生巨大的学术成就，更为他那种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强烈使命感所震撼。因此，饶先生嘉惠学人的不仅是丰富的学术成果，还有那种使命感所产生的感召力。我们衷心祝愿饶先生学术之树常青，我们更相信，这棵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大树，将不断为海内外学术界贡献累累的硕果。
注释：
[1][4]周少川《治学论史六十年》，《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及论虞幕伯鲧附拟目——与顾颉刚书》，《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 1941年9月。
[3]《新书序目》，《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 4月。
[5]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饶宗颐《梵学集小引》，《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1993年版。
[7]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堂丛稿二编》。
[8]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庵文集续编》。
[9]钱仲联《固庵文录序》，《固庵文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
[10]以上观点参见《治史论学六十年》，《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1]《中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1992年。
《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