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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教育出版社
ISBN 7-5382-1500-X/C.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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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化民族的开化史，列举多项光辉灿烂的业绩，其中之一是“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古籍数量之多，是举世莫与伦比的。继承和清理这份从奴隶社会经历长期封建社会呼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此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翔下，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大力保护与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指引下，我国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最近，陈云同志又对古籍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把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青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大地引发了古籍工作同志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在浩若烟海的古籍中，需要出版的虽然为数也很大，但这只是抉择其精华的部分，在整个贵存中的比较则是微小的。可是，在整理出版精华部分的过程中，所有的整个遗存都可作为稽核、参考、伯用途。再则，重要的是，如李一氓同志所指出的：“古籍整理工作的最终结果应当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例如，“如果不写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只是整理出一大堆宋明理学书、佛书，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能说明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哲学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中华民族的成长起过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因此，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整个古籍遗存，都成为研究工作中的矿砂。可以在一吨矿砂中只提炼出一克拉钻石，但是必需要有成千上万吨矿砂才行。
于是，摆在我们古籍工作者面前，还有个重要的后勤任务：对于我们的古籍遗存，应当很好地清一清家底，开出总帐目，以方便整理者、研究者按图索骥。应当和人口普查、资源普查一样，搞好古籍普查工作。
清查古籍家底的工作，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做了两项工作：第一是就丛书收录的范围对古籍做了普查工作，提供了三大卷《中国丛书综录》；第二是就方志的范围做了普查工作，提供了《中国地方志综录》。正在进行的一项巨大工作是，编纂全国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编成了《中国丛书综录》三大卷，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综录》普查了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四十一个大型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籍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第一卷著录各丛书收录的书目；第二卷为丛书子目的分类目录，由于经过过细的稽勘异同，子目七万多条中一书为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分别作一种或数种处理，最终共得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这就成了丛书中收录古籍的帐面总数（如果要以不同的版本即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一书来计算，可以还原为子目登录的七万多项）；第三卷是子目的书名索引和著者名索引。
▲《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先生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编成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普查了十二个省、市二十八个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收藏的地方志，著录现存方志七千四百一十三种。附录台湾所藏稀见方志目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稀见方志目。此《综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据《世界图书》一九八二年第一号称：“我国地方志的收藏总数，根据以前的专题目录记载，大都认为只有八千多部。这次在北京天文台同北京图书馆配合下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由北京天文台天文资料组编印了《中国地方志综录（待定稿）》〕，统计总数是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三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发出了“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这项工作，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国家文物局召开南京会议部署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先经过全国各地分头普查、著录，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及台湾暂缺）的七百八十个图书馆（或研究单位及文物单位）参加。又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汇编，分部类初审和复审，然后修改定稿，正式出版，它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国家现藏善本书口种的总登记目录。
