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鉴定的目的主要是确认一个本子刻（或抄写、排印）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刻的，是否稀见，是否完整，在现存各本中处于何等地位。时代较近的本子，一般有明确的出版年代及出版者，用不着鉴定。这里讲鉴定，主要针对旧本而言。
    一讲版本鉴定，就免不了玄妙感，认为很玄，不是一般人容易掌握的。一本古书，我看半天也看不出名堂，专家看，马上确定是宋版、元版，多么多么名贵，价值连城，岂不玄妙吗？这种玄妙确实存在。但在版本鉴别上，这种情况仅仅是特殊条件下才出现的。绝大部分情况下，版本鉴定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根据下进行的，并无玄妙可言。我们要善于找证据，善于发现别人看不见、注意不到的证据，在求证方面高人一筹，再加上经验的积累，成为版本上的内行，是完全办得到的。版本鉴定的基本方法步骤如下：
    （一）明确撰写年代。
    首先弄清你要鉴别的是本什么书，什么时代的什么人撰述的。假如是一部《康熙字典》，就无须再考虑它是不是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了。抄本也是如此。上升到理论，这叫确定上限。1987年10月我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到安徽图书馆查书，见到一部《危言》，共二卷二册，红格抄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版心有"文美斋"三字，无序跋，但知为清代绩溪邵作舟撰，不知具体年代，封面有行书"辛卯伏日徐世兄国光录"一行，亦不知辛卯为何年。细检内容，发现卷上《知耻篇》有"前岁之役，袭马尾、陷澎湖、困基隆、败越南"语，《纲纪篇》有"道光、咸丰以来中国一再败于太西"语，考马尾之战在光绪十年，则是书之作在光绪十一年前后。这样即可确认辛卯为光绪二十七年，此本可定为光绪二十七年徐国光抄本。
    （二）细读前后序跋。
    大部分古书都有序跋。先秦两汉时期，作者序大都在后头，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说文解字叙》，都在末尾。刘向校书，每校一部书都有一篇序，也是在后头。那时书以篇行，篇与篇之间顺序容易乱，全书有多少篇也常常搞不清楚，所以自序或整理者序都注重叙述篇目及次序，这就是《太史公自序》为什么要逐篇说明"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等等的原因。后来，序放在前头或后头都无讲究了，而且越晚放在前头的越多。有的序在目录后，这是沿袭古代序言（尤其是刘向叙录）的传统，例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自序均在目录后，都是有讲究的。把书前书后序跋全看过，这部书从撰述到刊刻、钞写，以及再版，大概都有了一个线索。序言中有时代最晚的一篇或若干篇，可能与这个本子的刊刻时间有关。
例如《古逸丛书三编》收有《禹贡论》二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是原大影印的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打开这本书，首先是《程尚书禹贡论图序》，署"淳熙辛丑（八年）孟春既望承议郎提举福建路市舶彭椿年序"。然后是《程尚书经进禹贡论总目》。然后是《禹贡论序》，题"朝请大夫权尚书刑部侍郎兼侍讲臣程大昌上进"，末署"淳熙四年六月朝请大夫权尚书刑部侍郎兼侍讲臣程大昌谨叙"。然后是《禹贡论》上下卷正文，署名同《序》。次程大昌《禹贡后序》，未署年月。次《禹贡后论》一卷。次《程尚书经进禹贡图总目》。次《禹贡山川地理图》，《图》开头是《序》，署"淳熙四年六月日朝请大夫权尚书刑部侍郎兼侍讲臣程大昌序"。次《图》附说，分上下卷。末有跋，署"淳熙辛丑（八年）上元后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谨跋"。跋后列衔："直学林冠英、陈傥／学录王伯修、石起山／学正林元镇／校勘掌膳王冲远"四行。可以条理出序跋五篇。两篇在淳熙四年，一篇未落时间，这三篇是自序，证明书成于淳熙四年（1177）。另有彭椿年序、陈应行跋，均在淳熙辛丑（八年）。当时彭椿年"提举福建路市舶"，陈应行为"泉州州学教授"。据彭椿年序，知淳熙七年程大昌"来镇泉南"，序作于淳熙八年春，序末云："郡博士陈君应行请以其著刻木郡庠，布之学者，而求予文为表。予不容辞，故为之书。"陈跋则云："庚子（淳熙七年）公以法从出守温陵，而编修彭公提舶于此，与公有同舍之旧，得其副本。应行……请于公（指彭椿年），愿刻之郡庠，……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余万。"可知程大昌于淳熙七年出任泉州（温陵是泉州的别称）太守，当时提举福建市舶的彭椿年衙门即在泉州。彭与程有旧交，于是出公款十五万命泉州州学刻版。当时州学教授陈应行具体承办刊刻事宜，故有跋文。跋后开列在事人衔名，这是宋代刻书的通行做法（这种方法后代还有沿用的）。这部书正是根据彭椿年序、陈应行跋来确认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福建泉州州学刻本。当然这里可能有例外，比方说元明清时期重刻此本，序跋照刻，无新加序跋，或者有新序跋而被人撤去。所以看序跋只能使我们有个初步认识，有个倾向。然后再考虑其他因素，会不会与序跋提供的结论产生矛盾。如果没有别的破绽，就可以根据序跋定其刊刻年代及地点。这部《禹贡论》就找不出与序跋抵触的证据。
    （三）验牌记。
    牌记从宋刻本就有，是刻书的专门识语。一种是用长方框（或别的形状，如亚字形，或者莲龛形）围起来。一种是不围，直接在空白处（卷尾或目录尾等处）刻上一行或两行字，说明刻书时间、地点或者刻书人、刻书铺号等。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
    例如《昌黎先生集》四十卷《集外文》十卷《附录》一卷，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元年锦谿张监税宅刻本。书末有长方牌子："淳熙改元锦谿／张监税宅善本"二行（系影抄补）。
