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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库全书》与历史时代
《四库全书》是一部涵盖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文化基本典籍的大型文库，成书于中华帝国最为鼎盛时期，乾隆依托时代上千名优秀学者编纂完成,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的宝库,《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与长城、大运河并列的三大工程之一。
《四库全书》的编纂最早提出编纂儒藏的是明末福建人曹学全。徐乾学也有过类似的建议，继之，著名学者周永年正式提出了为编纂《儒藏》而搜求图书的建议，写出著名的《儒藏说》，阐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义。随后，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广征遗书、整理官藏和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等建议。这一建议，与乾隆皇帝向往实现文治武功，一统传统文献宏业的想法不谋而合，促使乾隆皇帝决定编纂一部能囊括古今文献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依托承平日久的济济学人，在廓清海宇之后，人过花甲之年，立志编成一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宏篇巨著 —— 这就是《四库全书》。
在《四库全书》十九年的编纂过程中，乾隆皇帝既是策划者、决策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既热衷又负责任的皇帝，《四库全书》的编纂只能是一个梦想；从决策上看：乾隆皇帝先后专门为此颁发的旨谕达三十多份,为典籍题诗达五十九首之多。从参与的程度看，乾隆皇帝对整个《四库全书》编纂中的诸多问题，举凡征书、体例、辑刊《永乐大典》、建七阁、督查速度与质量到底本发凡等事，既设官、拔款，又奖罚分明，直到退位仍然孜孜不倦，文津阁、文溯阁书尾均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大印，证明乾隆皇帝在退位之后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多么的关注。庞大而漫长的文化工程，除了统治者坚定不移的决心和雄厚的国力作保障之外，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参与人数的众多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在高效的组织运作下，整个编纂过程先后有三百六十五位皇子王公和专家学者参与管理此事；至于参与七阁和两部《荟要》抄录的人今天可考者达 4500 余人。如果再加上献书、建阁等诸方面的人手，参与此项工程的人数会更是一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四库全书》的编纂的成功，更得益于一批杰出学者的参与，如纪昀、戴震、周永年、陆费墀等。他们的学术水平举世公认，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相关学术领域难以逾越的大师。他们的积极参与,也成就了当时文化学术的空前繁荣，从历史的长河中，从中外的视野中，乃至未来的发展中，《四库全书》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广度！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便开始筹划成书的收藏。他首先下令建北方四阁，文渊、文津、文溯、文源阁分建于皇宫、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和今沈阳故宫。北四阁入藏完毕后，他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这七部《四库全书》抄毕送藏七阁后，伴随"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嘉庆、道光以后一百余年风风雨雨中，中国七座规模最大、气势最恢弘的藏书楼与其中的七部《四库全书》，饱经战火的摧残，厄运接连不断，与整个国家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首先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是江南三阁。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兵舰攻陷镇江，文宗阁的藏书损失了一部分。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打镇江金山，金山寺僧众早已将佛藏移至五峰下院，文宗阁及《四库全书》则无暇顾及，只得听任火烧，文宗阁与《全书》遂全部焚毁。太平军占领镇江后，随即渡江进克扬州，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也被付之一炬。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城为太平军攻陷，文澜阁管理者自逃性命，阁虽存而栋宇半圮，屋顶被毁，阁书星散。杭州乡绅、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和杭州当地人士的努力搜集下，劫后余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八千余册保存下来，同时，丁氏兄弟开始主持补抄《全书》的工作，不仅补抄入《四库全书》原有之书，还补足了全书中有些书籍的阙佚部分。辛亥革命以后，浙江省立图书馆建成，将《全书》迁入省馆西侧的红楼保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大规模动迁。这一去，直到1946年7月返杭，在外整整颠沛流离了九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横穿南方六省，来回行程逾万里， 1949年以后，政府将位于孤山之巅的青白山居拨作专贮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之所。1969年至1976年又被迁至浙江丽水地区的战备书库达七年之久，毕竟再无散失，安全无虞地保存到现在。