○普查还要做的工作
（一）《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了《道藏》，但没有收《大藏经》（佛藏）。原因是《大藏经》不似《道藏》的著录那么单纯。《大藏经》的现存版本，有宋刻的《思溪藏》、宋刻的《碛砂藏》、金刻的《赵城藏》、明洪武刻的《大藏》、明永乐刻的《南藏》、明万历刻的《嘉兴藏》、清刻的《龙藏》；又有明末至清初的《续藏》编刻，再曾书达二百二十种。海外则朝鲜有三次刻印的《高丽藏》，日本有《弘教藏》（中国据此本翻印为《频伽精舍大藏经》）和《大正大藏经》，等等。稽勘佛教典籍的异同是个专门之学，而各版《藏经》的部目、子目，别行编录成册。所以，这项普查工作，尚待完成。今天，因为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问世，为此勘异同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二）《中国丛书综录》普查的四十一馆，尚有漏查以及《综录》工作完成后新入藏的丛书，还有四十一馆以外各馆中未经著录的丛书应查编的，需要进行一次复查补充。
（三）《中国丛书综录》以丛书著录为范围，单刻本（或称单行本）排除在外。过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汉籍分类目录》，都是把丛书的子目与单刻本混合在一起，分类编录，虽具有“中国现存古籍总目”的性质，但因为它们仅局限于本馆一馆之所藏，而没有普查的经营功力，所以又不能成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现在我们有了《中国丛书综录》这一普查的先行工作，那么要补的一课就是“非丛书”的“综录普查工作”，最后与《中国丛书综录》配对成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因而，对我们的古籍普查工作来说，采用最有利的现实条件来推进，需要建立一个“丛书”与“非丛书”的“两半球”的概念，以便于工作的进行并作为统计的基数。
○现存古籍总数的估计
罗竹风同志说：“据初步粗略统计，大约在十万种左右。”作为依据的是：
㈠《中国丛书综录》提供的一个基本数字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
㈡上述佛藏与丛书补充复查估计可增一万种左右；
㈢单刻本可估计为相当于丛书收录的容量，即五万种左右，用以下根据算出：
①地方志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三种，但应除去已收入《中国丛书综录》方志类的二百种左右；
②收录清代著作单刻本以及宋、元、明著作的罕传本的《贩书偶记》正、续两编的著录一万七千种左右，当然也要剔除其中以单刻本被著录可是那个品种也曾收入、呈现在丛书中的总数字；
③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家谱、碑帖、舆图和兄弟民族语文图书估计约两万多种。
至于把一九六一年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成的全国五十九所图书馆的《中国图书联合目录》七千六百六十一种，一九六四年王毓瑚先生编的《中国农学书录（增订本）》六百多种著录算进去，再加上②、③两项数字的扩大，把现存古籍种数加码到十五万种，并不完全妥当。因为医书与方志不同，已收进丛书的数量比较大，单刻本所占比重小；《中国农学书录》的著录，存、佚兼收，再加上存者多已收入丛书，因此剩下的单刻本的分量就更打不起来了。从“西半球”的概念出发来萃取统计资料，它们并不适用。
也有偏低的估计，把现存古籍框在五万种左右，如冯蒸同志在《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的“绪论”中说：“中国是文明的古国，已经有了近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在这期间产生的浩如烟海的古籍，究竟有多少种留传到现在呢？这个数字可以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中找到。有人统计，该目录上共载有四万九千五百五十部汉文书籍。这是该研究所内所藏中国古书的总数。但是一般的古书，国外学者认为有五万部左右，这可以说是比较齐备了。”问题就是在于人文所的目录，只能代表该所的收藏与作为检索用的目录，而不具备也没有进行普查的意图与功力，所以不能代表中国现存古籍的总数。
○情报业务是个长期工作
一旦实现了丛书范围与非丛书范围“两半球”的古籍普查工作，完成了“中国现存古籍总目”之后，也还是要维持情报业务，因为地球之大，随时还人支有新的发现。特别是具体校理某种古籍的，必须掌握此书的各种版本，于是披荆斩棘，逢河栱桥，寻踪追索，铁鞋踏破。李一氓同志跋明万历间徽州吴勉学师古斋刻本《花间集》云：“余校《花间集》时，不知有吴刻，付印撰《校后记》时，知有吴刻，而无公私著录可遗迹，无传本可验证，故曰据《歙县志》云云，窃谓此刻殆绝本矣。一九五八年冬奉召回国，某日午后，由寓闲步至中国书店，主者出示此册，赫然吴勉学师古斋刻本也。……明镌《花间集》，最后得师古斋本，何殊宋椠？”可谓体会之深。
陈智超同志为正式整理（宋会要辑稿）作准备工作，追寻民国初年著名浙江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翰怡（承幹）在购得徐星伯（松）原辑本后请刘富曾等人整理清缮出的“嘉业堂清本”，几经周折，从北京图书馆找出两捆“有整册的，也有零篇断简”的稿件，查核清楚它只是徐星伯原辑本被删去的内容；于是，又在北京、上海两地“先后访问了与嘉业堂有过接触的同志”，获得线索，然后追踪到杭州浙江图书馆，经他“一再介绍嘉业堂清本的情况和特征”，图书馆同志“从书库中拿出几册没有编目的稿本”让他鉴定，“打开一册封面”，赧然是他“在京、沪两地遍觅未获的《宋会要辑稿》刘氏嘉业堂清本，不禁大喜过望。于是，浙图的同志从书库中将这部零乱无序的稿本全部搬出来，经过清理，全部四百六十册完整无缺，这部埋没了多年的稿本终于在人间复出。”回京以后，细查了北图所藏稿件中被删去的内容，证明它们实际上不全是重复的辑文，而是：“（一）内容虽然相同，但因为辑自《大典》的不同字韵，在使作和整理时仍可作校勘之用；（二）同一内容，但比今本徐辑本详细，可以补今本之不足；（三）为今本徐辑本所缺者。”所以，智超同志认为，“把这一部分内容称作‘遗文’，比‘复文’更为确切。”这个生动事例表明，有时候图书情报的工作，还必须搞整理工作的学者亲自出马，寻踪探索。
○辑佚书
