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在学问上安身立命

李怀宇 南方都市报

  卞孝萱先生室名为“冬青书屋”。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刘禹锡开始的,室名就源于刘禹锡自喻品格的诗:“于树似冬青。”他自称:“室不雅,但常高朋满座,有白发苍苍的耆旧,也有西装翩翩的青年,谈论文史、品评字画。”

  谈论文史时,卞孝萱带着浓重的扬州口音,中气十足。说起早年在扬州的生活,他取笔画出一张地图,详细解释当年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路上所见还保存着晚清遗风。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是他常常自勉的乡贤。又取出由饶宗颐题签的著作《郑板桥丛考》,介绍自己研究清代扬州画派的心得。

  品评字画时,卞孝萱又带我们到房中观看众多名家的字画。对他来说,金石家中,喜欢看马衡、容庚的墨迹;哲学家中,喜欢看熊十力、宗白华的墨迹;史学家中,喜欢看“南柳(诒徵)北陈(垣)”的墨迹;文学家中,喜欢看柳亚子、金松岑的墨迹。

  说起书信交往,卞孝萱取出启功的来信,又说钱锺书也有书信,并赠《围城》。当年他的母亲向邻人学字再教他的事迹,有多位学人作诗记录。柳亚子的赠诗中有句:“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陈寅恪诗《寄卞孝萱》其一为:“卞君娱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书至。我诗虽陋不敢辞,嘉君养亲养其志。”

  卞孝萱说,早年自学路上曾向许多学者求教,成年后在学术上主要是帮了三个了不起的人物,自己也受益匪浅:第一个是范文澜,第二个是章士钊,第三个是匡亚明。如今,他奖掖后进也不遗余力,他指导过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写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无形的,是足以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卞孝萱虽然白发苍苍,但精力充沛,现在每天读书写作,关注外面的学术信息。笑着说养生之道是:“从来不锻炼身体,心态平和,不和人闹矛盾。”

吸收众家之长自学成才

  1924年,卞孝萱生于扬州没落的书香门第。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去世,寡母与卞孝萱相依为命。不识字的母亲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卞孝萱。日后有几十位前辈为此事作画赋诗填词。日军侵华,扬州沦陷后,物价飞涨,18岁的卞孝萱独自到上海谋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

  南方都市报:你出生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卞孝萱: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我父亲就去世,我是母亲抚养大的。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由母亲向邻居学字后转教给你?

  卞孝萱:我认字是我母亲教我的。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不认字,向别人学字,回来教我,这样两年后,她也识得字了。我家里是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里很穷,但还有古书,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很多读书人,我从小就跟他们学习,有些东西是书本上得不到的。

  南方都市报:在家乡受教育的情形是怎样的?

  卞孝萱:我在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东西跟清朝末年没有多大区别。我小时候学习古代的东西比较容易,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就是活的化石。扬州收藏的古人的字画很多,清朝的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很多,他们的生活都是过去的那一套。每天我从家到学校,就要经过太傅街,街道、商店都是过去的样子。我小时候熟悉的是这些东西。

  南方都市报:抗战后,你离开家乡到了上海谋生?

  卞孝萱:我读到初中时正是抗战,扬州变成沦陷区了。我到溱潼镇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读完之后就没有读大学了。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工作。我就自学,上海有图书馆。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工作了多长时间?

  卞孝萱:在上海工作了三四年,又调到厦门工作了一两年,然后就到北京了,参加革命。这是我人生当中走的一条弯路,由于谋生,去做银行了。我一方面做银行,一方面学习,发表一些文章。

  南方都市报:有什么自学的方法?

  卞孝萱:我自学并不容易。自学的方法跟学校里的是不同的,学校里有老师定期上课,接受的是一家之长。我自学就可以吸收众家之长,不局限于一家之言,这是好处。坏处就是碰的钉子多,费的工夫多,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有毅力,也要有一定的悟性。要想得到一个新成果,很不容易,首先要思路对,当时我的想法是全面占领刘禹锡、元稹研究,重点占领韩愈、柳宗元。因为前人对刘禹锡、元稹的研究成果少,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成果多。

  南方都市报:这时你向许多名学者请教,陈寅恪先生的诗集里有送给你的诗?