    《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每卷末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大字一行。
    《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咸淳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每卷末有"世綵廖氏／刻梓家塾"双行篆文牌子。
    宋刻本中的浙江刻本系统，一般没有牌子，而有刻书序跋、列衔。但浙江地区坊刻本，如陈起陈解元书籍铺等坊刻本（传世以唐宋人小集为多），则大都有单行识语。如《王建诗集》目录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印"一行。四川刻本大都无牌记，但也有少数有牌记的，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蜀刻本《东都事略》目录末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长方双行牌子。宋福建刻本则牌子较为常见，多属于坊刻。如《史记》三家注南宋庆元建安黄善夫刻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据以影印），集解序末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长方牌子。黄氏又刻《汉书》、《后汉书》、《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均有这种牌子。两《汉书》后来又有建安刘元起刷印本，刘元起把牌记改刻为"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过去误为两种版本，经日本学者尾崎康比较指出系同版（见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的研究》一书）。
元朝福建刻本牌记更多。明、清刻本均常见有刻书牌记。如清张惠言《七十家赋抄》，卷前有"道光元年五月合河康氏刊"一行，各卷末有"合河康氏刻梓家塾"亚形牌子。
    明代后期以至清代，刻书年月及堂号又往往记于卷前书名页，如《吕叔简先生四礼翼》卷前书名页正面大字书名下有"同治二年重栞"二行，背面又有"品莲书屋藏板／连平颜培瑚题"双行牌子。又如《冲虚至德真经》封面分左中右三栏，中栏大字刻"列子笺释"，右栏上刻"嘉庆甲子重镌"，左栏下刻"姑苏聚文堂藏板"。也有刻书年月在封面页上方横刻的。如《三藩纪事本末》封面分左中右，中刻书名，右刻撰写人，左刻"粤东三元堂藏板"，眉上横刻"同治三年重镌"。
    石印本大都仿木刻本，如《增像第六才子书》五卷首一卷，卷前书名页背面有亚形牌子："光绪／己丑仲春月上／浣上海鸿宝斋／石印。"
    （四）查避讳。
    避讳是古代特殊的文化现象，主要是国讳，就是帝王的名字不能直接书写，要采取一定方式避讳。这就为确定版刻的下限提供了一定参考。
    宋代刻书一般都避讳，其中浙江系统刻本最严格，四川、福建刻本则不甚严。元代刻书不避讳，只是有覆刻宋板偶沿旧本避讳不改。明代刻书基本不避，只有最后三位皇帝泰昌（朱常洛）、天启（朱由校）、崇祯（朱由检）避讳。清代则自康熙开始均避讳。
    避讳常见方式是缺笔，另一种方式是改字，改字多用同音替代。
    例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熹斋旧藏。《滂熹斋藏书记》（叶昌炽撰）卷二著录，云"宋讳徵、敬字缺笔，可知为宋椠也。"徵字是避北宋仁宗赵祯讳，敬是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讳。叶昌炽据此二字缺末笔定为宋刻本。但这种"纂图音注"及"监本音注"子书，一般出现于南宋后期福建书坊，不可能刻于北宋仁宗时。所以这里利用避讳不够精密。而且前五卷与后五卷书名有差别，不是一刻，而是两刻配齐的。不过定为宋本是可信的。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更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溝、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構，溝与構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就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这显然比《滂熹斋藏书记》在断代方面更精确。
    再举一例：北京师大藏《明谥考》三十八卷，清抄本，残存卷一至十、十三至三十八，共二册。明叶秉敬撰。前人已定为清人抄本。从避讳字看，卷内曆字作歷，弘字作宏，琰字不避讳，可知避讳至乾隆止，因此可进一步推定为乾隆年间抄本。这就精密了一步，因为清代有267年历史，清抄本意味着是这267年间所抄，而乾隆在位59年，根据避讳字就缩小到这59年间所抄，上下限大大缩小。
    （五）考刻工。
    刻工是刻字工匠名，宋版书中浙江系统多有之，元明清以及近代刻本一直相沿。不是所有书都有刻工，而是一部分。宋版中浙江本刻工多，福建本、四川本刻工相对少一些。
    刻工大都记在版心下方，有的姓名俱全，也有的只记姓或名，还有冠以籍贯的。刻工往往用俗体字、行书，或同音代替，或偏旁代替。大概最初是为了支付工钱，同时也为了表示负责，所以在刻上刻工名的同时，一般刻有这一版大字多少，小字多少。刻工名也有记在卷尾等处的，多见于明清刻本。到了近代，像陶子麟这样的高手，把自己的名字记在书名页背面这样显赫位置的也有。明代顾氏奇字斋的刻本卷末专门列有刻工名，也较特殊。