皇宫四阁也命运多舛，首先遭殃的是文源阁，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文渊、文津和文溯三阁的命运稍好一些，没有遭到被焚的厄运，完好保存至今，但阁与所藏《四库全书》早已分离。文渊阁本自1933年运出，便再没回到原阁。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战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将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部运往上海，此后又辗转于重庆、南京等地，最后渡过海峡，被运至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辛亥革命后，文溯阁《全书》曾一度运至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存放，1925年又被运回沈阳。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交当时的所谓"战备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代藏，这套《四库全书》遂从沈阳被迁至兰州，保存至今。
这七部《四库全书》之中，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于乾隆五十年三月运往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全书在文津阁收藏近一百三十年。1909年7月，清政府允准拨文津阁《四库全书》为筹建京师图书馆所用。1913年12月底，全书自承德启运，1914年1月初到京，暂存于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后，藏于京师图书馆。随着京师图书馆的改名易址，全书曾四次搬迁，最后一次是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搬入新馆二楼正厅后的《四库全书》专藏书房内收藏至今。 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库之宝。
（二）《四库全书》的特征
《四库全书》的本体特征以最简约的方式概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制庞大。全书最后成书 36736 册（各阁略有不同）， 6144 函， 著录之书为3461种，79039卷；存目之书5793种，93551卷，两项共收书10254种，172860卷， 每套总计抄成 240 余万叶，并分筑七阁以储之（阁高１６ . ２８米，宽１５ . ８０米，长２６米，）尚有编撰过程产生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两部。如此庞大的规模，几乎囊括了所有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经典文献（佛、道两藏因有专书除外），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在中国过去三千年文献传承的过程中，先后有过几次较大的总汇工程：东汉初班固在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基础上编纂的《汉书。艺文志》，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明成祖时期编纂的《永乐大典》，而最大的一次则是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总汇工程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几次，其规模不啻增大了多小倍。在编纂上，它不仅有提要性的目录，还将著录部分收入全书。《四库全书》总汇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其次，系统而科学。《四库全书》编排充分体现了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让庞杂而繁富的历史文献在中国封建王朝全面鼎盛的时代得以完成一次谱系的科学建设。《四库全书》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从此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其价值已超越《四库全书》本身，为中国传统古籍的疏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
《四库全书》为学界举世公认的最高学术价值是其见解精到的《四库全书总目》。由乾隆皇帝亲手策划并略早成书于七阁的《提要》 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中重要的目录学专著。它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不仅对已收各书撮其指要，论其指归，对存目诸书也叙其大略，使人得其大概，沾溉后人，厥功至伟。 这部经过千锤百炼而最终由纪昀所删定划一的学术巨制，如同皇冠上的明珠一样备受珍视，她既是《四库全书》编纂工程的基石与灵魂、结晶与提升，又超越于《四库全书》本身，成为学术研究与探求的指南针。
乾隆三十九年，先于总目成书四年编成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虽然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但有些条目仍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的同时又能完成书与录，确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第三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的传世书籍。 《我们知道，《永乐大典》还未进入二十世纪之际，便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蹂躏下百不存一。但在乾隆时代，万卷巨制在皇宫之内基本完备。 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和搜辑佚书是《四库》馆臣所从事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工作。据统计，《四库》馆臣 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五百一十六种，其中三百八十八种被收入全书本体，一百二十八种列为总目存目。收入《四库全书》的三百八十八种近五千卷文献，其总量已接近《永乐大典》总量的二十分之一。没有这一举措，今天的二十四史就会缺少《旧五代史》，宋人别集就会篇幅大减。由于严格的甄录标准，划入存目的一百二十七种今天已无法再见存篇，人们只能从存目提要中寻访这些早已遗落的信息。《四库全书》对《永乐大典》佚书的辑复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大抢救。从此，这些文献由于被辑入《四库全书》而得以流传后世。