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篇 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第四章 清谈的历史还原

一、清谈的起源与分期

（一）清谈的起源 

对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或从清谈思想上立说，或从思辩方式（重要表现在品评人物方面）的角度上阐述，或从语源上立论（关于“清谈”一词的语源的讨论，见本书页74~75），纷纭辞说，莫衷一是，而多有淆乱不清之处。兹分别讨论之。

1．清谈思想之起源

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贺昌群先生说。贺氏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之上篇《汉魏间清谈思想之流变》中指出： 

每一时代皆有其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继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他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魏晋清谈之起，在学术上盖上承东汉方术道家与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弃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兴之一部分，则为先秦诸子学之重光，与印度思想之流入。至汉末三国时代，因政治社会之巨变，遂形成一种韵味悠长之思潮，名曰清谈，至魏正始之际，始树立宗风，六朝曰玄学，绵亘三百年之久，其间大小同异，流别纷繁，非好学深思，体察深远，或忘怀得失，想与感应，难以究其极致。……（《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页1） 

他认为清谈思想主要来源于汉代之方术道家、老易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于汉末三国，树立宗风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8），而赵翼以为“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下引赵氏语出处同此）。

第二，杜守素先生（即杜国庠先生）说。杜氏认为清谈思想之产生与东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有密切关系，“东汉之末，有名的经学大师，多已有意无意地突破法家乃至训诂的藩篱了”，“突破了经学的藩篱而趋向于老庄思想了”，他以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为例说明这一观点（《魏晋清谈及其影响》）。案东汉人之不守章句者，还有仲长统、王充和班固等等，他们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不可忽视，其事迹与言论俱见《后汉书》本传。其实这种学风由西汉时代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汉书》卷八七上本传：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非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俨然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主人公。又《文心雕龙·论说》：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据此，则毛苌、孔安国也具有同样的学术倾向。

第三，孙道昇先生说。孙氏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惟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清谈起源考》）。王充的著作和学风，可能对魏晋人有影响，但如果视其哲学为清谈思想之唯一源泉，则未免过于绝对化了。此说颇类于钟记室之追溯诗源，费千钧之力而无拾羽之功。

2．清谈作为一种思辩方式的起源

清谈是在一定的思辩方式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人物品评¾清议，汤用彤先生和杨勇先生皆持此说。杨师在《清谈对于佛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东汉之际盛行清议，尤以太学为甚，后遭两次党锢之祸，出于忧生的原因，则由具体的品核公卿，转而为抽象玄理之研讨。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早有阐述，他说：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不同。……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子烨案：见《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可是“不为危言覈论”（ 子烨案：见《后汉书》本传），而“周旋清谈闾阎”（子烨案：见《抱朴子》外篇《正郭》）。即不具体评议中朝（子烨案：疑当作“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这里，然而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据此，东汉末年的大名士郭泰乃是清谈之风的发起者。而唐异明先生以为清谈的远源乃是汉代经学，其近源则是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见《魏晋清谈》第四章《清谈的酝酿与成形》第一节《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并参见余英时先生《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士与中国文化》，页287~400），此说独具慧眼，言而有征。如果从清谈的“纯学术”的特质方面着眼，显然他的这一观点更符合清谈的历史实际。

当然，上述诸家从不同角度立论，各有胜义，我们不可偏执一说。清谈作为一种绵亘中古的学术思辩活动，其文化渊源是多方面的，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与分合演化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对《世说新语》给予足够的关注，无疑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前面我们提到，陈寅恪先生称《世说新语》为“一部清谈之全集”。案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三年（436）立玄学馆，由此至陈代末年，玄学、清谈虽然渐入“土泥”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及魏晋，但还是有所发展的；另外，《世说新语》一书是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及门人“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宋·高似孙《纬略》卷二）编纂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只能是“选集”，而非“全集”，况且清谈仅仅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非其内容的全部。不过，魏晋时代的清谈事、语，除《世说新语》外，其它典籍的有关记载今日所见已经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这部清谈“选集”，是可以当作“全集”来读的。《世说新语》全书凡三十六门，编纂者将东汉名士冠于全书之首，或许这在客观上向我们暗示了清谈与清议的关系。 

（二）清谈的分期 

以往研究者对于清谈的分期，主要是针对魏晋清谈进行的，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为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前期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这并不足以概括中古清谈之全貌，至于重视魏末西晋之清谈，而忽略东晋乃至南北朝之清谈，亦有不妥。缪钺先生在《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中对魏晋清谈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期，他说： 

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稿》，页34） 

缪先生的分期方法主要根据《世说新语·文学》九四刘孝标注（见本书页31）。此条注文位于正文中“袁伯彦作《名士传》成”一语之下，显然是对袁宏观点的转述。缪先生据此说“东晋人认为渡江以前清谈名士应分为三期”，再加上东晋之清谈人物，遂成魏晋清谈四期之说。这样的分期是符合魏晋清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1946年，无畏在《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一文中也提出了魏晋清谈四期说：第一，正始时期（240~240）；第二，正元至景元时期（254~263）；第三，咸宁至元康时期（275~299）；第四，永和时期（345~356）。这样分期也涵概了魏晋时代的主要清谈家，而且较为具体。其中前二期与缪说无异，后二期仅取两晋的某一阶段，则未免失于过于拘泥。故魏晋清谈之分期，当以缪说为正。