    一位刻工一生总要刻许多书，其中有些书有明确年代（例如有序跋、牌记之类），这些有固定刊刻年代的本子可作为标准件，从而也就定下了这些刻工的时代，凡有他本刊刻时代不明而有刻工与此相同者，则可参照标准件推定其刊刻时代。大家都知道甲骨文有个断代问题，甲骨文断代有不少是利用"贞人"来系联的，这是董作宾的发现。刻工其实带有相类的性质。利用刻工鉴定版本，佳例甚多。例如，《通鉴总类》二十卷，宋沈枢撰。初刻本为南宋嘉定元年潮阳刻本，有楼钥序，言之甚明。元至正二十三年浙江中书省左丞蒋德明购得潮阳本，因其罕见，命平江路儒学重刻，周伯琦序，言之亦甚明。现潮阳初刻已罕传，至正平江路重刻本尚有多部传世，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记刻工：平江张俊、景仁、仁、芦显、赵伯川、赵海、好显、好古、遂良、何、可、潘、番、夫、王、周、世、陈、八、元、原、圭、付、傅、东、德、什、昷、朱、亨、祥、中、仲、和、魏、灌、天、忠等。宋讳恒、桓等字缺笔。清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宋刻三部，称为潮阳初刻，实际都是元平江路重刻的，原书周伯琦序被人撤去，故有此误。那时对刻工还不甚留意，其实刻工中有"平江张俊"，平江即元平江路（今苏州），正是重刻之地，即此亦足以令人怀疑这是至正平江路重刻本了。民国间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二载有元至正本，也同样误认为"宋潮阳刻本"，王氏明明指出刻工有"平江张俊刊、夫、陈、仁、王、赵、可、原"，"平江"二字仍没引起重视。原北平图书馆有元至正本两部（现存台北故宫），尚存至正二十三年周伯琦序，经吴哲夫先生核实，与故宫本刻工正同。沈仲涛研易楼藏一部，亦系至正平江路重刻本。《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云："刻工如芦显曾见于天历元年所刊《通鉴前编》，赵海见于泰定元年西湖书院所刊《文献通考》，赵伯川见于信州路所刊之《北史》、饶州路所刊之《隋书》，景仁、好显、赵海等三人见于元季修补版绍兴刊《春秋经传集解》，斯则可据而推定此刻当系锲板于元季无疑。"
    但是，利用刻工断代，是极复杂的，不同刻工，其姓名有偶然相同现象。我们必须参照其他证据予以分析。
    例如，《龙龛手鉴》宋刻本，传世者有三个本子：
    一是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四卷，正文首行"龙龛手鉴平声卷第一"，下题"释行均字广济集"。前有"新修龙龛手鉴序"，次行题"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矩撰"，署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卷内钤"毛氏子晋"、"汲古主人"、"毛晋私印"、"汲古阁"、"子晋"、"阆源真赏"、"汪士钟印"、"铁琴铜剑楼"、"瞿氏秉清"、"绶珊经眼"、"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印记。是书由明末毛晋汲古阁辗转归黄丕烈士礼居，见《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注》，又归汪士钟艺芸书舍、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最后归北图。其中第二卷缺，系毛晋影宋钞补。
    二是清朝宫廷天禄琳琅藏本，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原系吴城绣谷亭物，据《读书敏求记校证》引陈鳣说系吴氏得之鲍氏知不足斋者。未知何时进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吴哲夫先生《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著录。
    三是傅增湘双鉴楼藏宋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续编》据以影印。
    还有清初钱曾述古堂藏宋刻本，系钱谦益故物，现不知飘落何处。
    《龙龛手鉴》是辽释行均撰的，前有辽统和十五年（相当于北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序。所以明代徐W跋（见《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傅增湘藏宋刻本卷首）即认为"实契丹原本"。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基本上认为是辽刻（其《述古堂书目》则著录为宋本，又有宋本影钞一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确于卷八"辽版经部"著录《龙龛手鉴》，云"是书虽不载刊刻年月，而僧智光序称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癸亥，当即是时所刊本"。同时又著录有影辽抄本一部。《四库全书》即据浙江吴玉墀（吴城弟）进呈本著录，《提要》亦称"影钞辽刻"。
    以上三家认为是辽刻本，清代考据学代表人物钱大昕和版本学名家黄丕烈对此提出异议。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龙龛手鉴》条："契丹僧行均《龙龛手鉴》四卷，予所见者影宋钞本。前有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序，题云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即宋太宗至道三年也。书中于'完'字缺末一笔，知是南宋所钞。晁氏、马氏载此书，本名《龙龛手镜》，今改镜为鉴，盖宋人避庙讳嫌名。"
    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相传是书刻于辽者为《龙龛手镜》，翻刻于宋者为《龙龛手鉴》。今序文'犹手持于鸾镜'，镜字作W，盖犹避宋讳也。"《百宋一廛赋注》亦表达这种观点。
    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则进一步在避讳字上下工夫："考《梦溪笔谈》、《郡斋读书志》并称《龙龛手镜》，以镜为鉴当是宋人翻刻避嫌讳而改"，"今观此书序中镜字阙笔。《金部》并不载'镜'字。《宀部》'完'字缺笔。《木部》并不载'桓'字，'構'书作'W'。'惇'、'敦'作'W'、'敦'。余如殷、敬、让、恒、树、慎、扩、昀等字悉行刊落。盖非特不出于辽，恐并非蒲传正帅浙时所刻矣"