大规模拥有独特的原始文献 —— 《永乐大典》辑佚本，成为《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四，传承 历 代文献；当然，《四库全书》的传承之功远不止于辑佚《永乐大典》。对几百年宫廷珍藏的发秘传布，各地藏书家献书的甄别录副，甚至汲汲于海外回归文献的采择，都是《四库全书》传承中之闪光所在。首先是尽数入编 清代的内府藏书。这些图书大多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旧书，或庋藏于武英殿、懋勤殿、上书房、 藻堂、味腴书屋等处，供皇帝随时观览。清代内府书籍或经官刻，普通学者很难看到。乾隆皇帝将这类书籍全部纳入《四库全书》采择的范围，集中到《四库全书》馆，由总裁指定纂修官专门经办。对于官刻的前代旧书，例如乾隆年间校刻的《十三经》、《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缮写，收入《四库全书》；其次是集中各地官府采进和私人进献的书籍。这一部分图书在《四库全书》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由于各省总督或巡抚采进的图书玉石杂陈，真赝混淆，《四库》馆臣首先加以甄别、校勘和考证，去伪存真，择善而从；呈送皇帝裁决。各类书籍送呈皇帝审阅之后，作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
史料的纂集和新书的编造，同样构成了《四库全书》的另一巨大价值。如果说《四库全书》建构的是一个文化帝国的表象，那么康、雍、乾三代历时一百二十余年不仅在文化方面把整个清宫乃至其所辖属之地变成了书香世界，而且皆是新书的编撰和生产场所，稽之《国朝宫史》与《续编》，可得书目上百种，在《古今图书集成》之外，竟达万卷之制，这其中可分为几类：有 纂集先代文献 ： 如《全唐诗》、《历代赋汇》、《全金诗》、《朱子全书》。有类书之编纂，如《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佩文韵府》、《子史精华》。 更有史书及史料之纂集，如《明史》、《国朝宫史》，《大清一统志》及《大清律例》。有群经之笺述，更有工具书之编纂，如《康熙字典》、《历代职官表》。这些著作不仅集中疏理了有明以前的历代文献，更为后世提供了清代前期最完备、周详的历史资料。如果从一个细节考察，《四库全书》中收录康、雍、乾三代撰述的著作超过了一百种，且大部分是宏篇钜制，就字数而言，约占了《四库全书》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有清前期百余年间成百上千的学者官员费尽心血完成的文献积累。其中大部分著作已列储《四库全书》，构成了《四库全书》中的主干。
第五，编修考校严谨。《四库全书》的编修系统专业而科学，从严务实，贯彻始终，从选本的签注到辑佚、抄校、覆勘，垂鹄之高，督责之严，运作之高效都令后人慨叹。以今日所见，其整齐划一的抄录和装帧已令人叹为观止，但这只是表象，其真正的内核是以精通文献，沥沙简金的学养为基础。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之时，即全面规划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运作体系。它先将编书与撰写《提要》的工作统统纳入《四库全书》馆的统一领导下，使二者没有此疆彼界的划分，并采用分类包干，一人全面负责到底的工作方法。对于各书的校勘、考证、《提要》的撰写以及根据该书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钞、应存目三种意见等工作，都由一人专负其责，既发挥人才的作用，创立了传统文献编纂的良法。 正由于较好地组织了各方面力量，才保证了修书工程的顺利完成。
《四库全书》的编纂，集中了当时一大批学有专长、富有盛名的学者。在开馆之初，乾隆皇帝除了依照封建体制，命皇子和重臣担任正副总裁外，主要选用了大量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据统计共有360人，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等职务，其中有许多人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其中如戴震精于算学，邵晋涵精于史学，周永年精于辑佚，任大椿精于典制名物等等；又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贡献甚多的还有于敏中、王际华、金简、陆锡熊、陆费墀、翁方纲、程晋芳、朱筠、姚鼐、彭元瑞、朱 珪 、庄存与、金榜、李潢、陈际新、郭长发、陈昌齐、洪梧、王念孙、刘墉、谢墉、赵怀玉、曹秀先、王太岳、余集、曾燠、门应兆等众多学者，都是俊才硕彦，称一代人才之盛。 由于《四库全书》过于庞大，一字之考证，一书之编次很难凸现出个人的作用。但正是由于积无数之力，真积力久，而成巍巍学海，浩浩书山，雄视古今，厚福今人。
第六，多元文化体系的系统工程；以《四库全书》为主体，同时配套发展多元文化体系的系统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件事：一是在征书辑书工作中发现有不少珍本秘籍为社会所需要，于是决定，用新创造的木活字法刻印流通，共印行134种，即《武英殿聚珍本丛书》。二是开馆之始，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加以乾隆皇帝年岁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就命馆臣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出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四年，两份《荟要》先于全书竣工，分藏于宫内藻堂和圆明园的味腴书屋，以备乾隆皇帝随时阅览。同时还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作为提纲挈领之作。这项整理传统文献工作既有《全书》，又有《总目》；既有《总目》，又有《简目》；既有珍善图书的选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又有必备书选本《四库全书荟要》，较完整地形成既有原始文献，又有二三次文献的创制。它不仅代表了当时整理文献工作体系的水平，
此外，查禁和销毁“违碍”书籍。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清代统治者对各类书籍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四库》馆臣在校阅各类书籍时，但凡发现历代学者撰写的著作有“悖逆”之处，或者编选之书有“违碍”条目，全部撤出销毁。即使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在校勘过程中如果发现上述问题，也都部分地抽毁、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销毁。《四库全书》在其编纂的全程中一直伴随着复查、校订、改错、撤出和禁毁。据黄爱萍女士统计，在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数量不可谓不大，未免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遗憾。这便是 《四库全书》为学术文化界所诟病、诋毁之处。
