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物品藻的标准及其所反映的审美观念

关于人物品藻的标准，中古士人并没有直接的表述。所以，如果考察这一问题，必须从现存的第一手材料出发，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深入的开掘。标准的问题，往往因人而异，我的着眼点不是在“异”上，而是在“同”上。所谓“同”，即是中古时代的共同的品藻标准。而“同”的本身也包含诸多方面，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审美观念就更为丰富多采。在这本章里，笔者特为拈出其中的三个方面。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它们重要，更主要是因为已往研究者对它们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有的甚至一直是中古文人生活研究领域的盲点。

一、“容止”：人物的容貌和动作

      （一）中古士人崇尚“容止”风气的开端 

《世说新语》第十四门是“容止”。“容止”，意为容貌、举止。《孝经》云：“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唐玄宗注：“容止，威仪也。”《礼记·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郑玄注：“容止，犹动静。”“容止”是由容貌和举止显示出来的神态和威仪。中古士人对容貌和举止的关注，最初与选拔人才有关。《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 

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曰：“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岐嶷形于自然，伣天必有异表。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

所谓“岐嶷形于自然，伣天必有异表”，不仅适用于选立皇后，也同样适用于择拔士人。在胡广等人看来，杰出的人物必有天生的卓异之处，随时都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正如观测广袤的天空必能发现奇异的表征一样。在东汉时代，权威人士在选官择士之际，往往凭借一面之印象。《后汉书·胡广传》： 

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同书卷五六《种暠传》： 

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乃]洛阳吏邪? ”谌曰：“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歆即召暠于庭，辩诘职事。暠辞对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举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 

胡、种二人以一面而擢官，史书中没有说明究竟原因何在。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世说新语·识鉴》一六描述的一个故事：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对褚裒“默识”孟嘉的原因，文中没有具体的交待，但我们可以断定他是通过对诸多座客的神情气质的仔细观察来做出判断的。胡、种二人之被赏拔，大概也是如此。因之，美好的容止便成为士人们所努力追求的东西，同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东汉时期，士人以身材高大、明眉秀目为美： 

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

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同上，卷三五《郑玄传》）

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襃衣博带，周游郡国。（同上，卷六八《郭林宗传》）

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同上，卷八0下《文苑列传·赵壹》）

朗祖父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

这是一种阳刚之美。王谌之异种暠，法真之举胡广，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特别符合这种美的标准，因而显得与俗众不同。而从东汉开始，这样的“容止”在外交会晤中格外重要。《世说新语·容止》一：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本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曹操为摄服远国使者，竟然让崔琰假扮他本人，足见“容止”是何等重要。《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鬚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曹操虽“姿貌短小”，但“神明英发”，匈奴使者是明眼人，一见面就知道接见他的是假魏王，大概是因为崔琰缺少英雄之气的缘故。《后汉书》卷二七《承宫传》： 

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数纳忠言，陈政，论议切悫，朝臣惮其节，名播匈奴。时北单于遣使求得见宫，显宗敕自整饰，宫对曰：“夷狄眩名，非识实者也。臣状丑，不可以示远，宜选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 

此事与上述的捉刀故事发生的时间相距不远。据此，《世说新语》记载的这个捉刀故事可能是有事实依据的。

三国时期，士林对人物的容止更加重视。容止成为鉴别人物的主要依据之一。《人物志·九征》云：“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同书中的《效难》篇亦称：“是以众人之察，不能尽备。故各自立度，以相观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动作，……。八者游杂，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刘卲认为若鉴别人物，就必须洞察人物的容止，“相其形容，候其动作”是当时主要的观察方法。在这方面，人物的身高、眼睛、眉毛、胡须乃至声音都受到关注，而精神气度尤为重要： 

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有姿仪，大音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同上，卷八《公孙瓒传》）

长八尺，美须眉。（同上，卷一一《管宁传》）

（王烈）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同上，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

长八尺三寸，容貌矜严。（同上，卷一二《何夔传》）

（何熙）身长八尺五寸，体貌魁梧，善为容仪。举孝廉，为谒者，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伟]之。（同上，裴松之注引华峤《汉书》）