以上都从讳字入手，否定了辽刻，十分可靠，其中镜字改鉴，又序中镜字缺末笔，又卷内完字缺末笔（按：商务影印本不缺笔，未知何故），構字作W，都是极硬的证据。
    但是瞿氏利用避讳字有些属于推测，并不可靠。瞿氏指出宋本《龙龛手鉴》未收镜、桓、殷、敬、让、恒、树、慎、扩、昀等字，都是辽本原有，宋本因避讳而删掉，那只能证明此本刻于南宋晚期理宗年间。这里有两点疑问：（1）为什么删去以上这些避讳字，而不删去佶、完、构、眘、敦、惇（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这些讳字呢？（2）瞿氏没见过辽本，怎么知道辽本原来有这些字呢？值得庆幸的是，高丽刻《大藏经》收有《龙龛手镜》，书名镜字不作鉴，说明不避宋讳。高丽《大藏》是据北宋初年四川刻《开宝藏》以及辽刻《契丹藏》合编而成，此高丽藏本《龙龛手镜》当来自辽刻本。日本有影印《高丽藏》本，1985年中华书局又据日本本影印。其中第二卷缺，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宋本配齐。就所存三卷高丽本看，敬、镜、殷、让、恒、桓、树、慎、昀这些字根本没收。《龙龛手镜》并不是一部全汉字典，"该书收字的原则是只收有异体异训的字，还有新产生的俗字、音译造字。一些常用字不致造成辨读理解的困难，就不收。"（《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P210张鸿魁《释行均》）因此可以通过《高丽藏》本和《龙龛手镜》收字原则证明辽本原来就没有收入这些字，根本不是宋刻本因为避讳删去了这些字。
    那么，可信的讳字是镜、完、构三个字。据我查考，卷内W缺末笔，宋的始祖名玄朗，W缺末笔是避宋讳。根据避讳可推知为南宋初年高宗时刻本。
    以上是从避讳字角度考察刊刻年代。其实这部书还有刻工。我曾到北图专门看过毛氏汲古阁藏的那一部，刻工有：范子荣（在序言版心）、何、实、囻宝、郑、范刊（以上卷一）、澄刊、张良刊、张刊、良、金良、郑林、何（以上卷二，系汲古阁影宋抄本）、何、徐（以上卷三）、何、范、子、良、李、李生、林茂、林盛、虞、徐、徐永刊（以上卷四）。
    经查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以上刻工名有些见于其他宋刻本，但都是偶然相同，不易确认是否同一个刻工。分析如下：
    张良，见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武经七书》，该本避讳至"慎"字，是孝宗时刊本。但该本刻工二十一人，仅此一名重见，难以证明两张良为一人。
李生，见南宋嘉定建宁刻《西汉会要》。该书刻工十三人，仅此一名重见，难以证明两李生系一人。
    林盛，见南宋绍定三年越刻《切韵指掌图》，该本刻工十人，仅此一名重见，无法证明两林盛系一人。
    林茂，见日本静嘉堂藏宋咸平刊南宋初补刊《三国志·吴书》。该书刻工六十人，仅此一名重见，不能证明即同一人。
    又见南宋鹄山书院刻《资治通鉴》，该本刻工十九人，仅此一名重见，不足以证明即同一林茂。
    又见宋刊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该本刻工四十余人，仅此一名重见，不足以证明即同一人。且其中有"林嘉茂"，林茂当即林嘉茂之省，刻工中省称极为常见。
    又见宋刻大字本《文章正宗》（避讳让、完），刻工十七人，仅此一名重见，不能证明即同一人。
    从以上分析看，这部《龙龛手鉴》的刻工很难用来断代。
    但这些刻工仍有用途。台湾故宫那一部，还有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傅增湘那一部，虽然同是宋刻，却不知是不是同版。通过对比刻工，我们发现刻工是相同的，因而推定属于同一刻本。
    我在调查三个宋本的关系时，发现前人有些错误。宋本误为辽本，已不必说。主观臆断地认为宋本删去了避讳字，也不必再说。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傅增湘的藏本，这个本子第二卷与其他三卷根本不是一个刻本。这一点张元济先生已明确指出来了："卷二上声一册字迹劲挺厚重，有率更法度，的是北宋剞劂。板心每叶记刻工姓名，中有徐彦、朱礼二人，见于绍兴十九年明州所刻之《徐公文集》。考《宋史·蒲宗孟传》'熙宁元年宗孟改著作佐郎'，其徙知杭州当在神宗或哲宗时，距《徐公文集》刻成之岁，尚有四五十年。是书卷二所载刻工凡二十人，至绍兴十九年多已物化，仅存二人。此二人者，当刻本书时年事尚幼，居于杭州，或因南渡时移徙浙东，仍操故业，至四五十年后，尚能刻《徐公文集》。以此事理衡之，非不可能。其他平、去、入声三卷，则刻工仅有五人，然均非卷二所有。版口阔狭亦不同，笔意既殊，镌法并异。就此观之，其上声一卷，可定为是书由辽入宋最初覆刻。余则为后来再覆之本。"（《涉园序跋集录》）
    张元济先生通过字体、版式、刻工三个方面证明卷二与卷一、三、四不是一刻，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张氏认为这个卷二北宋刻，则是不确的。该卷是南宋初年刻，证据即在刻工上。张元济先生说卷二有二十个刻工，我重新审查一过，可辨认的至少有二十五人：顾仲、徐彦、澄刊、躭、道、胡印、于昌、詹真、朱礼、朱祥、陈乙、沈绍、朱常、宥、钱臯、何全、胡杏、王固、张由、胡山、徐文、王成、周治（？）、吴邵、王因。
    这个《龙龛手鉴》第二卷，原来是商务印书馆藏的，并非傅增湘藏的。我曾到北图查阅原书，有"华山老衲"、"W存"、"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等印记，刻工与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同，可知就是张元济所说的北宋本。由此可见，傅氏藏本只有平、去、入三卷被用作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底本。
    这个第二卷赵万里先生收入了《中国版刻图录》，并指出："此书刻工朱祥、沈绍、朱礼、胡杏，南宋初年又刻《乐府诗集》、《资治通鉴》、《徐铉文集》、《昭明文选》等书，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年杭州地区重刻蒲宗孟本。……《四部丛刊》印本，即据此帙影印。"