清查现存古籍的家底，当然排除已佚（失传）书的著录，但是，佚书之经辑录重光者，仍在登入总帐之列。辑录佚书的工作，从宋代已经开始，如王应麟掇诸书所引郑玄注《易》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集录齐、鲁、韩三家《诗》说，成《三家诗考》一卷。明人孙瑴征集五经及《论语》、《孝经》的纬书为《古微书》三十六卷。清代学者有专以辑佚成家者，如历城马竹吾（国翰）辑经部书四百四十四种（内纬书四十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八种为《玉函山房辑佚书》，甘泉黄右原（奭）辑经解八十六种、通纬五十六种、子史钩沉七十四种为《汉学堂丛书》，而乾隆时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书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合计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包括收入《四库全书》以及存目于《四库总目》的），这样就大大丰富了古籍现存书的品种。
四库馆开采《永乐大典》，并没有罄其矿藏，故遗珠往往而有。清嘉庆时大兴徐星伯（松）辑出的《宋会要》，道光时张石舟（穆）辑出的《元朝秘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后来《大典》遭庚子年八国联军焚劫之灾，幸存者不足三十分之一，可是里面还有东西可供掇拾，如朱桂辛（启钤）和刘士能（敦桢）从中辑出元代总结木构机械工艺著作的《梓人遗制》（一九三三年）中国营造学社印），我曾辑出宋元农艺著作《种艺必用》（一九六三年农业出版社印）等。
鲁迅先生曾从古类书及《太平广记》等书辑出隋肛以前的亡佚小说三十六种为《古小说钩沉》。近年辑录印出的“再生”古籍，有王叔武辑滇省已亡史志十四种为《云南古佚书钞》（一九七九年），容肇祖辑出王安古的佚著《老子注》（一九七九年）等等。可见辑佚工作，还是大有可为。李一氓同志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中也着重提了：“古人从许多丛书、类书中沙里淘金似的，辑出了不少佚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
○出土书
“地不爱宝”，古代文物，往往出土，远至殷虚甲骨。世间佚亡的书籍，也往往有自冢墓间出。晋太康间汲冢被发，得竹书数十车，就是一个著例。《唐书·艺文志》著录《汲冢周书》十卷。《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就是这个来历。建国以来，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工程以及对文物考古发掘、保护、鉴识人才的培训，文物工作有了空前的发展，使世人对于我国古代文明和历史进程得到无数的物质见证，同时也多次发见了先秦、汉初的久已掩没的古籍，如一九七二年四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同年五月长沙马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国竹简。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竹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内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相狗经》、《阴阳书》与风角灾异杂占残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除了《老子》（甲、乙两本）、《易经》和《战国纵横家书》的部分篇章有传世今本可资对比外，其余久已佚失的古籍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以上四种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天文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还有三幅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和一个县城的平面图。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秦简一千一百五十余枚，共有《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两本）等十种书籍。
一九七十年十一月，武威柏树公社兴修水利工程时，挖出一座汉墓，内有简、牍共九十二枚，都是有关医药的文字。它的内容都是医治各科疾病的医方。一九七三年，河北省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经整理组释读出有以下各书：《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纪》、《日书·占卜）等。
○敦煌遗书总目的最后完成问题
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藏书，自十一世纪初期（宋初）封闭以后，至一八九九年才被发现。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先后被英法人士斯坦因（Ａurel steim，１８６２－１９４３）、伯希和（Paul Pelliot，１８７８－１９４５）所盗劫，一九一○年清政府学部才搜寻残余部分，运往北京（运送途中有被盗及零星散失在民间的），其间，日本人大谷光瑞、桔瑞超又到敦煌进行购劫。最后，沙俄的奥登堡（１８６３－１９３４）进行了最后的搜索，劫去近一万卷，但是这次搜劫秘而不宣，所以过去一直不为外间所详细了解。
由清学部递转到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八千卷，陈援庵（垣）先生曾编印《敦煌劫余录》，著录极详（北京图书馆在解放后，又有所得，现共有一万卷以上）。伯希和劫走的二千五百卷（西藏文卷不包括在内），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王有三（重民）先生在该馆统阅一过，编成《伯希和劫经录》。斯坦因劫走的七千卷，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解放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过交换的方式，挽回了这七千卷的一套缩微胶卷，由刘铭恕同志阅一过，依据原卷内容，编成《斯垣因劫经录》。
一九五九年，是这一中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大发展的六十周年。商务印书馆委托王有三先生主持，将上述三个敦煌遗书目录，加上国内其他公私收藏和日本公私收藏的目录，汇编了一部《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共著录二万二千五百卷，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是目前最好的但仍非完备的一部敦煌书目，由于当时苏联尚秘其沙俄时代奥登堡劫经之事，所以《总目索引》中既未包括奥登堡的目录，也未提到其事。