长八尺三寸，美须髯。（同上，卷一四《程昱传》） 

吴、蜀之士的“容止”也颇为不俗： 

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同上，卷三五《诸葛亮传》）

张表有威仪风观，始名位与戏齐……（同上，卷四五《杨戏传》）

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同上，卷四九《太史慈传》）

瑜长壮有姿貌。（同上，卷五四《周瑜傅》）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同上，卷五七《陆绩传》）

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同上，《张温传》）

为人白皙，威仪可观。每正朔朝贺修勤，在位大臣见者，无不叹赏。（同上，卷六四《滕胤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从以上材料看，汉末、三国时期，士人对容止的观察与评论，已经不仅仅拘泥于鬚发、身材和眼睛等“形”的方面的外在因素，借形以察神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蒋济观察人物的方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从“形”到“神”以及“容止”品藻的唯美主义倾向 

蒋济（？~249）是曹魏的重臣之一。《三国志》卷一四本传：“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他历仕魏武帝、文帝、明帝和齐王四代，均居显职。《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 

锺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继昼，由是获声誉。 

蒋济所著之论，今已不存。他认为观察一个人的眼睛，便足以了解此人。这种观点已见于《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存”，是考察、观察的意思，“瞭”，指眼睛明亮，“眊”，谓目光昏暗，“瘦”是隐藏、藏匿的意思。蒋济在曹魏时代重申孟子的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说来，那就是为观察人物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并使人们重新反思孟子的观点。蒋济强调观目知人之说，是因为“目”属于传神之形，由“目”可以窥察人的精神世界。嵇康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而国乱于下也。”（本书征引嵇康诗文，依据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以下不再标注）又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同上）既然如此，作为传神之形的眼睛当然要格外受到重视了。《晋书》卷八八《孝友列传·孙晷》： 

……晷未及大敛，有一老父缊袍草屦，不通姓名，径入抚柩而哭，哀声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门者告之丧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顾。同郡顾和等百余人叹其神貌有异，而莫之测也。 

又《世说新语·排调》四三：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鬚发不是“传神之形”，与神明无关，所以就不受重视。于是，“神”成为“容止”品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世说新语·排调》四二：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从桓豹奴忌讳形似其舅一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是鄙薄“形似”的。而桓玄认为他与王丹阳在“形”的方面“恒似”，在“神”上“时似”，如此便击中了桓豹奴的要害，因而使他更加不高兴（关于《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形”、“神”观念，可参看钱南秀先生《论<世说新语>审美观》一文）。《世说新语·品藻》四二：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王、刘善其言。  

本条刘孝标注引《江左名士传》曰：“刘真长曰：‘吾请评之。弘治肤清，叔宝神清。’论者谓为知言。”“肤”属于“形”的范畴，在刘惔看来，卫玠的特点是“神清”，当然较“肤清”的杜弘治更胜一筹。显然，晋人在品评人物的过程中，是以“神”的高下为主要依据的。《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 

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隽，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 

躯干虽伟，而精神平庸，亦会受到鄙弃。《世说新语·自新》二：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戴渊本系江湖草寇，他之所以受到陆机的注意，是由于他在干坏事的时候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神姿峰颖”。这一点被陆机准确地捕捉到了，于是判定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后来的事实证明，陆机的确是很有眼力的。《晋书》卷七六《王廙传》称王胡之： 

素有风眩疾，发动甚数，而神明不损。 

又《世说新语·容止》一0：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 

这两条材料说明，由于“神”具有持久性与恒定性，故一经形成，便不会丧失，即使疾病缠身，也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物品藻的重“神”倾向，直接影响了晋代人物画对传神境界的追求。众所周知，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就是传神论。不仅如此，晋人之欣赏音乐，也以“神解”、“神识”为最高境界。阮咸之妙赏即是一例：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校以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世说新语·术解》一） 

晋代名士之交往酬答，也讲求“神领”、“神解”。《世说新语·言语》三九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曰： 