  卞孝萱:是的,他曾写诗给我。陈垣也为我题辞。18岁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跟许多学者交往了。我是慕名跟他们交往,有的见面,有的通信,他们觉得孺子可教,对我都很好。

逛琉璃厂,以小说书画证史

  1949年,卞孝萱到北京的银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他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研究清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后受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范文澜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卞孝萱遵照范文澜“专通坚虚”的教诲,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领域。

  南方都市报:到了北京之后,你是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卞孝萱:是的。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在北海旁边,有一个好处,晚上也开。我每天从银行下班以后,就到图书馆看书,看到关门了才回去。星期天也去,自学是很刻苦的。

  南方都市报:50年代你经常去逛琉璃厂?

  卞孝萱:在北京,市场我是不去的,风景点也不去的。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一个就是琉璃厂,当时琉璃有很多旧书店,还有地摊,有好书。我现在到外地开会,也不去市场买东西,就是看看当地的旧书店。

  南方都市报:当时琉璃厂有很多好的旧书?

  卞孝萱:是的。现在琉璃厂尽是新书,没有什么旧书了。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的时候,买了很多旧书,也交了许多朋友。我交往的朋友有几种,一种是研究文学、历史的,一种是书画的。我主要向文史专家请教。当时跟启功交往,重点还是书画方面。

  南方都市报:启功先生和你通了许多书信?

  卞孝萱:我跟启功是文字之交。我珍藏着启功写给我的信和他早年的文章。(取出启功早年的文章)我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钱锺书的文章(又取出钱锺书所赠《围城》)。

  南方都市报:你和钱锺书先生如何认识?

  卞孝萱:我是先认识他爸爸,再认识他。解放之后,我在北京,他的爸爸钱基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因写《中国文学史》,托我在北京琉璃厂给他买书。那时候旧书便宜得不得了,买了书之后,我就寄给他,他寄钱给我。有时候他让钱锺书带钱给我,我就认识钱锺书和杨绛,杨绛是大家闺秀,钱锺书风度翩翩。

  南方都市报:范文澜先生看了你写的文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卞孝萱:当时我写的是近代史的东西。范老发现我以后,就把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我去了以后,就不再搞近代史研究了,而是帮范老编《中国通史简编》。我住到范老家。

  南方都市报:在他家的生活怎样?

  卞孝萱:他家是一个小楼,隔壁住着华罗庚,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楼下他自己住,楼上是我们几个助手住。

  南方都市报:范文澜先生的风度如何?

  卞孝萱:他是长者之风,仁者之风。当时活动多,他让我们年轻人住到家里,可以减少活动,集中精力学习。他编著了那么多书,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拿过,所有的稿费都上缴做党费。他自己讲:我拿的工资已经多了。他为人忠厚,不与人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受他的影响很大,这么多年来,我只做教授,不参与别的活动。

  南方都市报:你此后的中唐研究是从刘禹锡开始的?

  卞孝萱:我先搞近代史,后来就搞唐代。我注重中唐,就是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我觉得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维,搞的人太多了,搞中唐的人相对地少,应予注意。我先搞中唐诗,后来就搞唐代的传奇小说。另外就是研究扬州八怪。我把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用到“以小说书画证史”上去。

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

  卞孝萱在图书馆看书时认识了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后来成了章士钊家的常客,共同研究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出版《柳文指要》时,需要卞孝萱当助手,便写信给周恩来,请将卞孝萱从干校调回北京。卞孝萱协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全稿,在章家工作了一段时间。《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在赠卞孝萱的著作上题词:“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

  南方都市报:在北京期间,学界的风雨经历得多吗?

  卞孝萱:从“反右”到“文革”,我没有吃太大的苦,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我这人的处世方式是不跟人争,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我明白到一点: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在学问上,不在于其他方面。我把心思放在学术上面。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认识章士钊先生的?

  卞孝萱:我跟他原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搞《柳文指要》,派他的秘书王益知到图书馆查资料。王益知给章士钊写封信还可以,查资料就遇到麻烦了。我那时候经常在图书馆看书,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图书馆碰头。王益知有什么问题,我就帮他解决。他回去就跟章士钊提起我,一次两次以后章士钊就对我有印象了。后来章士钊就让王益知请我到他家去谈了。

  南方都市报:章士钊给你的印象如何?