先是，我文化部前副部长郑西谛（振铎）同志生前访苏时，已有所闻，然征询其藏目而未得要领。这种情况，就有所反映在向觉明（达）先生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写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引言》中（该文已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印出）。内云：
“敦煌石室藏书总数将近三万卷。分藏于我国的北京、苏联的列宁格勒、英国的伦敦以及法国的巴黎四处。日本私人手里也藏有若干卷。北京、日本所藏并无《大唐西域记》。苏联所藏敦煌卷子是鄂尔敦堡（奥登堡）从敦煌拿去的，既未发表过目录，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卷。据参观过的人估计，数将及万。近年来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刊行了《东方古代文献小丛书》，其中有《敦煌变文钩沉》一种，刊布了《维摩诘经变文》等等好几种……”然在我国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问世以后，苏联陆续公布了其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的《敦煌经目录》，一九六三年出版了第一册，共著录一千七百零七件；一九六七年又出版了第二册。第一册出版后，我于一九六六年初从日本《东方学》学报上看到评介，就写信问有三先生，他答复说中国科学院已得到该目，准备翻译并加稽核。十年动乱中，有三先生被迫害去世。敦煌遗书总目的最后完成大业，一定会继续受到文化学术界特别是古籍整理工作方面的深切关怀。
○少数民族的古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的种数是个多数。还有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均有自己发展的文化，也各有大量的著作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的呈现方式有以下四类：（甲）用少数民族自己的语文写的；（乙）前者已有汉文的译本及现在正加以汉译的；（丙）少数民族自己用汉文写的；（丁）少数民族将汉文名著译成自己的语文的版本。
〔甲类〕就是李一氓同志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文中所说的：“主要的应由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负起责来。”有很多古代少数民族语文的著述，还要搞清查、编目、复制和保藏的工作。如敦煌石室的遗藏中和新疆考古发现的木简中，有粟特语、于阗语和吐火罗语的文书。西夏国书的著作相当丰富，遗存遭帝俄探险队柯兹洛夫（１８６３－１９３５）于一九○八年在我国黑城（哈拉浩特，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掠去的不少，我国家图书馆中也有少数的收藏。《北平图书馆馆刊》一九三○年第四卷第三期是西夏文书专号，载有三个目录，把西夏国书的遗存大部分搞清楚了：
①周叔迦著：《〔北平图书馆〕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
②王静如著：《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文书目录译释》；
③《亚细亚博物馆西夏书籍目录》。
前北平图书馆在入藏大批清代满文文献和图书后，编目列入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续目》之中。
民族出版社李鸿范（蒙古族）同志说：“藏族的古籍，据说有一万种以上，仅四川省甘孜治洲德格印经院，就有经版二十多万块。满文档案就有一百五十多万件。蒙古文的文献，据内蒙编的不完全的《蒙文图书目录》即有一千五百多种。七千余册。维吾尔文的古籍（包括回鹘文古籍）也有二三百种。彝族的古籍据说估计在万册以上。云南持傣族文字也有千年历史，他们的古籍也不会少。其他至今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有的用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记载过自己的历史或民间文学。有许多是至今还停留在口头相传其历史和文学创作的状态。”
〔乙类〕中的著名者如蒙古斡歌歹合罕在公元一二四○年用委兀儿字母蒙文写成的《忙豁仑·纽罕·脱罕安》（蒙古秘史）在明初被用汉文译成《元朝秘史》十五卷。西藏文的重要典籍：黄教祖师宗喀巴之师福幢于公元一三八八年撰写的《西藏王统与佛教历史》；乳毕坚金为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白教即噶居派的第二代祖师，九九二年生，一○七五年卒）写的传记，均由王沂暖用汉文译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前者充译本书名为《西藏王统记》，后者为《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
建国以来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民族工作的工展，各少数民族的优秀的文学、哲理、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著作，陆续经过整理，译成汉文。例如，撒尼族的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西双版纳傣族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祜巴勐写的《论傣族诗歌》等。西藏医学文献（四部医典《，也在整理翻译中。
〔丙类〕如辽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四卷，元畏吾儿族人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元西域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十卷。元朝有好几个著名的西域人的汉文文学家，如诗人萨天锡（都刺）、丁鹤年，散曲名家贯酸斋（云石）等。
〔丁类〕如清代曾用满文翻译了许多汉文要籍，包括《三国演义》等。
○外国人的中文著作