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 

《世说新语·简傲》七刘孝标注引《高坐传》亦载： 

王公曾诣和上，和上解带偃伏，悟言神解。见尚书令卞望之，便敛衿饰容，时叹皆得其所。 

 “神领”，谓精神上的领悟；“神解”，指精神上的理解。这种领悟和理解是最透彻、最深刻的，由于不斤斤计较于外在的细微问题，因而能够抓住本质的东西。

晋人固然重“神”，但并未“忘形”，因为没有“形”，也就没有“神”，嵇康所谓“神须形以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对人物进行审美观照的过程中，晋人也并不忽视外在的容止。《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刘孝标注引《嘉别传》： 

（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僚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 

同书《贤媛》一五：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桓温之观察孟嘉，王湛之观察郝氏女，都是有目的观察；但观察的过程进行得很自然，也没有任何虚假的成份。《裴启语林》七九： 

庾公道：“王眉子非唯事事胜于人，布置须眉亦胜人。我辈皆出其辕下。” 

“事事”，乃就其处理事务的能力而言；“布置须眉”，是指其容貌之修饰讲的。王玄既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又有漂亮的容颜，当然要高出别人一筹了。而从士人崇尚美好的容止这一角度着眼，我们发现晋代的历史似乎就是美男子的历史： 

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司马繇）美鬚髯，性刚毅，有威望……。（同上，卷三八《宣五王传·琅邪王伷》附《司马繇传》）

长不满七尺，而腰带十围，雅有远韵。（同上，卷五0《庾峻传》附《庾敳传》）

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锺。（同上，卷五四《陆机传》）

身长八尺，明眉目，美音声。（同上，卷五七《张光传》）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仪，有精彩，武帝爱之。（同上，卷六四《武十三王传·司马遐》）

劭美姿容，有风操，虽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堕替之容。（同上，卷六五《王导传》附《王劭传》）

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同上，卷六七《温峤传》）

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同上，卷七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少有识度。身长七尺八寸，龙颡大鼻，少言语。（同上，卷七五《王湛传》）

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同上，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琰传》）

牢之面紫赤色，鬚目惊人，而沉毅多计画。（同上，卷八四《刘牢之传》）

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同上，卷八八《孝友列传·王裒》）

身长八尺余，鬚长三尺，容貌绝异，音声动人。（同上，卷八九《忠义列传·王育》）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同上，卷九0《良吏列传·吴隐之》）

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同上，卷九三《杜乂传》）

敦眉目疏朗，性简脱，……。（同上，卷九八《王敦传》）

        少有才藻，美容貌。（同上，卷九九《殷仲文传》）

美姿容，每出游，观者盈路。（《晋书》卷一00《王机传》附《王矩传》） 

从这些材料看，晋人心目中理想的“形”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容貌以“美鬚髯”、“明眉目”最为重要；第二，身材以高大为美，一般要在八尺以上；第三，声音以宏亮为美；第四，“有风神”、“有远韵”是容止之美的最高境界。由于晋人自觉地追求这种美，所以我们有时会发现个别孤芳自赏的美男子特别有趣味。《裴启语林》一二七： 

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得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而得新帽。 

“如馨”是晋人口语，意为如此、这样。王濛的放达，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呼唤父亲的名字（王讷字文开），因为当时的人重视避讳（参见本书页144~145）；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容貌的赞美。他以形貌之美征服了帽店的女主人，获得“免费赠送”的优待，可见他也确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三八：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庾长仁也是以神姿之美使普通的百姓产生敬畏之情的。再如东晋时代苏峻之乱的发生，庾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大将军陶侃说“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可谓杀机已露，但“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二三），美使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放下了屠刀，不仅赦免了庾亮的罪过，而且对他十分喜爱了。再如《世说新语·容止》七：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本条刘孝标注引《岳别传》：“岳姿容甚美，风仪闲畅。”又引《续文章志》曰：“思貌丑顇，不持仪饰。”同是遨游于洛阳道上，因容貌有美丑之别，所得到的待遇也就不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本条刘孝标注引《语林》曰： 

安仁（潘岳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张载字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 

其情节、人物虽与上文有异，但也足以说明“容止”这一审美标准是多么深入人心。 

（三）南朝士人对“容止”之美的崇尚 

南朝士人对容止的崇尚有增无已，简直达到了中古时代爱美的极至。在当时，容止之美对于个人声望的树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宋书》卷四六《张邵传》附《张畅传》： 

