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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四家作品全部3016篇中，出现上列各数字达4792次之多；每篇中约有数字1.59个；将其中"十二"、"三千"、"百万"等一定量数词减半计，每篇用数字也当在1.55个以上。其中数字运用次数最多的依次是"一"、"万"、"三"、"千"、"百"等。这个统计应当可以代表中国古典诗歌运用数字的一般情况，除了用量之大，在概率的意义上还从一个侧面证明，程千帆先生所说"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现象是大量的客观的存在。从而笔者认为，包括"一与多"现象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数字的大量运用，是明显不同于外国诗歌的一个民族特点。这一特点，固然根本上为反映生活的需要所决定，在创作观念上却不免中国人以"数"定"象"思维与表达方式的影响，尽管作者可能是不自觉的。
中国古代诗歌以"数"定"象"，极大地提高了诗的意境和艺术表现力。这可以从唐诗的一个例子得到说明。杜甫《绝句》四首之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试把诗中数量词去掉，就成了：
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雪，门泊东吴船。
古云"诗是有声画"。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原作较改作不仅画面鲜明，意境深邃，而且情味悠长，却正是得自数量词的恰当运用。又如近代第一位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二一一首：
万绿无人嘒一蝉，三层阁子俯秋烟。
安排写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
本篇因恰当运用数量词而得为佳作，去掉数量词则不止减色，简直就不成诗了。
中国古代小说除大量运用数字外，更注重"错综其数"和"极其数"以成全书之框架布局和情节设计。这除了结卷尚偶数以外，章回小说还往往以若干个"十回"为率，名著则往往为"百回"、"百二十回"；情节设计则有"三顾茅庐"式的"三复情节"、"三足鼎立"式的"三极建构"，以及"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圆形框架"和"大团圆"结局，等等。这些，笔者已专文论列[5]，而有所未尽，兹补说如下：
一．"三复情节"源于八卦之三画即《易》之"三才（天、地、人）观念，直接得之于《礼记·曲礼上》"卜筮不过三"和东汉王肃注云"礼以三为成"。但是，阐发此义比王肃更早且更详尽的是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
三公者，王者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
又曰：
何谓天之大经？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寒暑与和，三而成物；日月与显，三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而成德。自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以此为天制，是故礼三让而成一节，官三人而成一选：三公一选，三卿一选，三大夫一选，三士一选。凡四选三臣，应天之制凡四时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为选，取诸天之经。
所以，"三而一成，天之大经"，就是中国古代几乎每事"三进位"的思想渊源。后世"事不过三"和小说的"三复情节"，就都源于这个植根"天道"的思想。其影响是如此地普遍，甚至权臣和平夺权的篡位也须"三让"而行，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又同篇下注引《魏氏春秋》曰："（文）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而由此可以看出此一政治游戏规则的不可动摇。直到北宋，英宗因有憾于蔡襄，蔡乞守杭州，"英宗即允所请。韩魏公时为相，因奏曰：'自来两制请郡，须三两章。今一请而允，礼数似太简。'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卒与杭州。"（《宋人轶事汇编》引《东轩笔录》）可知宋代"礼以三为成"也还在朝廷有所实行，而这就是民间"事不过三"观念和小说中"三复情节"的社会基础。
附带说到，中国古代小说以若干个"十回"结卷的传统，源于"十者，数之极"进而以"十"为全为美的观念。其实，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天道"相关。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反；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而为数，纪十如更始，民世世传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则见天数之所始；……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天数毕于十，……十者，天之数也。
这应当就是从古至今中国流行"十景病"的深层思想原因了。
二．关于"三极建构"，笔者在《"天人合一"与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一文中曾经认为：
它的实质是一点为中心，两极为主线，第三极为参照。参照乃所以反作用于两极。有参照，两极之主构之关系以至三极之成面才有变化。其在原理上是一分为二，操作上是一分为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三极建构"逻辑上就是这种动态的开放性的组合。它是"天人合一"在小说构思上的投影，一切好的小说故事或简或繁，都是或者可以约简为是这样的组合。因此，作为小说情节结构艺术的基本形式，三极建构是有普遍和永久的意义。
这里，"三极建构……普遍和永久的意义"，实在是为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势所决定。近读《通鉴》南朝梁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景为梁将慕容绍宗追击：
