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

王大庆

  何兹全先生的书房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三面书架倚墙而立,临窗一张书桌,凌乱地堆着些书报杂物。何先生的老伴、92岁的郭良玉先生送来了糖果、茶水,年近95岁的何先生则安详地坐在一把旧椅子上,倾听记者的提问,缓缓讲起七十多年来治史阅世的点滴。上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照在红漆斑驳的地板上。窗外北风渐歇,落叶满地。

  这是何先生北师大励耘园中的家。“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这句话在这儿显得生动而具体。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主要是周到汉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何先生用一句话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了概括。1995年,何先生应台湾清华大学之邀作中国文化的演讲,后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出版了《中国文化六讲》一书,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室张永堂教授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点。”何先生认为,这一评价“可谓知人知心”。

  谈起近来关于国学的一些争论,何先生说,认为国学过时了的观点是立不住的。“不是过时了,而是发展了。文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演变的。就像一条河流,自源头出发,沿途汇集细流,最后成为滔滔大河。以儒学为例,孔子死后,儒有十家,家家不同;汉儒尊孔,汉儒已不同于孔;宋儒又不同于汉儒;现代又有不同于古代的新儒学。但是,它们是一条传统,一条大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将来,何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儒家的“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核心是“中”、“和”,强调的是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这是合乎未来人类社会需要的。因此,“中国文化绝不会灭亡,也绝不会被西方文化所代替。中国文化在吸收融汇西方文化后,又会发扬光大。”

  何先生在回顾学术生涯时,反复提起傅斯年先生。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是何先生的老师。何先生说,在学术上,傅斯年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又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傅斯年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

  2000年,何先生写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出人意料的是,文章在对傅斯年的学术贡献作了充分评价以后,又专门辟出章节写了一段《赘语》,对恩师“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批评,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观点是有问题的。谈及此事,联想到眼下学术批评中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问何先生:“您为什么要写《赘语》呢?赘语不就是多余的话吗?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何先生答得很干脆:“那时没有考虑,就应该这样说。”然后指点我说,可以找来这篇文章看一看。后来,我从网上找到了,只见文章结尾处这样写到: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

原刊《光明日报》2006年04月19日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