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畅为元佐，举哀毕，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简人，音仪容止，众皆瞩目，见者皆为尽命。 

《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 

（萧）嶷身长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严肃。…… 

《梁书》卷四一《褚翔传》： 

（褚）向风仪端丽，眉目如点，每公庭就列，为众所瞻望焉。 

显而易见，这些名士之所以被人们众星捧月似地围绕和仰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美好的容止和优雅的气度。但南朝文人所推崇的容止之美，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一是壮伟、端庄型： 

白皙，美须眉，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刘义宣》）

方颊丰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梁书》卷四《简文帝纪》）

性沉隐，不妄交游，身长八尺，洁白美容观。齐武帝布衣时，见之叹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为公辅之器。”（同上，卷九《王茂传》）

身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同上，卷一一《吕僧珍传》）

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否？”其见亲如此。（同上，卷一八《康绚传》）

容貌丰伟，腰带十围。（同上，卷二二《太祖五王传·萧恢传》附《萧嗣传》）

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同上，《萧宏传》）

放身长七尺七寸，腰带八围，容貌甚伟。（同上，卷二八《韦放传》）

溉身长八尺，美风仪，善容止，……（同上，四0《到溉传》）

有父风，好学仗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同上，卷四三《韦粲传》）

天性孝谨，体貌瓌伟，腰带十围。（同上，卷四四《太宗十一王传·萧大春》）

岫长七尺八寸，姿容奇伟。（《南史》卷六0《范岫传》）

泉美须髯，善举止，身长八尺，性甚警悟。（同上，卷六二《鲍泉传》） 

身高、腹大、长髯，肤色白皙，这种美是纯粹汉人式的美。二是秀丽、玲珑型： 

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宋书》卷四四《谢晦传》）

夷美风仪，善举止，……（同上，卷五三《江夷传》）

江夏文献王义恭，幼而明颖，姿颜美丽，高祖特所钟爱，诸子莫及也。（同上，卷六一《武三王传·刘义恭》）

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叹曰：“此荆楚仙人也。”（同上，卷九三《隐逸列传·龚祈》）

（宋顺帝刘准）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南史》卷三《宋本纪下》）

太子美姿貌，善举止。（《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峻少美风姿，善举止。（同上，卷二一《王峻传》）

秀有容观，每朝，百僚属目。（同上，卷二二《太祖五王传·萧秀》）

机美姿容，善吐纳。（同上，附《萧机传》）

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对。（同上，卷四二《傅岐传》）

少聪警，美姿仪，特为高祖所爱。（同上，卷四四《太宗十一王传·萧大雅》） 

俊美、优雅，眉清目秀，飘飘欲仙，这种美纯粹是南朝式的。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人们所看重的都是容止之美所浸润、所映射的动人的神明： 

广陵孝献王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宋书》卷六一《武三王传·刘义真》）

方明严恪，善自居遇，虽处暗室，未尝有堕容。无他伎能，自然有雅韵。（同上，卷五三《谢方明传》）

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梁书》卷一五《谢朏传》附《谢览传》）

身长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高祖异之，尝曰：“张壮武云‘后八叶有逮吾者’，其此子乎。”（同上，卷三四《张缅传》附《张缵传》）

及长，身长七尺四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同上，卷五一《处士列传·陶弘景》）

禄字彦遐，幼笃学有文章，工书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发。（《南史》卷三六《江夷传》附《江禄传》）

（衡阳献王陈）昌容貌伟丽，神情秀朗，雅性聪辩，明习政事。（同上，卷六五《陈宗室诸王传·陈昌》） 

所谓“神情”、“雅韵”、“风神”、“神采”、“神仪”、“神明”、“神情”等等，就是南朝士人最赏爱、最心仪的美，亦如同晋人，这种美是当时关于容止品藻的主要着眼点。六朝人爱重姿容之美，但并不完全以貌取人。左思以卓越的文学成就终成大器估且不论，像刘伶、庾敳、支遁这些丑陋的男人也同样能够成为出群之器。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刘伶传》：“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又《世说新语·容止》一三：“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大名士庾敳也并不漂亮。《世说新语·容止》一八：“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但他们都受到士林的推重。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人物是温峤。《裴启语林》七七： 