（景）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胡注曰："人臣苟有才，必养寇以自资。"）略过道德的评价，慕容绍宗所言，不为无见；汉初韩信，明初胡、蓝等人之命运遭际，都是反面的证明。大而言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如北宋末年宋朝联合金国以灭辽，随之而来是金灭北宋；南宋末年宋朝联合元蒙以灭金，随之而来是元蒙灭南宋而占了全部中国。由此可知，世间一切较为复杂之事，都是或都可以化简为是"三极建构"；把握态势走向的关键是在两极对立之下正确处理与第三方的关系。历史上三国时代刘备放弃"联吴抗魏"是绝大的失策，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思想，无疑是高妙的致胜之道，后来发展为"三个世界"的理论。至当今世界政治"打XX牌"的策略，都足以证明笔者所认为的"（三极建构）原理上是一分为二，操作上是一分为三"，乃人事运作和小说故事构造最基本和普遍的原则。
三．关于"圆形框架"和"大团圆"结局。中国古代对"天"的崇拜和"天道圆"的观念衍生出以"圆"为完美的艺术观。但是，从生活、思想到艺术，以"圆"为美的艺术观经过了长期发展的过程。从《易传·系辞上》论"蓍之德圆而神"发端，汉儒进一步认识到"圆则行"的特点。清褚人获《坚瓠余集》卷一《赵歧解圆字》曰：
《说储》：汉儒赵歧《孟子注》云："凡物圆则行，方则正。"此解最明彻。尝试广其义：惟圆则无障碍，故曰圆通；惟圆则无
爲缺，故曰圆满；惟圆其机尝活变化出焉，故曰圆转，又曰圆融。盖至竺乾之教极于圆满觉，大《易》之用妙于圆神，天下之能事毕矣。"
至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圆"乃成为谈艺之术语概念。如《总术》谓文学创作观察生活要"圆鉴区域，大判条理"，《体性》篇讲构思要"思转自圆"，《论说》称文思"义贵圆通"，《杂文》篇论连珠须"事圆而音泽"，《丽辞》称"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熔裁》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知音》讲"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等等，"圆"作为刘勰论文无所不使的美学标准，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英国哲学家罗素《西方哲学史》第十七章《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认为："圆的运动是最完美的。"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四章《艺术》认为："我们若要一言以蔽之实际活动、游戏活动与艺术活动的关系，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直线来表示实际活动，以曲线来表示游戏，以圆圈来表示艺术。"刘勰从古先中国人"天道圆"思想发展出的"圆"的艺术观，暗合于前后某些西方重要美学家的论断，而运用发挥之妙，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勰之后，以"圆"为美之艺术观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的重要思想和常用的概念。以古代小说、戏曲为例，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一则曰："《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以刘禅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二则曰："前能留步以应后，后能回照以应前，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此"首尾大照应"、"一篇如一句"云云，实际指出了《三国演义》总体艺术构思求"圆"得"圆"的特点与成就；又，李渔《闲情偶寄》卷二《大收煞》论戏曲结局曰："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这里，李渔从戏曲的收场，提出了文学叙事结末求"团圆之趣"的美学理想。可知如同"戴圆履方"的成语所显示的，中国人一如其所认为的人"头圆象天"，
思维与表达上也总是把"圆"作为美的最高境界，即清张英《聪训斋语》卷上所说："天体至圆，万物做到极精妙者，无有不圆。圣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
以上，我们举物质、制度、文学等三事以证中国古代人文本于天道的民族传统及其影响，就个别而言不少属于常识；但是，多方面常识的相互印证有助于说明中国古�"拟天道以成人文"是一个悠久的无所不在的传统。认识这一传统，既是全面把握华夏文化面貌及其成因的根本，又是中华人文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由此出发，才有可能总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科学理论。如在本文力图说明的"拟天道以成人文"这一根本传统之下，笔者继个人以往的研究再次强调的"三复情节"、"三极建构"、"圆形框架"、"团圆结局"等提法，虽未必尽是，却希望能对推动建立关于中国人文传统的自己的理论，有抛砖引玉的意义。
2000年3月18日初稿
2001年1月3日改定
注释：
[1]《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陆九渊《杂说》。
[3] [5]参见拙作《数字"三"的观念与古代小说的"三复"情节》，《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天人合一"与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
[4]见程著《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通讯地址：071002 保定市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此文发表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
人在报刊复印资料文学理论2001年第5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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