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启超

夏晓虹 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
   ISBN:7-108-02500-0
   出版日期:2006年8月
   定价:26.00 元
内容提要
  梁启超公“对自己过渡时代之人物的地位有清醒意识”,“完地向我们传递了包孕在本世纪初期而影响及于世纪末的文化讯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先生感于其文其人的魅力,与其结缘十五载,本书即她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的合集。由文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由史及论,既有对梁启超生平与著述、事功的总体评述,包括时人与后人、师友与家人的感性印象;也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与文学史研究的专深探讨或考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
作者简介

  夏晓虹,女,安徽省和县人,1953年生于北京,1984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以色列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与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 学术著述之余,间或发表文化随笔。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1991)、《诗界十记》(1991)、《晚清文人妇女观》(1995)、《旧年人物》(1997)、《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1998)、《晚清的魅力》(2001)、《晚清社会与文化》(2001)、《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2002)、《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004);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编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追忆康有为》、《追忆梁启超》、《〈女子世界〉文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等,另有与陈平原合作之《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等。

本书目录

结缘梁启超(代序)

辑一
学者梁启超
以觉世始 以传世终
  ——梁启超与二十世纪中国
著论求为百世师
  ——说梁启超的“善变”
寂寞身后事
  ——时人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家庭形象
  ——读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梁启超与吴其昌
  ——吴其昌著《梁启超》前言

辑二
菊砚端砚尽关情
登陆塘沽
  ——梁启超流亡归来
来自巴黎的警报
  ——五四期间的梁启超
梁启超墓园的故事
梁启超墓与母亲树
先行安葬的李端蕙夫人
墓园的购建经过
提前到来的梁启超葬礼
墓园的兴衰与逝者的命运

辑三
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
剧作考实
  “戏曲为优美文学之一种”
  “以中国戏演外国事”
  “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

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诗本为表情之具”
  “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

梁启超文艺观刍议
文化史视角
  “文学救国”论
  “情感中心”说

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
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
  科学精神
  文化视角
  历史意识

辑四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
  ——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清学的有用与无用
  ——读梁启超的学术史二种
考据与图表的现代功用
  ——读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
近代传记的新变
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
也说梁启超的“盗用”

辑五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序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新版序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序

后记

本书代序

结缘梁启超(代序)

  对于读书人来说,大概一生中总有几本书会与之长久相伴,因而构成个人生命流程的一部分。就我而言,这类书中首推梁启超的文集。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与梁氏文集 “ 剪不断 ” 的日子,竟有十五载之多。今日回思,也觉惊心。

  与一部书深深结缘,往往需要特别的契机。我之得以相遇《饮冰室合集》,起初纯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1983 年,我就读硕士研究生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两年半的学制时间过去了一半,我该为学位论文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正在此时,我开始阅读 1936 年出版、厚达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那套书在系资料室的书架上,占据了一层的大半格。起初,我还对是否能够读完全书缺少信心;而一旦相接,阅览本身立即变成愉悦的享受,梁启超所自许的其文字“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的效应,竟然历久不磨,在我身上重现。我的论文题目也最终确定为《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希望有幸揭示魔力产生的谜底。

  算起来,1929年去世的梁启超与初读其书的我,中间横亘着半个世纪;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更写于近百年以前。可我全然感觉不到其间的距离,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   

  中国古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仿佛这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通则,天生为批评对象所具有,就象一个人的胎记一般,与生俱来。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不易达致的很高境界,虽经努力,亦未必可以企及。对于政治家与学者,尤其如此。但此语移用于梁启超的文章,却极为贴切。

  也许是我的偏见,政治家以深谋远虑的理智应世,看重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个人趣味,撰文难免带假面具,少见个性;倘若身居高位,更多了一种职业性的“纱帽气”,个体已经消融成为职务的符号,“官样文章”之讥便无可遁逃,然而这还是排除了秘书代劳的情况。学者发言虽有更大的自由度,可学术研究的科学、谨严又要求“言必有据”,可以覆按,司空见惯的“学究气”于是弥漫学界,人们也约定俗成地以之为学术论文的特征,向规范化靠拢的结果,常是个人风格的消泯。

  梁启超恰好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财政总长之职为分界,区划为政界与学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导师必须面对不同的大众,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的坦露胸襟。无论所写为何种文字,作者的个性总是分明可见。

  不妨抄录几段当年令我动心的话,以作佐证。

  1899年底,意欲远游美国的梁启超开始写作记录此行的《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心中洋溢着“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 ” 的自豪。其自述平生履历的一段话便说得相当动情: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在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高潮中,读到如此贴切的话语,发觉梁氏的决心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此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而岁月流转,已近百年,在生出亲切感的同时,也不免伴有些许悲凉。