  卞孝萱:章士钊是政治家兼学者,他跟毛泽东感情太深厚了。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早年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同留学英国。回国后,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做校长,毛泽东是他得意门生。章士钊同情革命,曾经帮助过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后来优待他。

  南方都市报:此后你一度离开北京下放去劳动?

  卞孝萱:我们下放到河南了,社会科学院的人都下放到那里,钱锺书、杨绛、余冠英、俞平伯等都下放到那里。1971年毛泽东要出版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这样章士钊就写信给周恩来,请调我回来,帮助校勘《柳文指要》。我就在他家里,帮他把这部书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在章家工作的情形如何?

  卞孝萱:章士钊住在一个很古雅的四合院里。当时章含之在二外教书,还没有嫁给乔冠华,她也下放了,这时也回来,到外交部做一个副司长,乔冠华是外交部长。章含之嫁给乔冠华是后来的事情,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出来以后,就让章含之把书送给乔冠华,这部书是他们姻缘的契机。

  南方都市报:《柳文指要》完成后,你和章士钊交往还多吗?

  卞孝萱:1971年,《柳文指要》出来以后,中华书局赠章士钊一百部书,章士钊用来送人,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郭沫若等都有。给启功的那一部是我去送的。启功不认识章士钊,章士钊也不认识启功,启功收到《柳文指要》后,由我带他到章士钊家里去见面。后来章士钊去了香港,在香港去世。

编书治史,主张学术民主

  “文革”后期,卞孝萱到家乡扬州师院任教。1984年,卞孝萱调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程千帆、周勋初等组成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卞孝萱开设的中国文化史、年代学研究、唐代小说与政治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卞孝萱撰写《刘禹锡评传》和《韩愈评传》,不久匡亚明聘任卞孝萱为副主编。近年来,卞孝萱主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和《中华文化百科》等,主张学术民主:观点上各抒己见,自由发挥;文字上各显风采,不拘一格。

  南方都市报:“文革”后期你曾一度到家乡扬州任教?

  卞孝萱:“文革”中知识分子在北京没事做,我母亲年纪也大了,我就到扬州师院。我是扬州人,回乡后我发现做学问一定要在大地方,不能在小地方。大地方的信息及时,资料丰富,人才很多,交流广泛,小地方是不能比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是什么机缘到南京大学任教?

  卞孝萱:我在扬州的时候,南京大学曾想调我,扬州师院不放,我就又回北京去。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又做了四年,1984年到南京大学来了。当时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最早的博士生导师就是程千帆、周勋初、我。那时候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老教授去世了,程千帆和我都是外地请来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协助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卞孝萱:我来的时候,匡亚明是校长,后来是名誉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是副主编之一。我跟范文澜、章士钊、匡亚明开始都是不认识的。

  南方都市报:匡亚明先生的为人如何?

  卞孝萱:他为人挺好。他原来是吉林大学校长,我去过吉林大学,吉林大学个个人都说匡亚明好,在位的时候人家说他好不稀奇,他走了人家还说他好,才是真好。匡亚明校长尊重人才,盖了好房子,要给教师住。他全心全意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他在世时,每部书他都要审读。

  南方都市报:你在教学上有什么个人的经验?

  卞孝萱:我跟青年人关系比较好,青年人也愿意与我接近。我年轻的时候接触很多老人。老先生有两种,一种是对后生提携、帮助,这种人是大多数。也有少数是遏制后生的。我从自身经历中,感觉到老先生引导后生学习很重要,现在常有年轻人到我家里来,我给他们讲课。我对他们说,写文章不要说空话,要注重材料。

  南方都市报:你到了南京之后,注重六朝史研究?

  卞孝萱:我到了南京以后,创办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我主张学术研究要贴近本地的生活,我回扬州以后就重点研究扬州八怪,来到南京就组织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我当了十年的会长。这个研究会有学术活动,有产品,干实事,培养人才,我们出了一批六朝的书。

  南方都市报:从自学成才到成为大学教授,一路走来有什么心得?

  卞孝萱:我走了许多弯路,不像现在的青年大学毕业之后读博士,博士读完当教授。但是成名太早也有一个毛病,知识面较窄。譬如研究某一问题,虽在一方面说得通,但放在大的文化背景里可能就说不通。所以现在各所大学都提倡跨学科研究了。人文科学是相通的,文史哲是不可分的,没有精而不博的人。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