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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音乐与诗的凝聚:中古文人的啸

 三、啸的文化特质   

就文化特质而言,中古士人之啸与其它音乐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一)啸的理性特质

       我在前面提及(见本书页212),谢鲲因调戏织布的女孩而被她用织梭打断了牙齿,这位大名士没有恼怒,更没有想去报复,而是说“犹不废我啸歌。”堂堂男子汉折齿断牙并非美事,但谢鲲并不感到羞耻,因为这没有妨碍他发出“啸歌”。这就是所谓“不事形骸”—“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好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世说新语·赏誉》九七刘孝标注引《江左名士传》)这种为人风格乃是重神轻形、遗形求神和得意忘形的玄学观念的体现。不仅如此,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对啸也发生了很大影响(参见王葆玹先生《正始玄学》,页334~337)。案东晋时代桓玄与袁山松对此问题做过专门探讨。桓玄《与袁宜都论啸书》:             

读卿歌赋,序咏音声,皆有清味,然以啸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将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赡,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极,阮公之言,不动苏门之听;而微啸一鼓,玄默为之解颜。若人之兴逸响,惟深也哉!(《艺文类聚》卷一九)

“幽旨”,指深奥、微妙的义旨。桓玄认为啸能够表达“幽旨”,是一种“契神之音”,即能够契合人的精神、传达精神意蕴的声音。他举阮籍与“苏门真人”对啸的故事为例,说明啸胜于“言”。可见“言不尽意”,而啸可尽意,这是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袁山松《答桓南郡书》:             

啸有清浮之美,而无控引之深;歌穷测根之致,用之弥觉其远。至乎吐辞送意,曲究其奥,岂唇吻之切发,一往之清泠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啸,苏门之和,盖感其一奇,何为征此一至,大疑啸歌所拘耶?(同上)

袁氏以为啸带有一种“清浮之美”,缺乏感情深度,而“歌”作为有声有言的艺术,能够曲尽人情,“究测根之致”,远胜于啸。至于“苏门真人”对阮籍有啸无言,不过是感到新奇而已,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显然,袁山松是言尽意论者,同时又主张啸不尽意。纵观魏晋时代,以持啸尽意之说者居多,因而啸得以与清谈并驾齐驱,风行士林。清谈是以语言达意的,寓玄理于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啸是以声达意的,寄深义于音乐之中。二者传达的东西可统称为“道”(the Way)。这种“道”的内涵十分丰富,而以玄学之“道”为主。《世说新语·栖逸》一刘孝标注引袁宏《竹林七贤论》:             

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

“目击道存”,语本《庄子·田子方》:“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这是孔子评论温伯雪子的话。孔子认为像温伯雪子这样的人,视线所触而道自存(眼睛看到哪里,哪里就有真理),会见他根本不需要用语言。袁宏借这个典故评论阮籍与“苏门真人”的“长啸相和”,说明二者均为得“道”之人。在他们之间,‘啸’已成为特殊的论“道”方式,虽然外人感到神秘莫测,他们却是了然于心的。《啸旨·苏门章第十一》:             

……仙君之啸,非止于养道怡神。盖于俗则致雍熙,于时则致太平,于身则道不死,于事则摄百灵、御五云,于万物则各得其所。……

依孙氏所说,“真人”之啸深蕴着至大无边的“道”,它无所不在,无往不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啸视为“传道之音”。当然,孙氏之说带有一定的张皇成份。

(二)啸和以自然为美的艺术观念

啸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之美的崇尚和追求。自然之美是不假雕饰的,绝非人工造做所能替代。自然是最高的美学境界,它发于天性,自然而然。它是人物品藻最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我们看魏晋的人物品藻,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便是潇洒的举止和自然的风度: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一六)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世说新语·赏誉》八七)

这种美是不假雕饰的。《世说新语·赏誉》八:       