  1901年,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励》二首,全无去国万里、飘零天涯的苦态,而满怀“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的极度自信,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乐观与远见。此前一年面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豪气干云。开篇一连串的比喻精彩绝伦,诸如“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放入当时的语境,其奇思妙想,新颖别致,足以倾倒人心。而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又分明带有青年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

  在随后几年陆续刊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与外国思想家学案中,梁氏当仁不让地认真履行其导师职责,于输入新知之际,仍保持了选择的主体意识。以按语形式出现的议论,也往往将话头引向中国现状或作者自身,使读者在读文时也能读人。最有名的当属《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虽因言论不断改易而受到“反复无常”的责难,但处于形势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梁启超之“善变”反而成全了其不落伍,郑振铎因而对56岁去世的梁氏有“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梁任公先生》)的印象。

  完稿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了三百年来学者的贡献与缺失,对作为个中人的自己,梁启超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加以评说: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在我平生的阅读经验中,还从未看到如此苛刻而自负的坦诚自责,其针砭准确、褒扬得体,也只能出自梁启超这位性情中人之口。此语也可视作梁氏对自己的 “ 盖棺论定 ” ,我们实在找不出比它更精到的历史定评。

  除鉴赏其人,读其文,还时有精妙的议论启人心智,引人神往。因此类例证太多,不暇枚举,略翻其书,观者自可领会。

  不过,仍然值得一说的是梁启超的两次系列讲演:一为1912年10月归国后在各团体欢迎会上的发言,一为1922年应南北各学校及学术团体之邀的讲学活动。前者曾由张君劢、蓝公武辑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后者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虽是面对各式听众,且有时密接至一天一场,梁启超却绝不敷衍。即使邀请者有八旗生计会、山西票商或北京美术学校、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天壤之别,梁氏所讲题旨却均能切近对象,出自心得,而别具新意,毫无政治家强人就我、以不变应万变的恶习。

  被其文字、归根结底是为其性格的魅力如磁石吸铁一般所吸引,我开始着手写作平生第一部研究专著,那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印行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梁启超也成为我为之付出最多的历史人物。以分类编排的方式选辑的两卷本《梁启超文选》,逐一覆核引文出处而编校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之《梁启超卷》,辑录散见的梁氏亲友、学生为之撰写的印象记成《追忆梁启超》一厚册,所用时日均可以年计。特别是历六七寒暑、始终未曾歇手的《饮冰室合集补编》,虽积稿已多,犹未肯脱手,总期望求全求善。尽管出版社与家人均一再提醒,存在他人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市场只认速度,并不在乎质量,而私心终怕对不起读者,也委屈了任公先生。

  也许正因为与梁启超结缘太深,对其著作的刊行便看得太重。坦白说来,至今在我家数量可观的藏书中,竟没有一部号称收录最全的《饮冰室合集》,好像是以文字为生的人没有笔,不免使人惊异。而道理其实很简单:在我苛求的眼中,这套嘉惠学林的巨著,存在着遗漏甚多、校勘不精的毛病。我不愿意自己最喜欢的学者,并不完美地出现在我的书房里。不仅出于求全责备的心理,自己不购藏,也曾经劝说朋友,等待善本,致令其坐失良机。精善之本至今并未出现,影印本再版反提价二百元,徒然加重了朋友的负担。只有我仍然决心坚持,希望终有一日,可以拥有一部让我满意的梁启超全集。


                       1998年3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十月》1999年第3期)

本书后记

  对于大众来说,梁启超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一个最新的证明是:5月16日国学网公布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结果,经120多万网友投票,梁启超仅次于王国维,以第二名当选(《国学网评选“国学大师”一期评选揭晓》,2006年5月22日《人民政协报》)。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梁启超的意义更在于,他使我真正走进了学术殿堂。

  从硕士论文开始,梁启超便成为我关注的对象。这一研究后来扩展为我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其写作经过,在本书收入的该作新版序中已有详细交代。此书出版后,我觉得自己对梁启超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因而,1994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参加狭间直树先生主持的“梁启超研究”班时,我还曾有过类似的声言。可实际上,梁启超并没有离我远去。

  就在作此说明的同时,我已接受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邀约,正在编一本梁启超佚文集。这就是旷日持久,直到去年才出版的三大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当然,由于字数大大超编,它已脱离“清华文丛”的计划而宣告独立。不过,当时并不认为资料集也属于研究工作,但后来我的诸多论文都受益于这一阶段的辑佚。可见,文献整理并不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而且,在动手编《集外文》之前,我也因参与王瑶先生遗留的项目“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贡献”,完成了《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一篇长文。该文承继了《觉世与传世》的基本结论,以“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概括梁启超文学观念的移转轨迹。但与偏重考察梁氏前期的“文学改良”理论与创作的著作不同,论文对其后期的学术研究活动给予了更多关注,这自然是为着后期梁启超的学者与导师身份的变易契合了论题的需要。文章主体分“科学精神”、“文化视角”与“历史意识”三个面向展开,算是尽我所知对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精髓作了重点考察。