但是，禁书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实际上，禁书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至于删改典籍，也不是乾隆皇帝一个人的专利。乾隆皇帝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是历代统治者所惯常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四库全书》的编纂集中了当时众多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判断力和学识对《四库全书》的贡献非常巨大，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出蕴藏在其中的学术文化价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四库全书》的编修，从学术的需要深入了解《四库全书》自身的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十分必要。
（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今天走进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库， “ 乾隆御笔 ” 首映眼帘，这是一首 “ 题旧五代史八韵 ” ，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128个书架林立其中，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取出经、史、子、集、四函书，绿、红、蓝、灰四色如新，夹板、丝带、铜环依照当年，翻开书册， “ 文津阁宝 ” 的珠印呈现眼前。
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 “ 纪昀复勘 ” 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为文津阁本所独有。这一目一目，使得多少参观者为之赞叹不已。二十世纪前期，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1920年，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特地委派 知名学者 陈垣着手调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清点完毕， 并进行全部清查统计。这是文津阁《四库全书》首次被关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 1991年底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集部为列，共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788种，占百分之六十二。而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则达290种，占百分之五十一。产生差异的原因各异，差异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大体归类如下：
一，篇、卷之差 集部百分之六十二有篇、卷之差，如唐、五代别集中杜枚的《樊川集》，文津阁本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文渊阁本十七卷，缺文津阁本卷二至卷五、外集、别集，其余各卷编次尚存差异。文津阁本多出部分有卷二31篇，卷三59篇，卷四77篇，卷五88篇，外集94篇，别集52篇外，卷一、卷六又分别多出15篇和1篇。仅宋别集而言文津阁本多于文渊阁本既有128种书1160篇文。又如总集清朱彝尊编《明诗综》，文津阁本中有356首诗不见于文渊阁本。这些史料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二，文字之差《四库全书》大，不可能对每一部书逐字核对，但发现文字差异很大。以史部为例，明王纬撰《大事记续编》，其中卷五十七文津阁本计34页，文渊阁本只19页，文津阁本多出的部分没有明确的篇名。如果不是整卷阅读，或将两个本子对照看，即便是把溢出的部分公布，阅读起来也很困难。再如史部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将两个四库本和标点本一并核对，结果是文津阁本独有的36条，文渊阁本独有的20条，四库本有而不见标点本的有8条。还有两个阁本在同一位置上，字数基本相同，但内容相异。
三，《永乐大典》辑佚本的差异 《四库全书》中保存了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两个阁本在抄录辑佚本时存在不少差异，以宋别集为例，宋别集在抄入辑佚本128种，两个阁本抄录内容完全相同有63种，正文部分相同附加资料不同有14种，正文部分存在差异有51种。吕陶的《净德集》三十八卷，文津阁本在卷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各卷内共多文24篇。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宋祁的《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补遗二卷(91篇)，附录一卷，唐庚和、陈之强序及正文479篇。《景文集》有两个宋刻本分别残存三十二卷和十八卷均已流入异国，国内所存都是辑佚本，基本与文渊阁本同，文津阁本《景文集》是海内外最好的本子。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
四，序、跋、附录的差异 序、跋和附录记载了作者生平事迹及后人的有关评论，是文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资料。文津阁本抄录中保留了大量的序、跋和附录资料，这也是文津阁本的特色之一。如元刘鹗的《惟实集》，文津阁本较文渊阁本多五言古诗4篇外，又多附录卷上，计文15篇。据国图所藏《惟实集》除四库本外，还有清咸丰五年刻本，以文津阁本和咸丰五年刻本相校，正文部分除文字差异较大，文津阁本又多诗9首。附录部分同为两卷，内容互补，其中文津阁本有4篇不见于咸丰刻本。实例说明文津阁本的文献价值决不仅是它有胜于文渊阁本之处。