裴令公目夏候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敬”,谓尊敬、爱敬。“修敬”是人为的,“不修敬”则发乎天然。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七写缙绅之士“容饰整颜色,磬折执珪璋”,《世说新语·忿狷》六载谢安称王子敬“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虚伪矫情的人在当时最不受欢迎。在艺术欣赏方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审美观念的渗透。在著名的龙山之会上,桓温问孟嘉:

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嘉回答说:

渐近自然。(《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引《嘉别传》

“丝”指弦乐,如琴、瑟之音;“竹”指管乐,如笛、箫之音;“肉”指纯粹的人声,即清唱。桓温感觉到人的歌声之美远胜于丝竹之乐,之所以如此,孟嘉认为是清唱最切近于人的自然形态¾“肉”,也就是人的嘴巴的缘故。这一解释极为深刻。其实这种美学观点渊源于《庄子》。《齐物论》:“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对这段话,陈鼓应先生有非常准确的今译:“子游说:‘“地籁”是众窍孔发出的风声,“人籁”则是竹箫所吹出的乐声。请问“天籁”是什么?子綦说:‘所谓天籁,乃是风吹万种窍孔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使这些声音之所以千差万别,乃是由于各个窍孔的自然形态所致,鼓动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庄子今注今译》,页40)案黑格尔云:“乐器所发的声响离灵魂的表现较远,一般是一种外在的死的东西,而音乐却是内心的运动和活动。”(《美学》,第3卷,上册,页410)“人的歌唱和旋律表现正象鸟儿在树枝上,云雀在天空中,唱出欢畅动人的歌调,是为歌唱而歌唱,是纯粹的‘天籁’,没有其它目的,也没有明确内容。……它象诗一样,往往转到单纯的美妙的声调上去流连恣肆,仿佛忘记而且有时的确忘记了情感及其具体的表现,而只是在为艺术而欣赏艺术,灵魂在欣赏自己的幸福的歌声。”(同上,页390391)黑格尔的论述可以为桓、孟的对话作注脚。按照这种美学观念,则啸也是一种“肉”音,它“兴举则发,兴尽则止”(《啸赋》),如同庄子所说的“天籁”,颇能适应中古士人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和率意而动的人性特征。明代学者程明善甚至认为“歌之源出于啸”,因称歌为“啸余”(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00“《啸余谱》十卷”),这也足以证明啸与歌具有比较相近的自然本性。《啸赋》云:             

……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细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

“至音”,意为至高无上的声音。成公绥认为啸乃“自然之至音”,非丝竹所能比拟,这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相近。啸不借助于任何乐器,只要“动唇”、“发口”,啸音便随之飞出,它的清美激扬和与优雅和润并不逊色于竽笙、琴瑟。啸的这种随意性充分地体现了自然之美,堪称为“自然之极丽”。清·张汉《啸余图谱》卷一:             

灵均之为声也,以骚;子云之为声也,以赋;少陵之为声也,以诗。骚耶、赋耶、诗耶,皆有天焉处乎其中,而终不如苏门一啸,山鸣谷应,于天为尤近。故曰:“丝如不竹,竹不如肉。”盖深知夫声不自声,而以天为声也。

张氏的意思是说,屈原的骚、扬雄的赋和杜甫的诗,不能说不美,但皆不如苏门真人的一啸,因为它更近于天然的境界。啸是天然之音、天籁之音。中古文人的啸达到了“以天为声”的音乐胜境。

(三)啸与自然界      

啸与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啸的发生,往往是以特定的自然条件为前提的。发啸之前,必须考虑自然因素,如《啸旨·权舆章第一》所言:“天气正,地气和,风云朗畅,日月调顺,然后丧其神,亡其身。”在美好和谐的自然环境中,啸者禀气凝志,物我两忘,这样才能发啸。而各种不同的啸,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孙广《啸旨》对此记述甚详,例如:             

此当林塘春照,晚日和风,特宜为之。(《流云章第二》)

若当夏郁蒸,华果四合,特宜为之。(《深虎章第三》)

华林修竹之下,特宜为之。(《高柳蝉章第四》)

