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可以用参考资料来代替教科书么?
编纂一套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参考资料集，并不算什么新的举措，以前的学者，陆陆续续也编过不少种。在国内，像过去中华书局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参考资料》若干册，曾经是过去几十年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参考书。在国外，很有名的，比如狄百瑞（W.de Bary）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陈荣捷（Wingtsit Chan）编《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前者与《印度传统研究资料集》、《日本传统研究资料集》构成一个系列，196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相当大，我曾经看到日本学者福井文雅相当推崇的书评，后者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台湾的黄俊杰教授的说法，它“一直是欧美各高等学府讲授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等相关课程的必要教科书或参考书，其地位一直屹立不摇”，而近年更由一些台湾学者联手回译成中文，1993年在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两大册。
不过，尽管有这些书在前，我还是希望重新编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了一些重新编撰的条件。首先，经过这些年的世事变更，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不仅开始走出意识形态的局限，而且有了将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的自觉，更有了来自本土的问题，思想史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立场。其次，思想史有了丰富的新资料，除了众所周知的考古新发现，像简帛文献等，使得先秦两汉思想史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范围之外，由于思想史观念的变化，也使一批过去很少被纳入思想史视野的资料，特别是过去的边缘资料，开始进入了思想史关注的焦点。再次，思想史研究的背景视野，也从过去的单一的汉族中国，放宽到全球，至少像明清以后，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背景由“天下”变成了“万国”，它的思想史，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线索，于是它也有了很多诸如“交往”、“影响”、“冲击—反应”、“世界体系”、“现代化”等框架，这使得原来的资料不敷使用。
更主要的是，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可以用参考资料集代替教科书？”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教师，首先，我常常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当我们大学里面那些集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为一体的教科书，把所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好像都已经完满地总结和论断了以后，那些教科书的读者还需要，或者说还可以做什么、想什么？其次，经由那些教科书中权威解释了的内容，如果它已经可以充当考试的标准答案，可以使阅读者获得需要的分数，那么，除了一些自己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以外，学生们还会去读有关历史的原始文献么，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原来的历史，而成了被咀嚼过的饭、被皴染过的布了。再次，这些教科书是否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范本或者模仿的文本，如果是，那么接受了这些现成答案以后的历史研究将如何进行？
因此，我总觉得，代替教科书，更多地阅读和使用那种解释成分较少、文献资料较多的参考资料集，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修正过去依赖教科书的弊病，也可以使读者少一点后设的结论，多一点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我提出编纂一套资料集的初衷。
但是，我得承认，编起来还是很不容易，并不是说，新的一定比旧的好，现在来编一套参考资料就一定比过去人编得好，其实，在还没有开始编撰的时候，我就已经察觉到面临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虽然它作为一种历史著述被欧美历史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从十九世纪晚期已经开始，但是，尽管西方人对于如何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如何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或Intellectual History）、如何是“哲学史”（Philosophy History）有过种种讨论，可它的领地边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被共同认可的说法。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也和哲学史很难分清，所谓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类的词语，常常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混用，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于是，这使得我们现在重新编纂一部《参考资料集》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想漫无边际地扩张思想史的领地，以至于思想史本身都被瓦解，我们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有节制地选择文献资料？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合理地确定文献资料的章节安排，使它能够摆脱过去思想史编写的旧格局？在拙著《中国思想史·导言》中，我曾经说过，在以往的各种《思想史》中，习惯的编纂法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思想家们的章节，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不够等级的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占上一节，再不够格的也可以占上一段，而这些思想家的组合就是思想史，大多数《思想史》都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总觉得，这种方式并不能体现历史的连续性，也常常使思想史变成“学案”，而不是“历史”，它忽略了那些作为“背景”的合唱声音，更容易忽略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影响人们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那么，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通过文献选编尽可能地呈现更广泛的思想世界？
第三个困难是，过去各种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参考资料选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相当完整和固定的理论和历史在，他们是按照一种既定方针和思路，在有目的地选择文献资料的，但是，这样的参考资料实际上是对某个《思想史》进行解说或提供证据，因此，读参考资料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读扩大了的某个思想史著作的论据，那个思想史著作始终明里暗里在约束着阅读者对思想史的理解。我不否认每个参考资料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解在支持它的选择思路，但是我们能不能使参考资料变得更开放一些？套一句熟语，就是使参考资料集的阅读者在这些资料的阅读中有“可持续发展”，他们能否从这里面进一步发展出自己对思想史的看法？过去我们的教育常常是“教”，居高临下，用考试、答案和分数制约思想，尽管常常说“教学相长”，却总是忽略了“学”如何对历史进行理解，那么，我们能否采取某些形式，使阅读者能够自己从中得到理解的自由空间？
我设想的参考资料集，本来应该包括三种，一是《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主要是按照时间与专题的顺序收录参考文献与论著，二是《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资料集》，我希望以原文收录，因为这既可以让学生领略国外的思路和方法，又可以阅读外文的专门著作，三是《中国思想史参考图集》，这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一种形式，我总觉得，思想并不止在文字表述中，也在图像之中，因此可以收集一些有意味的图片为思想史资料。
但是，现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只是第一种。关于这一种《参考资料集》，我理想中的结构应当是这样的：
首先，由简明的“编者按语”或者“引言”开头，对每一节的内容提纲契领进行说明；
然后，有若干“关键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可能是了解这一部分思想史的关键，因此需要加上较详细的注释，以帮助理解，而注释又最好能够进一步提供深入探讨的线索，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引用资料；
再后面，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阅读面而安排的“参考文献”，我希望这些文献能够超过过去教科书的范围和数量，使读者能够自己在原始文献中理解，并想象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状况；
最后，是经过选择的“参考论著”，当时我建议应当广泛搜罗中外文的论著，仿佛提供一个挑选过的论著索引，为愿意更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信息的空间。这里所有的意思，就是三点：
一是少一些固定的叙述和结论，免得它成了限制思想史空间的紧箍咒；
二是多提供一些文献，让读者接触一些应当自己读的资料，免得在第二手的叙述中接受现成的答案；
三是尽量提供一些论著，让读者知道还有更多的深入的探讨，不要以为这点儿教材就已经穷尽了思想史。
但是，尽管编撰一套《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的设想和计划，在我心里已经反复考虑过好多遍了，尽管我可以不自量力地独自写了一部《中国思想史》，但是编撰一套《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我却觉得必须要邀请同事来一起合作，而合作，就不能完全依照我个人的想法，如今的集体项目，常常要将就、要妥协，总是取最小公倍数或最大公约数，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参考资料集，仍然是半新半旧，半是理想，半是现实的一个杂拌儿，这是我要向读者预先道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