    赵万里先生对这个第二卷的判断完全正确。我细查这二十五个刻工，见于南宋初年高宗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文粹》的有王成、王因、朱礼、胡杏、何全、吴邵、沈绍、钱臯。见于南宋绍兴初杭州刻《乐府诗集》的有朱礼、朱祥、胡杏。见于北宋末明州刻南宋绍兴二十八年补刻《文选注》者有王因、张由、徐彦。见于南宋初杭州刻《昭明文选》的有朱礼、朱祥、胡杏。见于南宋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资治通鉴》的有朱祥、朱礼、胡杏、沈绍。这样大批量重见，就不是偶然现象。从这些刻工重见之书均在南宋初年绍兴时期，又在浙江地区来看，这个《龙龛手鉴》卷二显然是南宋初年浙刻本。张元济先生北宋说是不妥的。
    当然赵万里先生笼统地指出"《四部丛刊》印本即据此帙影印"，给予人的信息是平、上、去、入四卷全是此本。这为后人带来一定误会。
    李致忠先生《宋版书叙录》中曾为北图藏四卷宋本，即毛氏汲古阁藏本作叙录。《叙录》云："此本书口或说是版心上镌每版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今可检阅者，其刻工计有：实、新、张刊、澄刁、良金良、何全、郑林、徐、范、子、范子荣、李生、林茂、林盛、虞、徐永、朱祥、沈绍、朱礼、胡杏、王成、王因、陈乙等。"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所列刻工中，朱祥、沈绍、朱礼、胡杏、王成、王因、陈乙等七人并不见于汲古阁旧藏的那部宋本《龙龛手鉴》，而是出于另一部宋刻本的卷二，即《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所配的第二卷。汲古阁旧藏宋本中另有"张良"、"囻宝"等，《叙录》却没开列。又所列"良金良"乃是"良"、"金良"误合为一。由于把两部不同版的宋本刻工合并在一部宋本上，所以利用刻工断代时就有偏差。《叙录》说："林盛参与过《切韵指掌图》的雕印工作。"考《切韵指掌图》末有"绍定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敬书于卷末"识语，明确说明"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说明是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越州刻本。《叙录》又说：王因"在绍兴九年（1139）参与过《文粹》"。从绍兴九年到绍定三年已相去91年，王因与林盛显然是不可能合作刻《龙龛手鉴》的。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也误合两个宋刻本《龙龛手鉴》刻工于一本。这说明利用刻工鉴定版本，具体操作起来是颇为复杂的。
    （六）核校阅人时代。
    在宋版书中，往往在序末或卷末有列衔，即校勘人名单，大都是一些州学教授。这能帮助我们判定刻书时间与地点。
    例如：《文选》六臣注南宋赣州州学刻本（残存卷三十一、三十二，台故宫藏）。避宋讳至慎字止，大概是孝宗时刻本。卷三十一末有列衔："州学斋谕李孝开校对／乡贡进士刘才邵校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县主簿李汝明覆校／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四行。此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一部六函六十一册，云"每卷末列校对、校勘、覆勘衔名，或三人或四人，其覆勘张之纲官赣州州学教授，李盛官赣州司户参军，萧倬官赣州石城县尉，邹敦礼官赣州观察推官，皆一时章贡僚属，是此本赣州郡斋开雕者。"
    再如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旧唐书》，残存69卷，卷末题"左奉议郎充绍兴府府学教授朱倬校正"者十五卷，题"右文林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霍文昭校勘"者九卷，同上衔苏之勤校勘者二十四卷，题左从政郎绍兴府录事参军张嘉宾校勘者六卷，同上衔徐俊卿校勘者六卷。据《宋史·朱倬传》倬与丞相秦桧忤，出教授越州（参张元济《校史随笔》）。按两浙东路茶盐司办事衙门在绍兴府，以是知系南宋初年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越州即绍兴。
    到了明清时期，刻书者往往在每卷第一页书名之次行题撰人，三行四行题校者或评阅者姓名，这个校者或评阅者往往是参与刻书之人，或者出资之人，因此与刻书时间有密切关系，这些校者或评阅者经常还撰写序文，题衔与序文两相结合，更容易考出版刻年代。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藏有143种明版书，其中有一部《四子会纪》五卷，明薛应旂撰，原定为嘉靖三十八年刻本。该本前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许穀序，卷一首行题"甲子会纪卷之一"，次行题"明赐进士前中宪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两京吏礼部中武进薛应旂编集"，第三行题"史官长洲陈仁锡评阅"。从序言上看，只有嘉靖三十八年序，撰人又是嘉靖时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又无刻工、牌记之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放过任何证据，"陈仁锡"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陈仁锡是天启二年进士，授编修，崇祯七年卒。所谓"史官"，应在授编修之后。因此这部书绝不会是嘉靖三十八年刻本，而是明末天启、崇祯间刻本。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附索引包括"校"、"评阅"之类非撰人，这是独具眼光的作法。因为校的人往往不容易查到其生平资料，借助于王重民的索引，可以考出这位校者还校过什么书，就可以大体定出年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系联法。