  再次写作关于梁启超的论文,是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之约,为该社“蓬莱阁丛书”拟订出版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导读”。该文开笔时的2001年春,人还在日本,最后一节则是延至回国以后才结稿。正因为有此一段因缘,前期的资料搜集也充分利用了在东京大学查找日文图书的便利,对梁氏彼时阅读或可能接触到的日本明治时期学术思想著作进行了搜考。尽管对此一影响关系的抉发只是开了个头,却仍自认为是本文论说中最具新意之处。

  2004年盛夏,为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赶写了《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一文。这篇7月起首的论文,到10月即会议结束两个月后,才真正完成,由此可见本人行笔之迟缓。此文分别考论了梁启超使用的小说、诗歌与文章这三大文体的概念内涵,尤其注意到其早期的“小说”与后期的“诗歌”对于其他文类的侵吞与兼并,其目的正如文末所言,乃是“有意借助文类辨析,透视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此文同《觉世与传世》第二章关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论说也遥相呼应。

  本书中最晚完稿因而也是最近的一篇新作为《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此文的撰写纯粹是为了供应上学期开设的“近代作家研究”选修课讲授之需。作为大学教师的一个烦恼是,已经出版的著作基本不能用来充当频繁轮转的研究生专业课讲稿,每次开课,总得另出新招。对于我这样的产量不丰者,最好的情况是,你的论文尚未结集成书,或者是书稿还在出版社排版,如此上得讲台,才可应付裕如。不过,也应该承认,迫于讲课的压力,确实能够提高生产力。

  而上述这篇边写边讲的论文,在我还更有一重还债的意义。早在《觉世与传世》的“后记”中,我曾经讲到,该书本来尚应包含“梁启超的戏曲研究”一章。只是,当时我对此没有足够的准备,便托言梁作虽为四种,却只有《班定远平西域》是全本,其他均未完成,并且强调其“对国内的演剧界影响不大”,因此割爱。这次拾起原先放弃的题目,一方面是希望清理梁启超关于“戏曲”的论说,以弥补《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于此处的缺失;同时,也企望对梁氏剧作有新的解读。不必说,现在写成的这篇论文,其思考的精细是17年前所无法达到的。看来,有些时候,一时的舍弃未必不是好事。人总是要进步的。

  除了长篇的论文之外,本书中的其他文字,许多是因友人的催促,为各种自编、他编的梁启超著作选本,以及叙写梁启超生平的著述而写的前言后记或书评。历数下来,有为自编的《梁启超文选》所作的《著论求为百世师》,为《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所作的《以觉世始 以传世终》,为《追忆梁启超》所作的《寂寞身后事》,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所作的《学者梁启超》。另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印的梁启超《名人传记》及吴其昌《梁启超传》撰写过前言,即书中《近代传记的新变》与《梁启超与吴其昌》二文;又曾为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写了《梁启超的家庭形象》一则短评。这些序跋单独发表时已另拟文题,此次编集,又做了些微改动。此外,涉及梁氏几种学术论著、教科书与小说的散论,或是有感而发,或是仅集注于一二小问题,本无意作长篇大论。

  比较特别的是第二辑所收文字。与前述各文相比,其钩稽的均为梁启超人生旅途中散落的片断留影。《菊砚端砚尽关情》中钩沉的是黄遵宪为弥补梁启超因逃亡海外,丢失了唐才常送他的一方谭嗣同题铭、江标刻石的菊花砚之深长遗憾,另刻一端砚相赠,叙说的是一段温暖的友情故事。《登陆塘沽》由梁氏书信与报纸新闻,恢复的是其归国之日一波三折的戏剧性场景。《来自巴黎的警报》一文,大量利用了散见于《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上的梁启超电报、演讲、论文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还原了梁氏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表现与功绩。《梁启超墓园的故事》则详述了梁与两位夫人的身后事,通过考掘墓地的营建与安葬过程中的种种细情末节,揭示了梁启超少为人知的情感底蕴;而几十年来墓园的兴衰,也令人感慨政治之于生者与逝者命运的超强影响。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文章,是1985年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年写作的《梁启超文艺观刍议》。尽管于《觉世与传世》新版序中,我惭愧地承认此文尚不成熟;但这却是我在硕士学位论文之外,最先写成的一篇梁启超研究文字。作为该书一书第二章的雏形,它也展示了我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初步思考。其中的相关论述,在此后关于梁氏文学史的考究中也有进一步的扩充与落实。

  总而言之,此书汇聚了目前为止,我在《觉世与传世》之外写下的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题名《阅读梁启超》,意在读“文”也读“人”。以《结缘梁启超》代序,则是想表明我还会不断地回到“梁启超”这个题目上来。当然,期盼下一次重来时,能有更好的表现。

  郑勇君催促编集,盛情可感,特此申谢。

                              夏晓虹
                            2006年5月27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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