总的看来，清谈自东汉桓、灵二帝时代即有萌芽（从郭泰开始），至南朝陈末而结束，兹据缪氏魏晋清谈四期说，大致将中古清谈统分为四个时期： 

1．萌芽时期（147~239），由东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到魏明帝曹睿景初三年；

2．形成时期（240~249），由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至正始十年；

3．鼎盛时期（250~419），由魏齐王嘉平二年至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元年；

4．衰落时期（420~589），由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至陈后主叔宝祯明三年。 

如此划分，就可以将中古清谈的历史嬗变尽括其中了。 

    （三）南朝之清谈 

关于南朝清谈的基本材料，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已经作过梳理；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第八章《高门之习俗》第一节《清谈》中更为详细地稽考、辑录了这方面的材料。这里拟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讨论。

1．刘宋之清谈

刘宋立国，承魏晋风流之余绪，谈玄说理，蔚然成风，名家年少，皆以此相尚。当时善谈玄理者有吴郡张敷（《宋书·张敷传》），陈郡谢瞻（同上，卷五八《王惠传》）、谢庄（同上，卷八五本传），琅琊王彧（《南史》卷二三本传），陈郡殷臻（同上，卷二七《殷景仁传》附《殷臻传》）。其他如沈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卷六三本传）；吴兴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同上，卷八二本传）；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同上，卷九三《隐逸列传·沈道虔》）；宗炳善琴书，精于言理（同上，《宗炳》）；周续之闲居，读《老》《易》（同上，《周续之》）。可知谈玄者并不局限在朱门之内。宋世之玄学著作不多，清谈以口谈（关于口谈的问题，说详下文）为主。如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河东关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同上，《关康之》）。庐江何偃好谈玄，注《庄子·消摇篇》传于世（同上，卷五九本传）。这是刘宋时期见于《宋书》记载的一部重要的玄学著作。

在刘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玄学的官方化，取得了与史学、文学并列的地位。《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此为元嘉十三年（436）之事。至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又命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南史》卷二《文帝本纪》及《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雷次宗》）。玄学的正式设立，标志着它已经从士人的手中转移到国家学术的宝座，因而对齐、梁、陈三代清谈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刘宋士人对正始谈风极为景慕，清谈家经常以此互相吹捧。如王球说：“尚之西河之风不坠。”何尚之也说：“球正始之风尚在。”（《南史》卷三0《何尚之传》）羊玄保的两个儿，宋文帝分别赐名为咸、粲，并对玄保说：“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宋书》卷五四本传）王微对何偃说：“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同上，卷六二《王微传》）其实，他们的玄学成就远不及正始名流和竹林名士，主要是尚口谈而少著述。

2．南齐之清谈

南齐清谈家的笔谈著述非常多。如吴兴沈驎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又著《老子要略》数十卷（《南齐书》卷五四《高逸列传·沈驎士》）。而口谈之士也有不少。河南褚渊，涉猎谈议（同上，卷二三本传）；河东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他常说自己“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同上，卷二四本传）下邳王玄载，雅好玄言，修士操（同上，卷二七本传）；张岱“辞义清玄”（同上，卷三二本传）；张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同上，卷四一本传）；陈郡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同上，卷四八本传）；平原明僧胤也妙解玄言（同上，《高逸列传·明僧绍》）。这些人都通晓玄学，善长清谈。

南齐之清谈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玄”义理的讨论上，有时兼及佛理、道学和儒学，内容非常广泛。如周顒长于佛理，尤善《老》《易》（《南齐书》卷四一本传）；顾欢年二十余，从豫章雷次宗学习玄、儒诸义（同上，《高逸列传·顾欢》），是一位玄、儒双修的学者；东阳徐伯珍好释氏及《老》《庄》，兼明道术（同上，《徐伯珍》）；清河崔慧景，“性好谈义，兼解佛理”（《南史》卷四五本传）。由此可见，当时的清谈思想以玄学为主干，又融入了儒学、佛学及道学的成份，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对于清谈场上的风流人物，朝廷公卿极为贵重之，皇帝也往往对这样的人宠爱有加。如张绪少知名，清简寡欲，他的叔父张镜对人说：“此儿，今之乐广也。”吏部尚书袁粲对皇帝说：“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他“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无食”。（同上，卷三三本传）从时人对张绪的推崇可以看出，南齐清谈家与刘宋士人一样，也是特别崇拜魏晋风流的。