五，提要的差异 在纂修《四库全书》时每部书校对整理后都要由四库馆臣撰写一篇提要冠于书前，最后由纪昀整理编排总其成之《四库全书总目》，把两个阁本的提要与排印本进行核对。其结果分为三类，一是三本同，二是互有小异，三是差异较大；其比例约各占三分之一。差异的部分有是两本同异于另本，有是三本各异。提要所载的内容是后人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某部著作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由此管中窥豹，文津阁与文渊阁差异巨大，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
（四）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
早在清末，罗振玉等人就曾倡议将《四库全书》迁入新创建的京师图书馆以妥善保藏。可是，要让这东方文化的金字塔不遭沦灭，印行是最好的办法。20世纪初，有两位先知者已措意于此事，一是那位著名的远东首富 —— 哈同，一位则是张元济 —— 商务印书馆灵魂式的人物。早在1915年，哈同就有意印行《四库全书》。1917年1月7日,张元济先生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呈文教育部,商量印行京师图书馆所藏之《四库全书》(见《张元济年谱》P133)。同月18日，呈文被驳回。张元济只好寻求与哈同合作。当然，，哈同并不会专注于出版，《四库全书》出版，于商务才是正宗。张元济先生不过是想借船出海，完成一桩文化伟业。
法国内阁总理班乐卫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1917年，建议用庚子赔款来印行《四库全书，并打算第二年访华。不仅法国政府重视，日本政府也想以重金借钞副本，英、美、德、奥等庚款受惠国也对印行《四库全书》表示赞同。北洋政府为此决定在北京设立文化局，专门实施印行之事。9月，叶恭绰即正式与张元济商议印行此书。叶恭绰主张原样影印，张元济则主张分批印造。张元济为此专程北上，历时将近一个月，没有任何结果，事情由此搁置下来。
1924年，商务印书馆即将迎来建馆三十周年纪念。为了提升商务的地位与影响，张元济决计在馆庆三十周年之际，着手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计划。由于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几经磋商，清室方面终于同意，双方达成协议，共拟订了十三项领印条款。是年三月中旬，报清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交通部教育部备案，由交通部派专列运沪实施。4月5日，商务印书馆派员会同内务府委员到文渊阁查点装箱，至4月7日，装箱仅三分之一，意外的事发生了。曹锟亲信李彦青向商务索贿，被张元济拒绝。《四库全书》的印行再一次中辍。
1925年的6、7月间，北洋政府表示政府仍有意印行。10月12日，商务印书馆与教育部签订了印刷《四库全书》特种本的专项合同。10月17日，教育部训令京师图书馆，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点交商务印书馆运沪。此次印刷将按三种方式印行：一，特种本，按原样印行，仍为三万六千册，二、甲种本，合原书四页为一页，用进口道林纸印刷，布面精装1000册，三、乙种本，用道林纸印刷，纸面精装5000册。合同签订后，商务会同教育部及京师图书馆开始查点装箱，至10月20日全部查点完毕，装成1024箱。但恰在此时，战事爆发，铁路运输中断。海运无准期，不敢冒险，只好待时局稳定再施行。
“ 九·一八 ” 事变后，文渊阁《四库全书》转运至上海。1933年4月，当时庋藏《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亲自找到张元济，希望商务印书馆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对此张元济不甚赞同，为什么？因为张元济对《四库全书》的一惯主张是：全印，缩印。他的出版原则是 “ 库本还他库本，善本尽可别行 ” 。但是，当时主持商务事务的王云五。对张元济说： “ 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却不能不做。 ” 因此，张元济最终同意实施选印方案。不过他仍然希望以珍本为基础，力图续印日久，便可成一全《四到1935年7月，《珍本初集》出齐，共计1960册。教育部拟定的原名叫《未刊本》，商务改为《珍本初集》，其实也是想表明，今后还会有二集、三集之举。这是《四库全书》之幸，更是商务印书馆对民族文化的莫大贡献。在以后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对《四库全书》的关注从来没有中断过，陆续出版了《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目》等著作。直到解放后，在业务调整之前，还出版过陈乃乾所编著的《清代禁毁书目四种》。
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全套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计划终于获得批准，并准许以缩印方式问世。终于全部出齐，洋洋1500册。从此，《四库全书》得以完整展示在世人面前。
（五）专家学者论证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意义和价值
为了使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在行将迁入新的石室金匮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为学界造福，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命脉。北京商务印书馆动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并得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以及海外文化。