外国人用中文和我国传统方式写成的著作也应作为有关中国古籍的一个部分来对待。本来，如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当我国唐代）著的《文镜秘府论》，日本学者山井鼎和物观（当我国清代）撰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唐代波斯裔李珣著的《海药本草》三卷、新罗诗人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朝鲜金简规划并撰写的《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卷等等，一向为我国古籍图书目录所著录。朝鲜人用中文来撰写的他们本国的历史如《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朝鲜史略》，日本人用中文著的日本史《吾妻镜》、《大日本史》，越南人的中文著作《大越史记全书》也是历经著录。实际上，这方面的古籍也是相当多的，也得很好地从国外到国内清检一下，参考利用。比如，日本真人元开（即著名文学家谈海三船）用中文写的纪述唐代鉴真和尚东渡行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朝鲜李朝大文学家丁茶山（若镛，１７６２－１８３６）著的《与犹堂全书》，现在都是引人注目的著作。夏瞿禅（承焘）先生选《域外词选》，运用了日本江户时代日下部香的《梦香词》、野村篁园的《秋蓬笛谱》，明治时代森槐南的《析南集》；越南阮绵审的《鼓枻词》等。
○地图文献的情报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举办“中国日本地图展览”，据《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译载日本《东方学》第五十四期的报道，其中有六幅我国明清时代的地图珍品：①《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明万历癸巳即一五九三年梁辀刻；②《坤舆万全图》，利玛窦（Ｐere Matteo，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撰，明万历壬寅即一六○二年刊于北京；③《世界图》，毕方济（Pere Framcescus Sambiasi）撰，清顺治五年即一六八年前后彩色刻印本；④《中国图》卜弥格（Ｐere Michael boym）撰，清顺治九年即一六五二年前后彩色手绘本，兼用汉字与罗与字标出地名；⑤《松江府图》，清顺治十八年至雍正三年即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五年部彩色描绘，地名用汉字写，经天主教神甫陆续在图上用拉丁文做了标记和说明；⑥《广东省图》，清乾隆四年即一七三九年彩色本版印本。上述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北平禹贡学会印行。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作铭（鼐）所长处见到这个展览会的目录和说明书，中国部分共展出地图三十六件，其中有一件是星图，即发现了敦煌的公元十世纪的星图；还有一件是玛诺（Father Mamuel Dias The Youmger，１５７４－１６５９）与龙华民（Father Nicolo Lomgobardi，１５５９－１６５４）在一六二三年即明天启三年在我国设计制造的地球仪实物一座，用木材制造，上绘漆图，所绘地形与利玛窦图多有出入。其他还有一五六二年即明嘉靖四十一年的海防工事图，一七五三年即清乾隆十八年的河北省粮仓地点图，十八世纪时手绘之大运河路线图，同时期手绘之江西省地图等等。
在这个展览会外，从其他资料中所得到的信息有：
㈠南宋崇安人陈元靓曾著一书曰《博闻录》，久已亡佚，只在《岁时广记》、《农桑辑要》及《永乐大典》残存各卷中略存佚文。人们也不知道《博闻录》中刻有地图。但在日本久迩文库旧藏竹本氏所藏钞本隋萧古著《五行大义》中却混入了一叶《博闻录》中的“岳渎海泽之图”。
㈡明、清代时代，坊肆刻印了很多的供应客间旅行时备用的里程指南（《华夷风物商程一览》之类），以及坊木日用类书（《四发便览》、《万宝全书》之类）中的地舆门中，往往插印地图。美国哈佛大学卜正民教授（Prof.Timothy Brook，加拿大人）从日本各文库中通索以后，写有《明清的里程书》一文，载于《清史问题》第四卷第五号中。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又就山口大学所藏明崇祯刊本《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做了专题的论述。
就以上情况而言，我们对于古籍中的地图文献部分还需要做广泛的清查工作，登录总帐。
○出版社以外单位刊印的古籍
有大专学校刊印的，有图书馆刊印的。前者如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第在一九七九年影印了江南耆匠香山姚承祖（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三八）的《营造法原图》。广州华南农学院在一九七八年进刊印了清初张文风著《农书》、清代中期沈潜著《蚕桑说》、朝鲜人徐有榘的汉文著作《种薯谱》。厦门市图书馆在一九八○年刊印了清乾隆间厦门名士黄曰纪辑的《嘉禾名胜记》二卷。上海图书馆一九八○年影印了元朝延祐刻《大学》、后至元五年印本的《农桑辑要》；前此，又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影印了多馆藏孤本的古农书，如明钞本《分门琐碎录农艺卷》、明钞本《稼圃辑》、清刻本《浦泖农咨》等。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影印了香港敏求精舍所藏宋刻《文苑英华》卷二○至二一○，明刻本附有汝文淑摹钱叔宝原图的《西厢会真传》，清檀萃著《楚庭稗珠录》六卷等。类如这样的古籍新印本，因非出版单位所出版，往往容易疏于采集登录，所以应当特别做好讯息联系的工作。
○日本和朝鲜播刻的中国古籍
日本和朝鲜历来都刻印过不少的我国古籍。他们有一些早期刻印（或活字排印）本已成为稀有的珍本。这些早期刻本依据我国的旧本做底本，具有校勘的价值，也有的是接近于我国某种古籍的原来面貌。《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运用了该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本的《周易》、《礼记》、《论语》、《孟子》。阮芸台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加以引用。《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论语集解》十卷，用日本正平甲辰（当我国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一三六四年）刊本为底本；景印《群书治要》五十卷用日本天明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七年）尾张刊本；景印《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用日本元和戊午（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活字本；景印《皇元风雅》前后集共十二卷用高丽翻元刊本。至于《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本系新罗诗人的汉文创作，当然是用高丽刊本景印。