3．梁代之清谈

梁代之笔谈著作大多出于皇帝、侯王、太子之手。梁武帝萧衍“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简文帝萧纲著有《老子义》二十卷和《庄子义》二十卷（同上，卷四《简文帝纪》）；南平元襄王萧伟“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著《二旨义》，别为新通。又制《性情》《几神》等论其义，僧宠及周捨、殷钧、陆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同上，卷二二《太祖五王传·萧伟》）；贞惠世子萧方诸“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同上，卷四四《世祖二子传·方诸》）；平昌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同上，卷四八《儒林传·伏曼容》）。其他善于谈玄的名士，如谢览（同上，卷一五《谢朏传》附《谢览传》）、张充（同上，卷二一本传）、王暕（同上，本传）、庾于陵（同上，卷四九《文学列传上·庾于陵》）、谢几卿（同上，卷五0《文学列传下·谢几卿》）、何子朗（同上，《何思澄》附《何子朗传》），庾承先（同上，卷五一《处士列传·庾承先》）和萧眎素（同上，卷五二《止足列传·萧眎素》）等，亦各驰誉一时。在梁季的清谈名士中，庐江何胤的著述尤其丰富。他“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同上，《处士列传·何点》附《何胤传》），所以在当时颇有影响。

梁代的清谈，兼容玄、释、儒，如赵翼所说“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学义”。而其中又以玄、释二家较为突出。如萧纲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同上，卷四《简文帝纪》）；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同上，卷二七本传）；谢举少时博涉多通，尤长于玄理及释氏义（同上，卷三七本传）；王褒“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王褒：《幼训》，同上，卷四一《王规传》附《王褒传》）；江紑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同上，卷四七《孝行列传·江紑》）；刘訏善玄言，尤精释典（同上，卷五一《处士列传·刘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士人之谈多出玄入释，又间以儒学，以为谈助，这样，三种思想的交融就愈加紧密了。关于梁代的清谈与经学的关系，赵翼指出：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案汉时本有讲经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诏诸生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决。又施雠论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建初四年，亦诏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奏议》，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经义纷繁，各家师说，互有异同，故聚群言以折中之，非以此角胜也。至梁时之升座说经，则但炫博斗辩而已。 

所谓“炫博斗辩”，确实不假，但这并非梁代清谈的主导倾向，更非当时清谈家的目的所在；否则，我们对梁代学者撰写了那么多的儒学著作的事实，就无从解释了。其实赵翼对清谈心存偏见，所以对六朝人的儒学著作以及儒学成就略而不言，这是不足取的。

4．陈代之清谈

陈代也有许多著名的清谈家。如清河张讥，《陈书》卷三三《儒林传·张讥》：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汝南周弘正，《陈书》卷二四本传： 

年十岁，通《老子》《周易》，……弘正特善于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所著《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集》二十卷，行于世。 

其他谈士还有周确（同上，卷二四《周弘正传》附《周确传》）、徐孝克（同上，卷二六《徐陵传》附《徐孝克传》）、顾越（同上，卷三三《儒林传·顾越》）、全缓（同上，《全缓》）和陆瑜（同上，卷三四《文学列传·陆琰》附《陆瑜传》）等人。又《陈书》卷二五《孙瑒传》： 

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时兴皇寺朗法师该通释典，瑒每造讲筵，时有抗论，法侣莫不倾心。 

显然，陈代的清谈比以前各代更有组织性。公元5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清谈，举行的地点是皇家的辟雍殿。《说文》：“辟雍，天子飨饮处也。”《五经通义》说：“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艺文类聚》卷三八）可见辟雍的设置，目的即在于宣传礼仪教化与儒学思想。当时著名文学家徐陵曾经预此盛会。案《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可见徐陵也是由儒入玄、玄儒兼工的人。《艺文类聚》卷三八引徐陵《皇太子临辟雍颂》曰： 

……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诏弘宣，发《论语》题。摄齐升堂，抠衣即席。对扬天人，开辟大训。清言既吐，精义入神，副德爰动。音辞锋起，问难泉涌。辩论纶之异，定伦理之疑，玉振锵锵，云浮雨布。介王奉系圣踪，驰辩秀出，信令张禹惭其师法，何晏忸其训诂。穆穆焉，洋洋焉，此实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壮观者也。…… 

皇太子就是后主陈叔宝，他在太建元年（569）被高宗立为皇太子。“十一年”是指是陈宣帝（即高宗）太建十一年（579），在这一年的3月21日，在辟雍殿举行了一场关于《论语》问题的清谈盛会，陈叔宝以太子的身份莅临此会。徐氏此颂的末尾有这样的话：“弘风讲肆，崇儒肃成。丹书贵道，黄金贱籝。洙泗兴业，阙里增荣。”足以说明这次清谈与儒学的密切关系。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刘宋时代，清谈被何尚之、雷次宗等人确立为专门之学，而务求专精。齐、梁二代，是清谈从分科到融合的过渡时代。清谈发展到陈代，儒学的特征更为突出，似乎是在玄学渐趋寝迹的同时，人们又复归于儒学了。在南朝清谈的发展历程中，道教一直没有渗透进来，而儒、释、玄三家思想遂以圆融合一的风貌弥掩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