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Ezra Pound说起
Ezra Pound在他的名著“ABC of Reading”中，收入Ernest Fenollosa所作的“The Chinese Writter Chara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一篇，他节取其大意，写成“The Chinese Ideogram”。他只从字形着眼，认为：
The Egytion finally still used abbreviated picture to represent sounds，but the Chinese still use abbreviated pictures as pictures，that is to say，Chinese ideogram does not try to be the picture of a sound，or to be a written sign recalling a sound，but it is still the picture of a things of a thing in a given position or relation，or of a combination of things.It means that thing or aciton or situation or quality germane to the several thing that it pictures.
因此，他指出古代中国人以图形来制字，是根据一般人所知的事物来造字的。他强调Fenollosa之说，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语言是right way,had to stay poetic。可见汉字的结构和诗学关系之巨。可惜Pound对于汉字未有深入的研究。汉字不仅重形，同样亦重声。汉字是由音符和形符共同组成的，而以形声字占最大多数。一般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这只是从形体结构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其实汉字很早已脱离表意阶段。殷代的甲骨卜辞差不多大部分是借音字和形声字，仅有表音的作用，已离开了形构的示意作用。
所以汉字是以音符为主，形符为辅。在铜器时代，一个字有许多异形。尽管形符可以变动不居，而音符所代表的声音则比较固定。因此，不能完全从字形方面着眼来谈汉字。这一点Pound是不了解的。
二、最古的记号与汉字
关于汉字产生的年代，目前已有最新的考古学资料可以证明。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陶符，经Carbon14测定，约为公元前4800－公元前4200年。有人认为它只是孤立的符号，不可能是文字；实则其中符号有的出现于他处。像T字，亦见山西夏县的陶器，南至广东清远和香港的陶文，亦有相同者，至于X字是表示数目的五，几乎各地陶文很普遍的流行。这说明它和后来的文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又陕西临潼姜寨，Carbon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陶器上刻画符号有 （像羊头带角形）诸形。甘肃洮河唐汪川的彩陶豆上绘有 ，像二人并跪形，显然是殷文字“比”或“从”的前身。又山东大汶口晚期陶器，年代为公元前4300－公元前1900年，其上刻有符号，表示太阳上升，出于地面（有人认为是“旦”字），这很像Sumarian表示太阳（sǎmǎs）的 （utu）和埃及象形文表示horizon的 ，其文字结构是由两个以上的单文组成。这些很早的零星陶器上的记号，可以了解中国文字的诞生，应推前至公元前4000年①。这和近东对于文字前身由近年专家探讨的结果，知道由token系统 （计算“羊”的记号）发展而为文字，可以推前5000年，都是人们对世界文字起源问题的新知识。
三、最早用韵的叙事诗
《诗经》的雅颂，无法确定其年代。铜器铭辞，在西周时已通行用韵。大丰 是周武王时器，许多地方用韵。较长的铭辞，为近年陕西出土的史墙盘，周共王时器（公元前982－公元前967），可以作一篇周颂来读。全铭大约64句，共280字，多用四字句式。通篇除最后一段之外，都有押韵。《诗经》周颂最长的仅有《载芟》一章，共31句，此已倍之；大雅《皇矣》八章，每章12句，共96句，与此盘铭相当。我们可以断言西周中叶以后，这样长篇用韵的叙事诗，已经形成，是没有疑问的。史墙盘中大量使用复词，更具备诗颂的形式。兹录数句如下，以示例：
曰古文王，初戾各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嗣圉（威德刚武曰圉）武王，聿征四方。
盘铭中所见复词已有下列各类：
（一）同义平行。如：楚荆。
（二）反义相义。如：上下。
（三）名词上加形容词。如：上帝、懿德。
（四）联绵形容字。如：舒迟。
这些即后来所谓的“骈字”。可见复词的发展，在西周为发轫期。汉语由单字走向复词是必然的道路，一直至今尚在继续发展；而诗的构成，骈字正是最重要的骨干。
四、单音字与复词
汉语是单音语，文字又是单音字，这是汉字的特性。由于基本上一字一音，在音节结合上容易取得齐整与和谐。但汉字与汉语是游离的：第一，字和词不能完全相应，单音的字只是词组成的一部分；第二，汉字本身不能够正确表示语言，许多口语没有相应的字，已造出来的字，又有古今字及地域性的不同。所以形成语言与文字不一致的游离现象。汉语中存有大量的同音字。现以北宋人编的《广韵》作一粗略统计。《广韵》共26194字，同音字得3802字，实占14.5%。同音字虽有如是之多，但在实用上无大关系。韵书的编辑，给我们把同音字按收音的韵部摆列在一起，只可备查，实际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许多字只是异体或已死的文字，成为历史陈迹而已。
汉字的音符部分在开始可能和语言有些关系。某一字可以使用某音符来注音（形声），或者借用某字来代表它的声音（假音），到了成为文字之后，与原有的语言，已完全脱离。现在的文字学者在研究形声字及假借字的音符部分，所以作种种揣测——原因是文字与语言已发生很大的距离，不得不作猜谜式的考证。
单音字是不够区别事物，且易引起混淆，于是有复词的产生，以补其不足。复词是由两个单音字所组成，最主要是增文以足义。由于单音字所代表的意义有其极限，在扩张意义或转移意义及加强意义时，得增加另一个字在原来某一字之上，构成一新的复词。今以诗学上两个常用术语为例子：
风 风气风教风化风俗风物
风流风力风格风骨风范……
兴 兴会兴致兴象兴趣……
前字“风”、“兴”，好像是语干，在后面另加一字，所组成的是复词。虽由前字孳生，但它的意义已大有不同。这些词有它的发展经历。某一词的出现，亦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形成的理由，还可作断代的研究呢!