还有的书籍是我国已经失传了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梁皇侃《论语义疏》十卷自南宋乾、淳以后失传，然在日本迄有唐时旧本流传，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乃“得之市舶，献于天禄”，《四库总目》遂有“罚ǎ玻蒧光于鲸波鲛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闻，殆若有神物护诃”之语。清季黄遵宪更就日本所传郑康成注《孝经》作如下的论证云：
“《宋史》称僧奝然献《郑注孝经》，陈振孙《孙录解题》之后，不复著录。日本天明七年，冈山挺之得之《群书治要》中。考《治要》采书，不著撰人；其定为郑注者，殆相传云尔。或挺之据陆氏《释文》定之也。郑注《孝经》不见于·《郑志》目录及赵商原先铭，康人至没十二验以疑之。然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序《孝经》有云：‘玄又为之注’。《大唐新语》亦引郑《孝经序》。均《春秋纬》又注云：‘为《春秋》、《孝经》略说’，是皆作注之证。此注既与《释文》所引郑注合，文贞之书，日本珍弆，具有源流，且海东学者尚无伪撰古书。ǎ玻斶世盗名之习，决非赝鼎，可宝贵也。”
日本宽政、享和两朝（当我国清仁宗嘉庆之世），天瀑山人念“唐、宋还之书佚于彼（中国）者，不为鲜也。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因而汇集《五行大义》、《乐书要录》、《两京新记》、《文馆词林》、《难经集注》等中国佚书十七种，用语字版刷印为《佚存丛书》六帙。至于《论语义疏》和《群书治要》因已经我国传刻，不复列入。
日本历来刻印（或用活字版排印）了多少中国古籍，现存的有多少，日本的书志学兼版本学者长泽规矩也（Kikuya Nagazawa，１９０２－１９８２）做了很好的清查、编目工作。在一九五六年（日本昭和三十一年）编《日本翻刻本汉籍目录长编》，以油印本问世。后来又补充了而正式刊行，名为《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稿》，于一九七七年（日本昭和五十二年）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此目采用我国的传统书目四部法分类著录，登记项目有书名、卷数、作者、刊刻者、开本、册数等项
古代朝鲜所得我国典籍至富，自昔有求中士佚书高丽之事。郑麟趾《高丽史·宣宗世家》辛未八年（当我国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一○九一年）载：“六月丙午，李资义等还自宋，奉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后开求书目录，起自《百篇尚书》、《荀爽周易十卷》而下，具列一百二十八种。
至于日本，也有求中国典籍于朝鲜之事，构成了一种文化交流上的三角关系。《李朝孝宗实录》五年甲午（当我国清世祖顺治十一年，日本后光明天皇承应三年，公元一六五四年）载：“冬十一月癸巳，日本遣差倭平成政求《仪礼经传通解》、《中庸衍义》、《医巫闾集》、《性理群书》、《张南轩集》、《资治通鉴》……命礼官仪之。礼曹启曰：‘倭差所求十四件书册，经乱之后，或有未及刊行者，请随其所有而赐之。’从之。”
朝鲜刊印中国古籍，尚无类如日本的总帐编印出来，但是可以利用以下三种图书目录来存其梗概：一是南朝鲜国立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于一九五六年印行之《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奎章阁为朝鲜李朝正祖（一七七七至一八○○）建立的皇家图书馆，搜集中国本古籍以及朝鲜复刻汉籍十分丰富。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年占领朝鲜后，奎章阁藏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移置在京城帝国大学（现名汉城大学）内，仍以奎章阁命名。二是日本占领朝鲜时期，总督府编印的《朝鲜图书解题》。三是日本东洋文库于一九三九年刊印的《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此目著录了朝鲜印本的汉籍，还附有越南所印汉籍目录。
○三类历史资料应受到保护
在古籍小组会议上，谭季龙（其骧）教授呼吁对于三类历史资料应寄予重视而加以保护，因为它们曾受到摧毁而大量损失。这三类是：①家谱，②鱼鳞图册，③缙绅录。它们在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参考材料，①、③又是检索人物行迹的丰富资料，①还被利用来做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的史料。
上海图书馆顾起潜（廷龙）馆长说，该馆收藏家谱有一千多种，其来源大多是当初华东大区土改时从地主家庭没收的文物上缴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时所得，经郑西谛同志通知勿以废纸处理而得抢救保存。在十年动乱中，这一收藏遭到批判，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缙绅录在上海图书馆有清代光绪一朝连续的逐年版本收藏，只稍微缺少一点。鱼鳞图册亦略有收藏，但曾被视为藏“变天帐”来批判而几濒于危。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梁方仲生前曾到上海图书馆要求阅看鱼鳞图册。
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年间的《缙绅便览》、《宦林备览》、清顺治时期的《缙绅册》、乾隆时期的《满汉爵秩》、《缙绅全本》、《仕籍全编》、《缙绅全书》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说，“美国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家谱有四千五百种，藏量之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国内近几十年来家谱多遭焚毁，应复制携回。”上海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传记的作家，根据他对历史人物家庭关系研究的经验，也呼吁要提倡保存好家谱资料。
○域外中国古籍的收藏
因为我国的古籍历来播散海外，不仅是东亚近邻国家多有国典籍，即欧美国家也有丰富的收藏，其中不乏在我本土反而失传之书与未见的版本。因此当国内的古籍普查工作完成、清帐列出之时，还需要核对外国图书馆与私家收藏的中国古籍目录与纪录，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做好最后一道补充工作。