浓雪昼暄,凄风飞雪之时,特宜为之。(《空林夜鬼章第五》)

中羽之初,日映空山,风生众壑,特宜为之。(《巫峡猿章第六》)

若高秋,和风景丽,特宜为之。(《下鸿鹄章第七》)

寒郊原野,阴风苦雾,特宜为之。(《古木鸢章第八》)

傍映岩峦,俯对潭洞,特宜为之。(《龙吟章第九》)

地气闭涸,烟凝阴,特宜为之。(《动地章第十》)

        深山大泽,极高极远,宜为之。(《苏门章第十一》) 

这些自然背景,包括季节、时令、气候、地理等因素以及某些具体的自然状况等等。啸的这种与自然密不可分的特点是由其自然本性所决定的。

       啸脱胎于大自然的音响。我们的先民所处的自然界是一个音声缭绕的世界:虎啸深山,林谷传响;高猿啼峡,属引清远;鸟雀和鸣,嘤嘤成韵;蝉唱高枝,悠音飘荡……大自然所蕴藏的音响是丰富无比的。尚未摆脱蒙味与野蛮的先民们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便不由自主地对耳闻的一切加以模拟。啸就是他们最初对自然音响的一种模拟。《山海经·西次山经》说神话人物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西王母并非真的长着豹尾、生着虎齿,而是以它们为饰物,佩戴在身上,这正是远古时代氏族部落首领之形象特点。西王母在声音上也模仿了虎豹的叫声,这就是啸。托名作者为班固的六朝杂传体小说《汉武帝内传》在描写西王母降示仙法后写道:             

王母言粗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太平广记》卷三“汉武帝”)

她用啸向“灵官”发号施令,足见其啸法之娴熟。小说家言,固不足视为史实,但关于西王母之啸的描写,或许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模仿动物之啸,并非仅西王母一人。孙广在《啸旨》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古之善啸者”对动物声音的模拟。例如:

              谿虎者,古之善啸者,听谿中虎声而写之也。雄之余,怒之末,中商之初,壮    逸宽恣,略不屈挠。……始于内激,既藏又含,外激而沉,终于五少而五太,则深谿    虎之音备矣。(《深谿虎章第三》)

高柳蝉者,古之善啸者,听而写之也。飘扬高举,缭绕萦彻,咽中角之初,清楚轻切,既断又续。……始于大沉,次以五少、激、散、越,系而令清,       终以小沉,则高柳蝉之音备矣。(高柳蝉章第四

巫峡猿者,古之善啸者,闻而写之也。幽隐清远,若在数里之外,若自外而至,自高而下。杂以风泉群木之响,迥然出于众声之表。……初以内激   ,五连之,前二缓而清,后三急而高,错综遍此,则巫峡猿之旨备矣。(《巫峡猿章第六》)

下鸿鹄者,出于师旷清角之旨,古之善啸者,听而写之也。其声宽绰浩渺,不绝以节,洪洞不绝,既上未上。宽大内外,闻而乐之;轻浮遒急,闻而恶之。尝奏则求此一一听之,爱恶分明,鸿鹄下矣。且善啸无其声,至远不越数百尺,鸿鹄翔于冥冥之间,曷由闻而下也?盖激气出于唇齿之间,妙声转于风景之际,则风景和;风景和,则元气下降,翔云之间,游元气之上,有不随下哉!……先以外激翔风数十发声,次以匹叱,然后纯以五太,终以散、越成之。三奏而清风臻,五奏而流云卷,九奏而鸿鹄降,则下鸿鹄之音备矣。(《下鸿鹄章第七》)

古木鸢,古之善啸者,闻而写之也。飞射哀咽,洪洞缭远,若有所不足。郁郁振荡,适断又续,……始于内激,长引之,次匹叱,  又散,则古木鸢之旨备矣。(《古木鸢章第八》)