五、形声字之发展及其美学作用
殷周以来，形声字大量产生，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一大主流。形声字每每附加形符来区别。金文的复杂形体表示其时喜欢一而再地增益的附加的形符。秦人统一文字，加以简化。形声字大体上保存一形一声，形声字中形符最重要的区别作用，是一望而可认识这个字所代表的事物是属于什么事类。譬如见山旁即知为山，水旁即知为水，非常简单。不像埃及古文，义符之外复加声符，形上加形，声上加声，凌乱复杂，最后终归于放弃。
形声字本身，具有形文和声文两者的联结。不管形声字的结构，是左形右声，抑是上形下声，或内形外声，形符与声符成为对称美。形主视觉，声主听觉，同时产生不同的美感。形与音引起情感上的反应，连带生出情文。
一个形声字，分开来说，形符与声符所引起的反应，各有不同的联想，对于构成诗的语言，是非常有力而方便的。诗赋上有“联边”的现象，即是形符部分相同的太多，重叠烦冗而引起不愉快的感觉。相反地，有的却把这种联边作为特殊的技巧。例如谢灵运的名句：
苹蓱泛沉深，
菰蒲冒清浅。
芰荷迭映蔚，
蒲稗相因依。
苹、蓱、菰、蒲四个字都是有形符的艸，泛、沉、深、清、浅五个字都是有形符的水，二句之中出现这样“联边”的技巧。这二句是互为对偶的。还有声律的美。苹、蓱同为p'母，清、浅同为ch'母，是为双声；菰、蒲皆收u，同属虞韵，沉、深同收m，同属侵韵，这是叠韵。
第二联亦有同样的情形。这两联每句都有二个复词（联绵字），只用一个动词来联系（泛、冒）。四个复词相对构成一联，是非常工整的形文，再加上双声叠韵的声文，只有汉文字才有这样的在文字形态上构成的美感。
六、造字法则与“类”的观念
汉代人所提出的造字法则有所谓的“六书”，非常重视“类”的观念。六书之中有三者的定义与“类”的观念发生密切关系。
（一）象形：“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许慎《说文序》，下同）
（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
（三）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所谓“依类”、“比类”、“建类”均是以类为标准。类的观念在古代哲学可以找到许多根据。《易》系辞传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墨子说：“摹略万物……以类取，以类予。”可见向来对“类”的重视。这里所谓类，和亚里士多德讲范畴的genus虽未必尽同，但是对事物的认识务使各从其类，把这一通则用到造字上面，要使它各从其类。比方凡山水一类的字，都以山及水统一起来，作为形符，再以另一字记音，作为声符。以形符定其义界，以声符示其语音，这样有规律地把宇宙的事物归入于某一物类。《说文》所载的形声字，大都说是“从某，某声”。从某，即指出属于某一物类。我们原来不懂得的字，但看它所从之形符（即偏旁），便已知它是何种物类，可说已识得一半了。如看松、柏二字的木旁，即知它是树木。其他可类推。这样一来，在造字者很是容易，认字者更无困难。这是形声字的优点。
中国自秦统一文字，把篆、隶的字形整齐划一，字画安排得很匀称，尽量减少以前文字的图画性部分和复杂多变的结构，加以简化，把文字规范化了。近年以来，晋、楚、中山及秦本国的文字资料出土的很多。经过仔细比较，对秦人为何删剔反区混乱的异体字，如何完成简化文字的工作，大体可以明白。试举一例：
删去繁复，只存一形（口）一声（五）。由偏旁而建立部首，文字各从其类，汉字构造的法则，亦可有条不紊地加以归纳起来，给予分类，并编成字书了。
七、省略习惯、叠字作法
许多人谈汉诗，认为省略（ellipse）是汉诗的特征。在诗的语言里，主词的人名及表示位置的介词（proposition）往往省略。其实在殷代武丁时期的卜辞，已大量使用省略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同时同事的占卜文字中体会出来，在不同的甲骨上面细心比较便可了然。譬如A片上记着主词（有卜者名）及日期，B片、C片上可以省去。有时同一版上同事的占卜在上文很具体的记录，到了下面，便省略了。介词的省略，更随便可以看到。例如“用一牛于兄丁”，可以作“用一牛兄丁”；甚至连动词亦省去，只作“兄丁一牛”。铜器上亦普遍采用“略辞”。从同一地区出土的铜器群，经过比勘之后，可确定是略辞。例如（洛阳东郊西周墓出上）：