我们已有这样的经验：徐光启的《庖言》一书，因为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国内久已无可迹踪，但是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却有收藏，它是当时由法国传教士带回去的。至一九三三年，光启裔孙徐若瑟（宗泽）司铎从巴黎摄回照片，由天主教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才在国内重行。徐光启的另一著作《诗经传稿》的清康熙十二年刻本，也只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有藏本。宋舒州刻本《正文色文集》仅存的孤本，一百卷书的半部曾在国内而为江安傅沅叔（增湘）摄存玻璃版，其另外半部则早已流入日本而为皇室图书馆（宫内省书陵部）所收藏。我们在一九六二年摄印这部前所未见的《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全书时，其中的五十卷是从日本摄回照片拼合的。
日本宫内省书陵部、内阁文库、东京静嘉堂文库、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善本甚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神户大学图书馆则收藏中国古籍的数量至丰。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善本约有二千多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中国宋、元、明版善本书也很多，还有明、清两朝的手抄本书籍一千多种，拓片三百多件，地方志入藏者三千五百多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藏有少量的敦煌卷子、公元九七五年（宋开宝八年）刻印的《陀罗尼经》以及得自我国李崇同和劳福的藏书，其中有一六四四年（清朝开国之年）以前古刻本与手抄本书，中部有天一阁流散的藏书。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格斯特乐方图书馆藏中，有中国古医书一千一百六十种，是西方这类图书资料中的最大收藏者。这批图书的来历，据胡适生前说，是本世纪初年（我国清光绪的季年）一个曾经双目失明的美国百万富翁格斯顿氏所捐赠，并且捐款修建了这所图书馆。美国及欧洲的眼科名医都不能治好格斯顿的目疾，后来他听说中国天津有位中国能妙手回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作为旅游来到华北，竟然得以重见光明。从此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由衷钦佩，就大购中国医书，后来全部捐赠给了普林斯顿大学。按照这个情况，以及为时尚早这两点来推断，格斯顿所广事搜购的中国古医书中，可能有后来稀见的品种和版本混在里面，尽管他是“盲目地”购求的。这个收藏值得我们古籍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共同注意。
○需要建立外文译本古籍书库
众所周知，我国的优秀古籍也是世界人民的贵重文化遗产。各国人民历来重视这份瑰宝，文、史、哲、科四个方面的中国古典名籍，曾被用各种文字译刊。这许多译本，无疑应为我们古籍工作者所十分关心，不但需要了解清楚，编制清目，还有必要建立一个专业的书库，把各种文体的译著都收集起来，以供学术研究者和古籍工作者作为广泛了解情况的参考，同时也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教育工具之一。
略举一些译书的事例，那是远远不够完备的。我国古籍精华之被译成外国文字者，以日本为最早而最多。朝鲜因为它的国字“谚文”创始于公元十五世纪中期李朝世宗时，原来系通用中国汉字，故翻译中国古籍较迟。近年日本出版家常有成套的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出版计划，故一些基本汉籍名著都有了日本译本。例如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东京明治书院连续出版一套《新译汉文大系》，经、史、子、集四部要籍基本收译齐全。七十年代东京集英社又出版一套《全译汉文大系》，有的书是《新译》已收译的，比如《左传》、《孟子》、《文选》；也是前者未收译的，比如《周易》、《山海经》。东京平凡社有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又有一大套《东洋文库》。《文库》收录日本本国及收译东方各文明古国的传诵典籍，其中全书译述的我国古籍精英，选抉标准又别具一格，译者亦皆为能手，其已出者（书名后注的数字指《文库》的册序）如：《战国策》三卷，６４，７４，８６；《天工开物》，１３０；《法显传·宋云行纪》，１９４；《荆楚岁时记》，３２４；《燕京岁时记》，８３；《西学东渐记》，１３６；《日本杂事诗》，１１１；《盐铁论》，１６７；《论衡》，４６；《明夷待访录》，２０；《梦溪笔淡》三卷，３４４，３６２，４０３；《历代名画记》二卷，３０５，３１１；《搜神记》，１０；《酉阳杂俎》五卷，３８２，３８９，３９７，４０１，尚有一卷未出；《唐诗三百首》三卷，２３９，２６５，２６７等等。
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地理科学名著，文笔亦极优美，译为外文，良非易事。森鹿三教援主译、由东京平凡社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的日文译本，兼译、兼校、兼注，有许多卓有见地的论证，“三”字不应改为“王”字，列举《北堂书钞》及《太平御览》引支僧载《外国事》为证。我国的郦学专家陈桥驿亟称此译本之善。
用欧洲文字翻译我国古籍，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情况和社会，风习状态。在客观上就起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古代文献的桥梁作用。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一五九四年（明朝万历二十二年）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法国司铎金尼阁（Pere NicolasTrigault，１５７７－１６２８）在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把《五经》译成拉丁文。法国司铎宋君荣（Pere Automie Gaubil，１６８９－１７５９）把《易经》、《书经》都译成了法文。
中国史籍的译述，法国十九世纪的汉学大师雷慕沙（Ｊ．Ｐ．Ａ．Ｒemusat，１７８８－１８３２）译注了法显的《佛国记》未毕而卒，由其大弟子儒莲（STAMISLAS Julien，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完成出版。儒莲再接再厉，又于一八五八年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成法文；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把《大唐西域记》法译。他还法译中国古典文学和科技名著，后面将要提到。