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和商务印书馆先后两次《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集团、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中国国家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国内学界与出版界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方面的人员，专家学者主要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意义和价值： 1．文化价值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大典，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将促进世界各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利于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播。2．文献价值 《四库全书》抄有七部，经战乱变故，现仅存三部半。《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库之宝之一。据《高宗实录》等文献的记载，该书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错讹少于其他诸本。就版本而言，虽然文津阁本晚于文渊阁本和文溯阁本，但其利用的版本更为可靠，保存的文献资料更为丰富。3．研究价值 目前，四库学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并逐步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文津阁本四库的出版，将无法向广大研究者展阅的珍本公之学界，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文津阁本的阅读与研究，还必将促进四库各本间的比较研究的开展，促进四库学研究的完善，为研究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继承发扬中国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推进四库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另外，从保护文物考虑，以新的技术影印出版文津阁本四库也是功德无量的一项文化建树。4．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今大陆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中最有价值的文津阁本，表达了两岸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努力传承民族文化的心愿。5．渊源的意义 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是老一辈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先生未了的愿望。早在1918年，商务印书馆即曾动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后因种种变故，未能实现。今天出版此书，再续前缘，正象征商务后继者对老一辈商务人文化香火的传承。专家们认为，目前，大陆上流通的四库全书虽然有台湾输入大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的文渊阁本，但文津本与文渊阁本可以互相补充，并不能互相替代。
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文津阁四库全书》为重点项目，并希望成为新世纪一项标志性的文化出版工程。
（六）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新型《四库全书》
文化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先进技术的运用，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出版工程，理应用最新的技术手段来进行开发。四库全书的出版，不仅得益于数字技术手段的运用，而且通过四库全书数字化生产的实践，大大地推动了数字印刷技术的进程与发展。
近百年来，横亘在四库全书出版面前的两大难题是：一是如何万无一失地保护好这一国宝级文物，不能因印书而毁书。其次是，如何将原本庞然巨制，全信息化地得以传世，并实现可藏可用之功效。这次，四库全书出版工程，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和技术开发，在数字技术支撑下，让四库全书从布满尘蚀和污渍的深宫中走出，得以整旧如新，变成了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文化珍品。
我们数字制作的操作流程，第一步是采用最新问世的高端数码相机（800万像素）进行拍摄，全息化保存每书形态。这一技术的运用，不仅实现了在操作过程中的人书分离，而且能高效运作，又确保原书的无损。
第二步是对摄取的数据进批处理和单页数字编码，而且保证每单页编码的唯一性。为建立全书基本数据库打下坚实基础。之后，在苹果电脑进行图像处理，包括原本文字着色不均、污渍、透字清理等等，在统一工序原则上，作到了文字清晰度恢复到抄录初期水平，版面干净如新。我们对版面处理的原则是：不清楚的修清楚，字体清楚的更清楚，最终的结果是十分理想性的。
第三步是在指定编辑原则下，按科学的分类，在自主开发软件支撑下，依托大型数据库进行版面的排定与设计，包括为使用方便而设定之详细页眉。自主开发软件能达到如下目的：一是版面处理规范统一，分毫不差。二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从函、册、卷、页的先后顺序的准确无误，避免了人工程操作的颠倒或遗缺。如果按传统手工方式，不仅不可想像，且难免出错。
第四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实现数字印刷。在确保印刷测试保存周期一百年的基础上，实现了数字印刷的完成，全书采用国际知名数字印刷设备，可以实现原型态（即彩色）、黑白印刷，而且可以实现单套个性化生产。还可以在数字印刷技术支撑下，实现篇幅任意大小的印制品。不仅减少了巨大的投入和库存的压力，而且可以不必再以单一整齐的形象献给千差万别的爱好者和使用者。
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四库全书这样巨型的文化工程真正做到了时间省、成事省、质量高、产品线广等，按传统方式运行所不可能企及的效果。当年张元济先生费二十年之力，先后反复设计的出版方案中的任何方案，今天均可以得以实施，而且品质更加优越。未来的产品只要有市场需求，还会产生更多的出版形式和出版方案。从理论上讲，可以做到一书一式！
可以期待的是，四库全书直接转化为数字版更是无需置疑的了。
商务印书馆早年正是依托引进现代印刷技术而获得优势竞争力，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今天，率先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并力求自主开发数字技术、打造出高品质的首部中国按需印刷的国家级文化工程，这可以说，标志着我国的印刷出版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创造了中国数字印刷史上的新纪元！她不仅将为文化的传播带来新的希望，也同样将为本书走向市场，走向未来带来一片光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