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2003年9月23－24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中、日学者4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一）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古典小说的数字化，即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研究。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研究方式相比，它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而且可以促进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变革，引出新的研究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部分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和电脑专家互相合作，在《三国演义》的数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2001年9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系和文学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着重对《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工作目标、软件设计进行磋商。在本次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介绍了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近几年来《三国演义》的数字化进展较大，其成绩居于其他古典小说之前；并介绍了由周文业主编、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的主要功能和通用平台，强调史料库收录的资料都是全文，不做选本，为的是发挥计算机的“穷尽”功能。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主任周文业具体介绍了《三国演义》数字化的新进展，认为《三国演义》数字化的重点是突出文学、历史、地理的结合，并现场演示了《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光盘。他们的介绍，引起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很大兴趣。大家认为，《三国演义》数字化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具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而且对整个古典小说的数字化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大家还对如何完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提出了若干建议，例如：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胡世厚建议收入历代的研究文献；《明清小说研究》副主编张蕊青指出《容斋随笔》有关《三国演义》的信息比《世说新语》更多，在思想倾向和历史见解方面对《三国演义》的影响更大，应当收入资料光盘；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提出，收录《三国》版本应该包括各种不同类型，每一种版本均应与原本进行对照检查，做到准确无误，用其进行研究才有价值；国家图书馆编审陈翔华、日本新潟大学助教授中川谕都强调了图像版和图文对照功能的重要性，建议充实这方面的内容；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伟实建议，《演义》中的诗词应当建立检索功能；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建议，在功能的设置上考虑雅俗的不同需要，分为专业版和大众版，并建议建立《三国演义》文化影响的数据库；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俞晓虹建议，在专业版中应该收入研究论著（包括博士论文数据库）；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杜贵晨提出，资料光盘的目标应当是：资料最全面，检索起来最方便，对资料应尽量减少主观判断。《文艺研究》编审赵伯陶指出，数字化将是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但关键还是发挥人的作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许多词语，系化用前人典故、语句、意象、意境而来，很难用电脑检索。因此，数字化的进展应与人的创造性劳动结合起来。

　　（二）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版本问题是《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在昆明举行首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以来，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存佚状况、各种版本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了长足进步。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1．关于嘉靖壬午本（或称“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教授将其与叶逢春本《三国志传》进行比较，以“人数变化一百例”、“人名变化二百例”为论据，坚持认为它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金文京介绍了嘉靖壬午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壬午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刘世德、陈翔华、金文京还分别指出，嘉靖壬午本有几种不同的刊本，不是都刻印于嘉靖元年。2．关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中川谕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3．关于《三国》版本的新信息。刘世德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收藏的熊成冶刊本《三国志传》（二十卷），指出它有甲本、乙本之分；甲本刊行于万历元年至二十年之间，地点在建阳；乙本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左右，刊行者是熊成应，地点在南京。金文京介绍了万历四十八年与耕堂费守斋刊本《新刻京本全像演义三国志传》，题：“新刻全像（横刻）／李卓吾先生订／三国志／古吴德聚·文枢堂仝梓”。前有《三国志小引》，为玉屏山人如见子题。中川谕则介绍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继志堂雍正十二年（1734）刊本《三国英雄志传》，指出它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中的“英雄志传”小系统；并强调指出，继志堂本的存在表明，清代初期，各种《三国》版本仍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对此情况，以往学者未予足够注意，今后应加强对清代《三国演义》出版情况的研究。这些新的信息，引起与会学者的普遍重视。4．若干值得重视的见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胡小伟提出，研究《三国》版本，应该重视它与明代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陈翔华指出：上海残页确是早期版本，但说它是成化刊本，尚缺乏依据。杜贵晨认为，对《三国》版本中的错误，不仅要指出，而且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产生错误的原因往往有多种，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对罗贯中原作中有无关索故事，两种观点的争论颇为热烈。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沈伯俊教授在作会议小结时指出：这是一次高层次、高质量的，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研讨会，达到了沟通信息、交流观点、深化思考的预期目标。在《三国演义》版本问题上，大家都承认嘉靖壬午刊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但它是否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则还有两种不同观点；大家都承认“通俗演义”与《三国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的并存，而对这两大系统的先后关系，仍然有各种不同见解。因此，需要中外学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广泛收集新的或过去被忽视的资料，深入钻研，平等争鸣，力求取得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