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四大问题：第一，《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非逻辑因素(第一章)；第二，《文选》是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第二、第三章)；第三，对《文选》成书研究中的两大成说——“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与“不录存者”说——的考辨(第四、第五章)；第四，《文选》成书的继承与创新(第六、第七章)。本书所论，是《文选》成书研究中较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并非《文选》成书研究的全部课题，如《文选》产生的背景，因学林未有较多争议，本书不论。　　《文选》成书研究中存在的逻辑误区，主要表现为依据他人、他书的成书过程推测《文选》的成书过程和编纂者。《文选》成书研究本应当依据《文选》自身的情况展开，虽然这种研究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不可操作。现代《文选》学研究者或据魏晋南北朝典籍编纂的状况推论《文选》的成书，或据萧统编纂的其他选集推论《文选》的编纂。反对这种推论的研究者则依据当代或后代大型典籍的编纂状况进行反驳，但反驳者的逻辑推理与主张者的逻辑推理都混淆了必然性因果关系与或然性因果关系的界限。本书第一章《(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逻辑误区》即为此而撰。只有廓清这些非逻辑因素的干扰，《文选》成书研究才能真正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之上。　　依据魏晋南北朝文章总集、选集的编纂规律，特别是根据现存于《文选》中的大量内证，可以确定《文选》并非先成长编而后删节成书，而是依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前贤总集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确定这一成书过程至关重要，一切有关《文选》编纂者的研究如果不能与《文选》成书过程联系起来，都将难以成立。确立了《文选》是再选本，则《文选》的编纂者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研究都将会重新得到阐释。本书第二章专论《文选》据前贤总集二次成书的过程，第三章则通过对《文选》次文类编序的研究进一步考证《文选》的成书过程，并做为第二章的重要补充，力求证成《文选》为二次选编的再选本。　　《文选》成书研究中成说颇多。在编纂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此说延续数百年，并为众多现代《文选》研究者所信奉。在成书时间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窦常的“不录存者”说，此说几乎得到现代《文选》研究界大多数研究者的信从。本书对这两种成说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尽管“昭明太子十学士”成书说和刘孝绰实操编务书说是《文选》编纂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两说，但是，比较而言，“昭明太子十学士”成书说影响更为巨大。多数研究者都默认《文选》为初选本，既然《文选》是一初选本，那么选编从先秦至齐梁三十九种文体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的巨大工作量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作量如此之大，昭明太子诸学士承担《文选》编纂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本书的《文选》是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的二次选编说可以成立，那么现代《文选》学研究者认定的《文选》编纂的巨大工作量实际上并不存在。笔者为研究“昭明太子十学土”成书说，专门撰写了《先唐学士考》一文作为背景论文，本书选择此文与《文选》成书关系密切的相关部分写成第四章《“昭明太子十学士”与<文选>编纂》。　　《文选》成书研究中另一重要成说是中唐窦常的《文选》编辑“不录存者”说。本书第五章《<文选>成书时间研究》是对这一问题的专论。窦常说的初衷是为解释何逊未被《文选》采录的问题，但是，窦常说并不能为何逊未入选《文选》作解，同时，与何逊情况类似的柳恽、吴均、王僧孺何以不能人选《文选》的问题亦不能用窦常说得到合理解释。因此，这一流传数百年的成说其实并不能成立。廓清了“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和窦常说的影响，《文选》成书时间将会重新得到界定。　　现代《文选》学中《文选》成书研究的另一重大课题是《文选》成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这一课题包含了两个子课题，一是《文选》所选文体、所选作家作品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传统的关系；二是《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文章流别集》、《翰林》、《集林》、江淹《杂体诗》、《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文章缘起》诸书的相互关系。　　本书第六章《(文选>多录常用文体、历代名作说》是对第一个子课题的专论，第七章是对第二个子课题的专论。《文选》作为一部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较之先成长编再筛选成书的初选本，工作量要小得多。但是，这部并未特别费时费力的选本，却取得了骄人的成功。这得力于《文选》所选文体是通行常用文体，也得力于《文选》所选作品是历代传诵的名作，即使编纂者自选的齐梁之作，也是已有世评的佳构。　　《文选》成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作者研究、成书时间研究和《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诸书的关系研究三大课题。其中，又以《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诸书的相互关系最为纷繁，而且这一研究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文选》成书研究中最早为人们关注的是《文选》和《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进而是《文选》和《诗品》、《文选》和《宋书·谢灵运传论》、《文选》和江淹《杂体诗》、《文选》和《文章缘起》的相互关系，最后进入这一专题的是《文选》和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与刘义庆《集林》的相互关系。这一专题的核心是《文选》编纂的创新和继承问题。《文选》的编纂离不开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亦离不开自身的创新，《文选》选择常用文体、选录历代名作，均是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同时，《文选》亦表达了编纂者个人独到的见解。《文选》是继承性与独创性相互统一的产物。　　第八章《<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是全书的附论。《文选》摒弃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中的文体论内容只选文学作品，意味着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界限已为文坛所关注，这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进步。

　　　　　　　　　　　　　　　　　　　　　　　　　　　王立群　　　　　　　　　　　　　　　　　　　　　　　　　二00四年四月　　　　　　　　　　　　　　　　　　　　　　　　　　于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