初，温峤奉使劝进，晋王大集宾客见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尽惊。 

温峤在出使江东劝进之前，早已驰誉士林，所以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可能都以为他一定长得很美，但实际情况与主观臆想相差甚远，所以人们感到惊讶。《语林》下文说： 

既坐，陈说九服分崩，皇室弛绝，晋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无主，闻者莫不踊跃，植发穿冠。王丞相深相付托。…… 

温公容貌虽丑，而辞情动人，使朝士们不得不另眼相看。当然，这种美好的容止也并不是唯一的品藻标准，有才无貌而见重于世人的名士也有不少：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宋书·范晔传》）

好饮酒，拙涩乏风仪。（《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列传·王智深》） 

可见当时的人物品藻并不完全以貌取人，才高八斗之士是不会被埋没的。

在中古时代的人物品藻中，“清”是一个很常用的字眼。它反映的不仅是人物的道德情操、精神品格以及言语文章等方面的纯澄如水的高雅境界，同时也概括了士人的风姿神貌的魅力。我们看以下记载： 

秘书监荀崧又常谓人曰：“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晋书》卷五《孝怀帝纪》）

峤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标俊清彻，英颖显名。（《世说新语·言语》三五刘孝标注引虞预《晋书》）

（王珣）少以清秀称。（同上，一0二，刘孝标注引《王司徒传》）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三七） 

所谓“清劭”、“清彻”、“清秀”和“清峙”，都是勾勒士人风姿神貌的语词。就“清”的这种意义而言，在中古时代，几乎可以说是无“清”不美的（关于“清”的问题，可参看黄克剑先生《“清”—魏晋人物品藻中一个重要审美范畴》以及程章灿先生《世族与六朝文学》，页71~72）。 

（四）中古士人“容止”的女性化倾向 

《南史》卷一二《后妃列传下·张贵妃》：“张贵妃名丽华，……，……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这位令天子心醉的张女士的确美丽动人，她的美是女性的天然丽质。我们读下面几段文字： 

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南史》卷一九《谢晦传》）

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附《鱼弘传》）

敬容身长八尺，白皙美鬚眉。（同上，卷三七《何敬容传》）

（萧长懋）姿容丰润，小字白泽。（《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 

这些男人与张女士区别何在？他们确实是男人，他们的白皙光润也确实有点不像男人。上文我们谈到六朝容止之美的两种类型，后一种类型似乎与女性美比较接近。事实上，在中古士人对“容止”之美的追求与赏爱中，的确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倾向，那就是女性化。有时，这种倾向表现得非常严重，与男子汉应有的阳刚之气甚不相侔。

先从从服饰打扮上看。《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梁）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 

既然这是诬蔑之辞，则李固其人必不如此。但我们由此可以推知，在李固生活的时代已经有男人开始追求女性美了（余英时先生就此事论曰：“按此虽飞章诬奏，未可全信，但李固平时必有此顾影自怜之习气，故得加之以罪。纵使李固本人不如此，当时士大夫中亦有此类行为之人，诬奏者始能据以状固，则可以断言。由是观之，魏晋以下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行步顾影之风气悉启自东汉晚季，而为士大夫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也。”此说甚确。见《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323~324页）。《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服妖》： 

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 

又《世说新语·容止》二刘孝标注引《魏略》： 

（何）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 

可见男人追求女性美，这种风气在汉末魏初也已经出现了。曹魏的贵公子也有追求女性美的习气。《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 

傅粉乃女子所为，但中古时期的男士也往往有这种嗜好。东晋时代，在谢氏子弟中，有的年轻人也在服饰方面追求女性的风格。《世说新语·假谲》一四： 

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谢遏就是谢玄。谢安对侄子这种不男不女的打扮很不满意，所以想办法改正他，同时又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如果不是叔叔对他施加这种正确而行之有效的教育，谢玄就不会成为有大功于社稷的一代名将。试想：一个天天佩带着香囊的男人，如何能够带兵抗击投鞭断流的强敌？《晋书》卷七九《谢尚传》： 