 射作尊（甗）
射作父乙（爵）
 作父乙（觚）
射（尊）
在不同器上所铸的文字，有的省去作器的人名，有的省去先祖名及器名。这种用极少数文字简括地来表达的特殊手法，渊源甚早。再举《左传》一例：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隐元年传）
此处第一句言“七月而葬”，为天子之礼；以下诸侯、大夫、士月数递减。诸侯以下，皆省去“而葬”一语，而文义自明。
可见省略的习惯，不限于诗，这是汉语的一般惯例。诗的语言，因为字数的限制，省略更进一步罢了。
同一字的重叠使用，可以助长文章的气势。特别是关键性的字眼（key word），不止一次地反复运用。如《左传》楚子问鼎，用德字作枢纽，凡六用。吕相绝秦，“我是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几乎达40次。摘一段如下：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孤之役。
在此段中，“我”字兼有主词（I）、受词（me），作为possessive case（my）用特别多，可以见到汉文法于不同格之情形下在字形上不必有什么变化，只从上下文气就可以看出来。吕相绝秦一节，宋元文家都视为“作文法度”的规范（《隐居通议》卷十八，《丛书集成》本）。
诗的叠字用得最多。试举梁湘东王（萧绎）的《春日》一首为例：
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悉春自结，春结讵（那也）能伸。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以惜春时。
诗中“春”字，一连用23次。一句五个字，有时出现了二次。而且有对仗。像“日日”与“处处”对。又作连环性的安排，技巧崭新。同时有鲍泉者和他此诗，即叠用“新”字至30次。举六句于此：
新莺始新归，新蝶复新飞。……新扇如新月，新盖学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
上述两首诗载于明人编的《诗纪》（卷八十，卷一○二），大概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作法即从此脱胎而出。中唐无名诗人，流落在吐蕃，有《白云歌》一篇七古诗，词采甚佳。有句云：不知白云何所以，年年岁岁从山起。云收未必归石中，石暗翻埋在云里。世人迁变比白云，白云无心但氤氲。……
诗见伯希和编卷号二五五五。这首诗的作法是反复用“白云”二字作为key word。原卷藏在巴黎，附为介绍。
叠字叠词在诗法是一种技巧。汉诗因为字句齐整，一字一音，每一句的字数亦一致。重叠用字更有它的独特之美妙。
八、对偶与声调
汉文学在语文结构文最突出的地方无如对偶与声调二者。对偶问题，六朝时刘勰已有《丽辞篇》加以讨论。他指出“对”有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项，而以正对为劣——因为不免有重意合掌的毛病。
对偶（couple）与平行（parallel）不同。对偶要避免字面的重复。汉文的对偶还要调协平仄，更为其他国家所无。
由“句”的对偶发展为“篇”的对偶，在汉文学史上有四种特别出于对偶的文体：
（一）殷代龟甲上对贞式的卜辞。
（二）六朝以来四、六字句式的骈文。
（三）唐代的律诗：八句中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成为一对。
（四）明以后士人应试的八比文（由八段字句相等、上下对比的散文所组成的说理文）。