    （七）看字体。
    这就有一点难度，因为现在的读书人大都没练过书法，对各家书体风格不太了解。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往往有横向联系，书法与文字学有关、与美学有关，这容易理解，现在与版本鉴别有关，似乎平时不易注意到，但确乎存在这种关系。
一般说来，宋版书，浙江系统刻本属于欧体字，四川刻本属于颜体，福建刻本也出于颜体而刀法更峭削，更有锋棱。
    元代四川刻书中心被毁，浙江、福建两个中心还在。另外在山西平阳，金元时期形成了刻书中心，平阳有平水，所以叫平水本。元浙本仍袭宋浙本风格，但书体带上赵孟頫影响，增加了赵体风格。
    元建本仍沿南宋字体，主要是颜体，但要瘦一些圆劲一些，同时不象宋建本那样横特别细、竖特别粗，正文和注之间差别也不象南宋那么大。杂剧、话本则更草率，多俗体字。
    平水本，有欧体，如《曾子固集》金刻本。《黄帝内经》等又在欧体基础上加入颜体特点，比较挺拔。元平水本比金平水本更近颜体，但较挺拔，与元建本之圆劲者又不同。
    明代刻本，分早、中、晚三期，字体不同。早期多赵体字，中期正德、嘉靖间则仿宋浙本作欧体字，但比宋本要板滞得多，笔画硬，有其形而无其神。晚期隆庆、万历至崇祯间，逐步形成长方形的宋体字。宋体字不产生于宋代，而产生于明中叶以后，这是明中叶仿宋浙本的结果。清代通行的是仿宋字，但在康熙至乾隆间又同时盛行一种软体字写刻，以康熙扬州刻《全唐诗》为代表。字比较小，笔画宛转圆熟，象写出来的。清初写刻本也分两路，一是点画方劲，如康熙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通志堂集》、张士俊《泽存堂五种》。一是点画软美，略似晋康小楷，《全唐诗》为代表。写刻本中，似以后者更多见。（参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油印本上册、《清代版刻图录·清代版本述略》）
前面举过《通鉴总类》的例子。其实季振宜也藏过一部，钤有"季振宜藏书"、"沧苇"等印记，同时钤"宋本"椭圆印，知季氏鉴定为宋板。后入清宫天禄琳琅，《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五"元板史部"著录，云："本朝季振宜亦经收藏，其用'宋本'印，盖因楼钥序中有'公之季子守潮阳，欲锓板以广其传'语。然书之字体结构与宋椠本不同，且印工墨色亦欠精朗，其为优绌，固不能自掩耳。"于敏中等认为季振宜定为宋板不妥，改定为元板，主要是根据"字体结构与宋椠不同"，应当说这是非常内行的。
    （八）看版式。
    宋浙本系统版式多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刻工，很少有牌记。书名，在鱼尾下方，多简称。
    宋蜀本也是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记字数及刻工不如浙本多。书名在上鱼尾下，多简称。
    宋建本则前期类似浙本，中后期多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书名在上鱼尾下，多简称。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有书耳或耳题。在行文中，一些需要醒目的地方有黑地白字，一些字书、韵书在部首或韵部上加鱼尾。建本书名上往往加上"监本音注"或"监本重言重意互注"一类冠词，表示自己的本子是以监本为底本，可靠，而且内容又较监本为多，这些花样都是出于商业考虑。果是监本，就不必冠"监本"二字了。又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等，这些冠词也都具有夸大的广告目的，常见于福建坊刻本。
    元浙本，版式仍宋浙本，但也出现了一些细黑口，刻工也少于宋浙本。荆溪岳氏相台书塾刻《九经三传》有书耳，这是受宋建本的影响。
元建本，几乎全是黑口，而且越晚越粗，双黑鱼尾，或花鱼尾，书名仍在上鱼尾下，用简称。
    平水本，白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书名在上鱼尾下，用简称。（参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油印本）
明本早期沿元建本，大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上鱼尾下记书名，书名则多简称。
    明中期仿宋版本，一变为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书名一般在鱼尾下，用简称，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刻工。明晚期仍是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但书名往往置于鱼尾上方，且用全称，卷端大书名后开始罗列撰人、校人、评阅人等官衔姓名。封面页（书名页）流行左中右三栏式，中刻大字书名，右上方刻撰人或评阅人，左下方刻"××堂藏板"或"××堂梓"。清代基本沿用了明后期这些版式风格。
    （九）看纸张。
    宋浙本，多是白麻纸、黄麻纸。蜀本多白麻纸。"帘纹"宽约二指。这种麻纸，据化验多是楮树皮为原料做的皮纸。宋建本多竹纸，发黄，质量比浙本蜀本差得远。
    元浙本仍用白麻纸、黄麻纸，后期"帘纹"变窄，只有一指宽。平水本近浙本。元建本仍用竹纸。
    明代早期好的印本仍是白麻纸（皮纸），一般书用竹纸。明代盛行一种"白棉纸"，有厚薄两种，《大典》属于较厚的。据研究仍是皮料纸。万历以后多用竹纸，微黄，较薄，日久易脆。
    清代武英殿本喜用开化纸，《四库全书》即用开化纸抄写，白而匀洁，但日久会出现黄斑。又有一种连史纸，白而匀细。清代的书籍大部分仍用竹纸，稍讲究的则用白纸。
    较出名的好纸是宋代白麻纸、明代白棉纸、清代开化纸、连史纸。但更常用的却是宋代至清代一直沿用的竹纸。
    （十）看装潢。
    宋版原装多是蝴蝶装。元本有蝴蝶装，大多应是包背装。明代早期包背装，后期则变为线装。清及民国刻本一般都是线装。佛经以经折装为常见。
    （十一）查藏印。