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谢尚喜欢穿带有花纹刺绣的裤子，也遭到了叔父们的批评。他改掉了这种不良嗜好，最终成为一位名士。

其次，从肤色、形貌和体态上看。中古士人往往喜欢光洁、白皙、娇嫩的美。我们看这样一些记载： 

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时人谓之“玉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八）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同上，九）

（萧纲）手执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睐则目光烛人。（《南史》卷八《梁本纪下》） 

而某些男士的身躯也过分柔弱，乃至有“不胜衣”、“不堪罗绮”者： 

至长七尺三寸，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闲详安谛，体若不胜衣。（《世说新语·言语》一五刘孝标注引嵇绍《赵至叙》）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世说新语·容止》一六）

这两位名士的美是一种病态美，而这在当时是时髦的表现。《南史》卷二八《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 

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尝叹曰：“褚彦回能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时人以方何平叔。…… 

据此，褚彦回这个深受皇帝宠爱的名士也不过是“行步顾影”的何晏之流。《梁书》卷四七《孝行列传·何炯》： 

炯白皙，美容貌，从兄求、点每称之曰：“叔宝神清，弘治肤清，今观此子，复见卫、杜在目。”

卫玠字叔宝，杜乂字弘治（参见本书页42所引《世说新语·品藻》四二及本条刘孝标注所引《江左名士传》），晋朝这两个风流妩媚的美男子，在南朝成了某些人效仿的楷模。《南史》卷六八《韩子高传》： 

……子高年十六，为总角，容貌美丽，状似妇人。…… 

“状似妇人”者，又何止一个韩子高！我们读《颜氏家训·涉务篇》： 

梁世士大夫，皆尚襃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糺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这位王复先生（子烨案：韩国学者朴汉济博士以为王复可能就是由南入北的大文豪庾信，其说有见，参见其所作《南北朝末羁旅诗人庾信之轨迹—与颜之推的情况比较》一文）居然被一匹骏马震慑住了，不知他听到老虎的咆哮又当如何？

就总体的时代倾向和一般的审美趣味而言，六朝时代是一个爱美的时代，六朝时代是一个不尚力的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六朝没有力的崇尚）。人们喜欢的是丽日和风，莺歌燕舞，而不是雨横风狂，隼击鹰扬；人们耽爱的是潺潺小溪，杨柳依依，而不是长江大河，苍松巍巍。一个如此娇软柔媚的时代，确实能够创造出旖旎的文采和迷人的风流，确实能够酝酿出富于贵族情调的艺术与文化，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风流与文化的缔造者们，却未能像古希腊时代的人们一样，滋养出保卫自己的创造物的能力。于是乎，五胡乱华，于是乎，六朝消亡。空留下一片霏霏的江南烟雨使人追怀！

（五）“容止”的品藻标准与骨相观念 

骨相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东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了。《后汉书·李固传》： 

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 

《注》：“鼎角者，顶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谓骨当额上入发际隐起也。足履龟文者二千石，见《相书》。”而最早对骨相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王充（27~？），《论衡·骨相篇》即专门研讨这一问题。他说：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侯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侯者，骨法之谓也。……是故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善器必用贵人，恶器必施贱者，尊鼎不在陪厕之侧，匏瓜不在堂殿上之，明矣。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亦犹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犹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过其量，物溢弃遗，爵过其差，死亡不存。论命者如比之于器，以察骨体之法，则命在于身，形定矣。 

王充所说的“命”，就是命运的意思，包括富贵与贫贱两个方面。他认为人的命运是很容易预知的，因为人命禀受于天，自然就有相应的征候表露于身体之上。所谓“表候”，也就是“骨法”。“骨法”又叫“骨体之法”，是人的命运在形骨和身体上的一种反映。命运不同，骨法也有区别。王充还说： 