诗中的对句是特别讲究的，唐人写了不少书来讨论对偶的构成和它的避忌。诗与律赋成为唐代考试的主要科目，韵书与类书的编集便应运而兴。唐玄宗命徐坚编纂的《初学记》，其书在每一项之下，以“叙事”、“事对”为主，然后选录一些诗赋等。此后如李瀚著《蒙求》，亦以对偶为文，作为小学的教材。到清代康熙六十年，御纂的《分类字锦》，共64卷，为成语、对偶集大成之作。
骈文在唐、宋仍旧非常盛行，成为朝廷的制诰与士大夫表启的应用文体。每一篇文里面，必须有一些警句可以摘诵。对外国的制诰，如对安南王日煚（即颎）的文字亦用骈体。当时称精通这种文字曰“敏博之学”（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一），即游戏文章的攻击乡试弊端之《非程文》，亦用骈俪，一时传诵（《辍耕录》卷二十八）。
应用文用骈体是十分优美的文字。至于诗中的对偶，其重要更不待言。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举出29种对偶。基本上不外相反、相生两大系：前者二句包含的事物完全对立化，不必有何种关系，即刘勰所谓“反对”；后者上下句可能在意思上有某些因果关系，有时被称为流水对。长篇的长体称曰“排律”，又是一格。
对偶在旧文学中所占地位极其重要。练习作对是童而习之，必经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随手写诗。
汉字的韵律是声、韵、声调三位一体。每个字都具备这三个要素。由于一字一音，汉诗的构成，字句终是很有规律的。由字数多少组成的诗，为体不一。三字为句的三字诗，习见于镜铭。四字为句的四言诗，形制同于颂及碑铭。及五言、七言兴起，字数即齐整，对偶又工丽，为使字与字之间，异音能相随（和），同声可相应（韵），这样来构成诗的旋律，必在平仄上取得调协。于是严平、上、去、入四声的辨别，斟酌于清浊轻重之间。自齐、梁至于晚唐，讨论四声、声病说的著作，车载斗量。汉诗中声文的重要性，表现于新体式的词、曲，更为严格，每一曲调有它的限定字数与平仄规定。清初诗人著《声调谱》，更从句的韵律，进而讲“篇”的韵律；由近体而及于古体。声调在汉语诗律上的格式，已有许多专著谈及，不再多赘。
九、汉字由实用变为艺术及诗之简化
还有一层，汉字字形有多次的演变：
大篆——小篆——隶——行——草
主要是笔画由直线变为曲线，圆笔变为方笔，形体由凝固变为飞动，方法由迟慢变为迅速。每一时代的字体有它的特别的美感。书法的发达，五花八门，使文字一转而为美术，由日用之工具，一变而为个性精神表现的媒介。
律诗中工整的丽句，是诗的警策动人的部分，有如人的一副眼睛。诗句典型即在于此。唐五代的时候有许多“诗句图”的著述。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是“摘句”工作的肇始。以后选诗编成“句图”的大有其人。在名家的诗集中，往往摘取对句若干联，以为代表作。南宋陆游的七律特工，陈应行的《续句图》中摘录至77联之多。
宋代以来，楹联盛行。楹联即是把对句写出来，可以悬挂在厅堂。它是诗和书法的结合，成为一种艺术品。所写的句子，可以说是简化的诗，是诗的缩影。书写楹联的风俗，至今尚然。这是诗的社会化、普遍化的一种表现，是中国文学之一特色。
十、余论
西方凡韵文都可称为诗，poetic应该包括所有的韵文。汉诗则不然。由于诗的形式有一定的体制，韵文大别有赋、诗、词、曲四大类。诗的固定体制又有古诗、乐府、律诗、绝句，尤其律诗和绝句有规定的字数和平仄格式。作诗者用上列形式写诗，已可免去形式上的负担，实际已减去部分的精力。新诗是自由诗，未有固定的形式，作者同时要顾及形式与内容，在创作过程，比较吃力。新诗至今所以还未臻成熟，作者兼要经营句型，是一重要原因。
语言学在西方，目前几乎居于其他学术的领导地位。汉语与文字由于是处于游离状态之下，语言的重要性反不如文学。中国靠文字来统一，尽管方言繁多，而文字却是共同而一致的。这显示中国文化是以文字为领导的。中国是以“文字→文学”为文化主力的，和西方之以“语言=文字→文学”情形很不一样。这说明纯用语言学方法来处理分析中国文学，恐有扞格之处；尤其是诗学，困难更多。至若轻易借用西方理论来衡量汉诗，有时不免有削足就履的毛病了。
选自《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