    藏印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刊、抄年代的下限。还可以帮助我们确认稿本、初刻原印本、批校者等。
    例如辽宁图书馆藏《天府广记》四十四卷，清初孙承泽撰，抄本。这部记载北京地理历史的书从来没刻印过，几个抄本亦不全，这是唯一全本。这个抄本既是清初人撰，当然不会早于清代，细查书中玄字、弘字缺末笔，知抄写不早于乾隆。又书中钤有一印，曰"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前面讲藏书家时提到过，这是大兴人朱筠的藏书章，考朱筠卒于乾隆四十六年，则此本系乾隆间抄本可以确定了。极有可能就是朱筠家抄本，因作者是北京人，书中记的是北京史地，而朱筠也是北京人，收集乡邦文献是绝大部分藏书家都留意的。
    （十二）类比法。
    甲书年代已定、乙书字体版式风格全同，可定为同时所刻。例如：明代刘纯著有《杂病治例》一卷、《伤寒治例》一卷。《四库总目》著录二书，均云"成化己亥萧谦刻本"。北图有《伤寒治例》明刻本，辽宁中医学院有《杂病治例》旧刻本。余以二书对照，发现字体版式全同，均题"吴陵刘纯宗厚编辑，长安萧谦子豫校正"，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前有成化己亥萧谦序。北图本定为明刻，则辽宁中医学院本亦明刻无疑。从本书版式、萧谦序及卷端题萧谦校正来看，应即《四库总目》所谓"成化己亥萧谦刻本"。《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金刻本，大都是从风格上类比出来的。例如《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北图藏本，过去定为宋刻，赵万里先生发现此本与潘祖荫家藏金刻《云斋广录》版式字体行款相同，于是定为金刻本。看字体、版式实际都是类比法，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刻书版式字体风格相似，可以类比。这种方法利用得好不好，往往取决于经验是否丰富，属于版本鉴别中稍感玄妙的一种方法。
    （十三）查著录。
    当你面对一部弄不清刊刻年代的书时，可先查一下以前到底有过哪些刻本，那些刻本各有什么特征，诸如行款、版式、刻工、讳字、牌记、序跋、校阅人等等，看这个本子与以前哪个本子接近，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许多可能，找到较接近的答案，从而进一步参考其他证据确定刊刻时代、地域及刊刻人。例如前面说日本九州大学藏《甲子会纪》，明薛应旂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有两个刻本：一是明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刻本，一是明陈仁锡刻本。九州大学本题"史官长洲陈仁锡评阅"，那你应当首先考虑这是陈仁锡刻本。再查陈仁锡生活的年代，即可大体确定其刊刻时代为明天启崇祯间。又如《通鉴总类》，《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均屡次著录，从中可以了解到该书在宋代有潮阳初刻，在元至正间有平江重刻。知道这些背景，才能对刻工"平江张俊"有特殊感觉，把它与元刻联系起来。版本学和目录学密不可分，原因就在于此。
    （十四）求旁证。
    从要鉴别的版本本身找证据，可谓之"本证"或"内证"，行款版式、字体墨色、序跋牌记、装潢纸张、避讳刻工、收藏印记等，都属于内证。当内证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时，旁证最见功夫。这里举二例。
    一是傅氏"双鉴"之一的宋宫廷写本《洪范政鉴》。当傅氏从完颜景贤得到此书后，对该书本身特征有这样的描述："朱丝栏，左右细线，无边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树、竖、顼、玮、桓、构、雊、W、慎，皆为字不成，敦字不缺笔，审为孝宗时重缮本。前有康定元年七月御制序，每卷首有'内府文玺'（泽逊按：府当作殿）、'御府图书'印，卷尾有'缉熙殿书籍印'，皆宋代内府所钤朱文大印。……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风格。桑皮玉版，厚如梵夹，蝶装旧式，凡十二册。"傅氏从栏格、行款、避讳、印鉴、书法、纸张、装潢等方面审定为宋孝宗时重抄本。这些内证应当说已比较充分。但只能证明该书为南宋宫廷收藏，不能证明为何方所写。这是民国十七年戊辰傅氏鉴定的成果，写成了跋文。
    过了十年，即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傅氏从清人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中发现了旁证，使鉴定工作得到圆满解决。于是又作一跋云："前跋作于戊辰之春，以属稿仓卒，未遑博稽。嗣校印徐星伯《宋会要》辑本，于其中搜得二证焉。一曰：建炎三年三月二日，行在太史局合要各书，下诏访求，内有《洪范政鉴》十三册（傅氏注：三当为二字之误）。见《永乐大典》一万九千七百七十八卷。一曰：淳熙'十三年二月八日，令秘阁缮写《洪范政鉴》一本进纳'。见《永乐大典》一万一千九百四十四卷。以此观之，建炎时既下诏访求，至淳熙时，必已求得遗本，故令秘阁重缮进御。今考本书，避帝讳至'慎'字止，是此本为淳熙秘阁缮进之原帙，固彰彰甚明矣。"（《藏园群书题记》）
    如果没有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这两条史料，恐怕无法确认为"淳熙秘阁缮进之原帙"。而这两条旁证的获得，去第一次作跋竟历十年之久，并且不无偶然性。可见，旁证之求，殊为不易。当然，如果没有该书独具的宋代宫廷藏书的特征，以及避讳字的密合，仍不能得出"彰彰甚明"的结论。内外证据的严密结合，是何等重要！