所谓“闻而写之”,就是听到某种声音而将它记录下来的意思。《史记》卷二四《乐书》载:“……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招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曰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记录的目的在于摹拟和学习。孙广认为啸是古代善啸的人摹拟动物的声音产生的,因而以相应的动物名称为之命名。这种摹拟与现代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是相一致的。按照现代音乐美学的观点,音乐中并不排斥生活中有审美价值的原声仿制。自然之声带有起伏的旋律性,音乐可以用旋律仿声。譬如鸟是大自然的歌唱家,鸟声较有旋律性,旋律也以仿鸟声著称。所以在音乐艺术中有一个独特的品种:“鸟乐”。中国的《百鸟朝凤》(哨呐)《荫中鸟》(笛子)《空山鸟语》(二胡)《苗岭的早晨》(小提琴)和《云雀》(排箫),西方的如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杜鹃》(单簧管)和《鸟笼》(长笛)等等,皆是鸟乐(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修金堂先生《音乐美学引论》一书的有关论述)。《啸旨》中的《下鸿鹄》和《古木鸢》显然是鸟乐。但不是用乐器来摹拟,而是用人的嘴来摹拟。古代的啸者,善于运用仿声的艺术,用音乐模仿自然之声。因为音乐之声与自然之声同质,所以仿声较为直接、容易。从《啸旨》介绍的情况看,《下鸿鹄》和《古木鸢》这两章啸,采用的就是旋律仿声。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拟论”的观点,音乐是以自己的声音传达出现实中的声音现象的。卢克莱修·卡尔在《论事物的本源》一文中指出:“人们在开始能够编出流畅的歌曲而给听觉以享受的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用口模拟鸟类嘹亮的鸣声。最早教会居民吹芦笛的,是西风在芦苇空茎中的哨声。”(转引自克列姆辽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页93)《啸旨》中的鸟乐足以证明这些学人的观点。

人类的祖先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在广袤无际,生机勃勃,一派和谐的自然界中,人类与鸟兽草木相依相伴,相爱相亲。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只能随顺自然、仿效自然。在历史巨人的脚步跨入文明的门槛之后,人类便开始了号称为“改造”的对自然的破坏与摧残。啸的本质和最根本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类在取得某些支配自然的主动权之后,对自然的一种复归。啸的这一本质特征在古人的啸声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前所述,古人之发啸,或在崇山峻岭之中,若在广野辽原之上,或在长江大海之间,或在茂林修竹之内;而轻风徐来之际,皓月当空之夜,啸音最为清美。啸离不开风的陪伴。王粲《大暑赋》:

仰庭槐而啸风,风既至而如汤。(《全后汉文》卷九0)

“啸风”,指向风长啸,即唐人韦应物《南园》“顿酒尘喧意,长啸满襟风”(《韦应物集校注》卷七《游览》)之意。《世说新语·仇隙》三刘孝标注引《王廙别传》:             

……王导、庾亮游于石头,会至。尔日迅风飞倚船楼长啸,神气甚逸。导谓亮曰:“世将为复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为物所疾。……

在飘飞的疾风中,王廙发出声声长啸,其豪情胜概,奔腾逸气,毕现无遗。而刘琨的月夜登楼之啸更令人赞叹:

……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嘘唏,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晋书》卷六二本传)

纠纠胡兵,粗野无礼,与细腻、缠绵的情思风马牛不相及,而刘琨的一声清啸,却使之愀然动容,凄然长叹,最后弃围而走。

       古代的啸者具有十分强烈的“登高意识”,巍巍绝顶,峨峨危楼,矗矗高台,常常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地方。阮籍之啸于山,刘琨之啸于楼,固然卓尔不群,而成公绥《啸赋》所描写的高台之啸更为精彩: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而抗首,嘈长引而廖亮。或舒肆而自发,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逸气奋涌,缤纷交错;列列飙扬,啾啾响作……。

声声长啸,弥塞于天地之间,构成了一个五音繁会,清美怡人,阔大、邃远、自由的艺术胜境。这是对社会的抗争,这是对命运的挑战,这是人生的高亢之音!陶渊明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陶渊明集》卷五)不也显示了同样的哲学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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