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

方立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共撑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当为儒、道、佛三家。深入研究此三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掘中华文化优秀、健康的精神遗产,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进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形成

  公元前六、五世纪,在东亚大陆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走向。

  约在公元一世纪,诞生于南亚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盘”理想境界。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儒、道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彼此冲突、相互融合后,约在公元四、五世纪的东晋时代,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此后,中华文化形成儒、道、佛三大脉络,三家(传统说法称为三教)共同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尤其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儒、道文化的局限。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儒家的人本主义传统

  儒家重视人的生命,称“死生有命”(《论语·颜渊》),“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认为人应当感恩自然的造化而使自己拥有生命,并得以展开人生,演绎人生。

  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人应当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维护人格尊严。这就是说,在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严酷时刻,宁可“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以成就道德价值。与重“德”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价值对比中,也认为精神高于物质,高度赞扬精神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说强调,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都必将长远地影响于后世,也即其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是永不消失的,这也就是说三立者的精神远远超越于死亡而臻于不朽。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爱”,这也被视为人的生命的独特而崇高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具有内在的善性,一方面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两者的结合为人生之道:遵循纲常之礼以开显人的本然德性,进而达臻人的完善境界,成为圣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中)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

  儒家以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肯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臻理想境界,这种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

  道家反对天命论、天意论和目的论,也排斥人的意志、欲求和情感,排除任何加诸于一切现象的刻意有为,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原理来观照、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力求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自然的本来面貌和变化规律。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而构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则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禀赋了“气”而成“形”(形态,形体)。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为法,作为宇宙的根本原则、最高原则的道,所遵循的就是自然无为。

  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地都同样根源于“道”的流转与“气”的聚散,由此它们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异,没有价值的优劣。《庄子·秋水》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一个人站在“道”的高度观照万物,认识到万物并无贵贱高下之别,就能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这里讲的“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

  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生命的价值,反对人为地延续或损害自己的生命,宣扬自然主义生命观。道家认为,一个人若能超脱于生死的执著,其心灵也就可以超脱形体的局限,直觉体认自我的自然本性,而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在心灵上获得极大的自由,成为精神上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圣人”,或神妙至真的“神人”。《庄子》又有《养生主》篇,宣扬养生之道,以求保命全生,不受损害。这种养生理论称为“全生”说,以后经黄老道家的养生论,进而影响道教,形成了长生论和神仙论。

  道家还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天地万物的气和我们的气相通,人的生命要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合一,相应,协调,并与天地同长终。《庄子·在宥》论天人关系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提倡无为,崇拜自然;贬斥有为,鄙视人为。道家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构成了自然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

佛家的解脱主义传统

  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解脱主义传统——基于对人生“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怀着对人的迷惑、烦恼、痛苦、死亡的真诚关切,指出解脱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人提供了一种宗教的精神依托。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寻求解脱的修证中,总结出“四谛”即四种真理。“四谛”以论定人生的价值是苦和分析苦的成因为出发点,以指示解脱诸苦的途径为中心,以解脱境界“涅盘”为归宿,构成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早期佛教强调依“八正道”而行,即得解脱。“八正道”是八项修行实践的德目,包括正确的见解、思维、言说、行为等。后来又提出佛教修行者的实践总纲“三学”,即戒学、定学和慧学。戒学是抑止邪恶,积习善行;定学是安定身心,集中精神;慧学是如理思维,彻悟实相。随着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的解脱之道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在理论上力图超越小乘佛教对人生过于负面和悲观的看法,在修行上突出强调智慧的关键作用,重在以观照真理和证取真理为解脱。为此,大乘佛教还要求在修行上不脱离世间,积极参与世间的各种善举,以利于众生的普度、解脱。

  中国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解脱主义学说,特别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更着重转向内心的探索、转换和提升,以求得人生的解脱。如禅宗宣扬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求得心,即成佛。这实质上是把心性修养看作人生解脱的必由之路。

儒、道、佛三家的差异与融会

  由上可知,中华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的社会问题意识是不同的,儒家关切社会的治理,道家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持,佛家关心人生痛苦的解除。故此,历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之评论,这大体上反映了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特质和彼此差异。儒、道、佛三家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然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概括地说,三家的融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构成三家融会的基础。儒家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并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生的价值,给无数英雄豪杰带来精神鼓舞和巨大满足。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主张因顺自然,最终复归自然,从而为不重功名利禄者或默默无闻者提供精神支持。佛家则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关心愿望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所带来的痛苦,给有深切痛苦感的人以心理的温暖和情感的慰藉。在历史上,三家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弥补着彼此的局限。

  二、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是三家相通的理想目标。儒家关心天下兴亡,不计个人得失,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不刻意人为,追求自然、完美;佛家无私无欲,超脱自在,这都是在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中,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和保持完善的人生境界。三家追求超越是同,具体境界不同是异,三家相通,和而不同。

  三、重视心性修养是三家思想的主要契合点。儒、道、佛三家的互动,历时约二千年,越到后来越倾向于融合。“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三家一道归结为三家同心,心性修养是三家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本。

  儒、道、佛三家的不同传统,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如何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加以创造性地阐发与运用,这当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和赋予我们的任务。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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