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由此言之，性命系于形体，明矣。 

他所说的“性”，是指人的道德属性。在他看来，人的品性好坏，在“骨法”上也有不同的表现。“富贵贫贱”是“命之表证”，“操行清浊”是“性之符验”。人的骨相既然能够反映人的一生命运与真实品性，当然要受到世人的重视。王充的这些观点奠定了中古士人骨相观念的基础。

尽管士人们在谈到“骨”的时候，还没有完全与人的命运和品性联系起来，但我们不难看出，在以“容止”为标准的人物品藻中，已经深深地浸透了这一观念。蔡邕《荆州刺史度尚碑》： 

朗鉴出于自然，英风发乎天骨。（《全后汉文》卷七九） 

“天骨”，谓天然之骨，蔡中郎的意思是说，英迈卓异的风姿表现在天然的“骨”上，所以与众不同。《南史》卷四《齐本纪上》：“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文遍体。”这一条记载堪为蔡氏之言作注脚。《三国志》卷八《陶谦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 

又《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 

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子烨案：指孙权），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 

此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坚为下邳丞时，权生，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有贵象。”甘公和刘琬之所言，也是骨相观念的反映。《晋书》卷一《宣帝纪》：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可见一代枭雄曹操也是笃信骨相的。

与骨相观念的深入人心密切相关，中古时期出现了许多相术专家。这方面的杰出人才，有朱建平。《三国志》卷二九《方技列传·朱建平》：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 

有张裕，《三国志》卷四二《周群传》： 

后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于地也。 

还有孤城郑妪，《三国志》卷六三《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曰： 

……孤城郑妪能相人，及范、惇、达八人，世皆称妙，谓之八绝云。 

又《三国志》卷五七《吾粲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曰：‘“粲生数岁，孤城妪见之，谓其母曰：‘是儿有卿相之骨。”可知郑妪的相术是颇为灵验的。在当时，相术可以说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所笃信的学问，在民间流行甚广。上面提到的郑妪就是民间的相术专家。《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 ”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 

钟瑜和钟繇在路上遇到的相者，也可能是民间的相者，显然当时的相术已经进入职业化阶段了。

骨相之学在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试看《晋书》的记载： 

（司马睿）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沉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卷六《元帝纪》）

祜年十二丧父，……尝游汶水之滨，遇父老谓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卷三四《羊祜传》）

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谓之曰：“卿当富贵。”（卷八五《魏咏之传》）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以峤所赏，故遂名之曰温。峤笑曰：“果尔，后将易吾姓也。”……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卷九八《桓温传》）

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沙门慧远有鉴裁，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卷一00《卢循传》） 

显然，在晋人的骨相观念中，骨相不仅预示了贫贱富贵，而且标显了功名、寿夭、心志以及前途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世家大族在缔结婚姻之时，往往要借助相术来作出选择。《世说新语·贤媛》一二：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母亲的英明决断，使女儿避免了不幸。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是因为通晓相术。

南朝的著名相者有韦鼎。《南史》卷五八《韦睿传》附《韦鼎传》： 

鼎字超盛，少通晓，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剌，尤善相术。……初，鼎之聘周也，尝遇隋文帝，谓曰：“观公容貌，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愿深自爱。”…… 

同时民间也有一些相术专家，《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 

初攸之贱时，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攸之曰：“岂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验，便是相书误耳。”其后攸之为郢、荆二州，超之广州，景文南豫州刺史。 

这位相术专家所说的“相书”，就是关于骨相之学的专著。此类著作，在中古时期流布颇多。《汉书·艺文志》刑法家载《相人》二十四卷，《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家载《相书》四十六卷，均不著撰人。《隋书·经籍志》又有萧吉《相经要录》二卷，注云：“（梁有）《相经》三十卷，钟武隶撰；《相书》十一卷，樊、许、唐氏《武王相书》一卷，《杂相书》九卷，《相书图》七卷，亡。”以上诸书今皆亡逸。清人郝懿行辑得《相经》十七节，见《郝氏遗书·晒书堂随笔》卷下；马国翰辑录《相经》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子部艺术类》。

    从上述情况看，由于中古士人重视骨相，所以在中古时期，骨相之学就成为专门的学问，而人们也常常从骨相学的角度来审视人物的“容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