    第二个例子是清人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三十卷。这是一部普通常见的清刻本。这部书先有王氏自刻本，后有光绪八年四川尊经书局重刻本。二本行款相同，但卷端题名不同。初刻本题："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氏记，安邱王筠撰集，相国寿阳祁春浦夫子鉴定，益都陈山嵋、晋江陈庆镛订正，博山蒋其崘书篆。"光绪八年重刻本仅题"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氏记，安邱王筠撰集"，其余均删去，所以空隙较大。光绪本卷前封面刻"提督四川学政詹事府正詹事余姚朱逌然重栞"，又有牌记："光绪壬午秋八月开雕，四川尊经书局藏板。"所以光绪本容易判定。而初刻本就不好办，前面有道光庚戌（三十年）四月安邱王筠序，又凡例，均未言刻书事。《贩书偶记》著录为"道光庚戌刊"，是以作序年为刻书年，不太可靠。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两个版本：一："道光庚戌刊"，一"同治四年刊《安邱王氏说文三种》本"。所谓同治四年刊，是因为同治四年王筠之子彦侗曾将《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呈请御览，奉旨下南书房覆阅。当时潘祖荫参加了南书房覆阅，所以王彦侗离京时请潘祖荫作了篇序，序末署"同治四年太岁在乙丑五月吴潘祖荫"。由此，王彦侗刷印此书时加了龙纹封面，中刻"御览说文句读"，右刻"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由礼部进呈"，左刻"同知衔附贡生王彦侗恭缮"。其实仍是原版。道光本、同治本仍是一刻。问题是，究竟何年所刻，仍无依据。王氏在刻成《说文句读》之后，曾加补正，由其子王彦侗付刻。王筠在《说文句读补正》末有附记："咸丰四年八月覆阅之，至十月杪而毕，凡所删改增益约数百事。将别勒为一册，刻为《补正》。十一月初三冬至记。"又其子彦侗附识："是时先大人已病，犹日抄别册不释，至第六卷遂成绝笔，十二月初九日疾革。彦侗以是册宜付梓为请，然之。遂卒，痛哉。用是敬遵遗命，与孙玉山先生蓝田校而梓之。九年七月男彦侗谨识。"据此，则《补正》刊成于咸丰九年，《句读》刊成当在咸丰四年八月以前。道光三十年为道光最后一年，这年自序，那么付刻应在稍后。因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说文句读》三十卷《句读补正》三十卷，作"清咸丰王彦侗刻本"，基本符合事实，而仍无刻书年份、地点。要弄清《说文句读》付刊时间、地点，只有求诸旁证。考郑时《王菉友先生著述考》（附屈万里、郑时辑《清诒堂文集》后）引王彦侗《菉友府君行述》云："咸丰二年六月，以历年征刻完全，复调署曲沃。先是，府君积所入俸金刻《文字蒙求》一卷、《说文释例》二十卷，续刻《补正》附各卷之后。及是，《说文句读》成，曲沃之荐绅如张君子特、崔君绍闻、张君鹤书、王君思耀、苏君廷绅辈，皆慕府君之学，怂恿邑人，争助以资，毕工以书偿之。"再细核原书各卷之末，有校者名氏："曲沃苏仰伊校"、"曲沃韩锡龄校"、"曲沃许淋校"、"曲沃张鹤书校"、"曲沃苏廷绅校"、"曲沃边钜贤校"、"曲沃裴骅校"、"曲沃受业苏廷直校"、"曲沃崔绍闻校"、"曲沃郭瀚校"、"曲沃王恩照校"、"曲沃受业卫天鹏校"、"曲沃受业张凤梧校"、"翼城焦腾凤校"、"乡宁郑晋泰校"。与王彦侗《行述》正相吻合，知即咸丰二年曲沃刻本无疑。这样，《说文句读》的刊刻年份、地点及出资者曲沃士绅，均得弄明。由此可知，《贩书偶记》、《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均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可更加详细地著录此书的刻书时间、地点了。这个例子再次证明，内证与旁证必须密切配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明代有些地方官喜欢刻书，往往在序言中说自己或者自己的上司履任一年，政清人和，爰刻某书。遇到这类情况可查当地的地方志，看职官表中该官在任年限，即可得知其刻书年份。或者序中言及上司，不敢直呼其名，也要通过地方志职官表看其间是何人任职。这样就可确认刻书人姓名与刻书年月了。总之，旁证很重要，而求之殊难，需要对古代文献有较深较广的认识，查来得心应手，方可左右逢源。
    （十五）对书影。
    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应相互对比，不能对原书则应对书影。对比结果，经常会发现，以往认为是不同版本的，其实是同版的不同印本。上面说的《说文句读》同治四年刻本，实际是咸丰二年曲沃刻本的同治四年印本。这里再举一例。《读书敏求记》，清钱曾撰，是版本目录学名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刻本"、"清雍正六年濮梁延古堂刻本"、"清乾隆十年沈尚杰双桂草堂刻本"，显然是作为三种版本对待。但经把三种版本相互对比，可以发现实为一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雍正六年濮梁序称："惜此编未刻流传，爰付诸梨枣，以公同志。"俨然自刻，而只字不提雍正四年赵孟升刻版事。乾隆十年沈尚杰序亦明确声称："因举吴兴赵氏之本，重加校雠，付诸剞劂。"俨然是据赵孟升本重刻。其实都是用雍正四年赵孟升刻版刷印，他们的不诚实的序言，为后人带来了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要得到纠正，唯一的方法是将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相互核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虽然还存在类似《读书敏求记》的问题，但是，通过十几年间编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各馆版本相互核对书影，发现的此类错误不胜枚举。鉴别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对照各本书影可以说是简单易行的高招。
    以上从十五个方面介绍版本鉴定的方法，仍不能说是全面，在实践中应把这些方法配合使用，综合考虑，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得出正确的鉴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