现代英国汉学大师、牛津大学老教授修中诚（Ｅ．Ｒ．Hughes）把《史记》的纪、传译成了英文。《老子道德经》在伦敦有过三个英译先后问世：第一个是瓦莱（Ａ．Ｗaley）译的，一九三四年出版；次之为朱太谷译本，一九三七年出版；至一九五四年又有杜文达克（Ｊ．Ｊ．Ｌ．Ｄuyvemdak）所译、列入《东方哲人丛书》的本子出现。美国纽约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林语堂的英译文。法文译本很早由戴遂良（Ｌ．Wieger，１８５６－１９３３）充出，于一九一三年在我国河北省献县的教会印书馆中印出。一九八一年，埃及开罗出版了阿拉伯文译本。戴遂良还把《庄子》和《列子》的一部分译成法文，在献县印出。现代的英国汉学家哈龙（Ｇustav Haloun）把《管子》英译。据李约瑟博士（Ｄr．ＪosephＮeedham）说，哈龙的译稿尚未出版。
《离骚》在一八七○年有耶稣会士法国神甫德理文的译本。本世纪在国内有两个英译本，一本是二十年代由厦门大学林文庆译的，一本是五十年代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的。李白、杜甫的诗篇，欧洲各国多有选译之本。儒莲用法文翻译多种元曲。一八三二年译《灰阑记》和《西厢记》，一八三四年译《赵氏孤儿》。德理文用法文翻译了《今古奇观》中的十一个故事。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红楼梦》在巴黎出版了二卷本的法文版，李治华与其法车夫人雅克琳·阿雷紥伊斯译，轰动了法国文学界。先是，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和他英国夫人格拉黛·杨（Ｇladys Yang）的英译二卷本，同样成为英语文学宝库中的名著。
我国的古典科学名著，很早并且很广泛地受到欧洲和日本的重视，并且不断地有各国文本翻译出现。其中有三部书最为突出，就是《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和《洗冤集录》。
㈠法国社赫德（Ｊean Ｂaptiste du Ｈalde， １６７４－１７４３）所编的、在一七三五年出版于巴黎的《中华帝国全志》（Ｄesription de l E mpire de la Chine）的第三卷中，就已把《本草纲目》卷首中的一部分摘译成法文。法国学者范特蒙德（Ｊ．Ｅ．Ｖandermonde）在一七三二年由华返法后将《本草纲目》的金石部译成法文，至一八九六年刊行。上述的《中华帝国志》在一七四七年至一七四九年全部译成德文，在德国罗斯托克埠出版；一七三六年，《中华帝国志》译成英文，以《中国通史》之名在伦敦出版。于是《本草纲目》卷首中的一部分又有了英、德文译本。本世纪初，英国医药学者伊博恩（Ｂ．Ｅ．Ｒead ）在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任职时，对《本草纲目》的药物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研究，译写英文著作多种，在北京出版。他在上海时，彩绘《本草纲目》药物图成套，在上海解放前带到香港后病逝，彩图下落不明。
朝鲜在李朝正祖（１７７７－１８００）时编写的《本草精华》，就是按《本草纲目》来节写的，附有朝鲜文谚解。
日本国是迄今为止将《本草纲目》全书译为国语的国家，并且全译过两次。此项工作开始于昭和四年（公元一九二九年），由春阳堂聘请著名汉学家铃木真海翻译，书名为《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共十五卷，至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出齐，至昭和四十八年（一九七三年）又着手新的修订增补，聘请药学、生物学各方面专家十四人包括木村康一、薮内清、宫下三郎、北村四郎在内进行校定，以《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之名问世，至昭和五十四年（一九七九年）出齐，被誉为目前《本草纲目》国外译本中最好的版本。
㈡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天工开物》的部分内容就已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但没有一部西方语文全译的《天工开物》中有关工业各卷集中起来，以单行本发表，题为《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Ｌndustvies anciennes etmodernes de l Empire Chi-nois ）。但这还只是摘译本，因它不包括《天工开物》中的农业部分，即使工业部分亦全文翻译。《天工开物》的欧洲文全译本是美国宾州大学教授任以都和她丈夫孙守全合译的英文本，于一九六六年由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也出版了英国伦敦版。任以都教授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科学家任鸿隽（１８８８－１９６１）的女儿。
日本文全译本《天工开物》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班主任薮内清博士（Ｋiyoshi Yabuati，１９０６－）领导翻译的，初版在一九五二年由东京恒星社出版。至一九六九年，又经修订，收入东京平凡社出版的《东洋文库》中。
㈢据中国医科大学法医教研组贾静涛大夫说：南宋宋慈撰的《洗冤录》在鸦版战争之后传入欧洲，加以翻译或介绍的，“有荷兰（Ｃ．Ｆ．Ｍ．de Grijs译本）；法国（节译本，一七七九年年；Martin译本，一八八二年）；英国（Ｈ．Ａ．Ｇiles译本，一八七三年）等共有四国六种译本。”在朝鲜和日本流传我国法医学著作是元代人王氏所作的《无冤录》，朝鲜有音注及用谚文（朝文）翻译的三种版本，日本有新注及日译的七种版本，故“我国法医学书籍在国外共有六国十六种版本及译本。”
一九八一年，美国米契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又出版了麦克奈特（Ｂrain E．ＭcＫnight）的英文新译本，为席文博士（Ｄr．Ｎathan Ｓivin ）任总主编的《东亚科学、医学与技术丛书》中的一卷，英国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撰“前言”，认为这个精确的译本打开了在西方用现代法医病理学的知识来检验中国传统的刑侦技能的大门，麦克奈特的成就使人们为十三世纪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家中国宋慈的光辉业绩欢呼致敬。
最近的讯息：英国女学者白馥兰（Ｍs．Ｆrancescas Ｂray）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正在将我国六世纪时的农业科学名著《齐民要术》译成英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nesco ）则要求我国提供先秦时代的工艺技术科学名著《考工记》的现代汉语译本，使他们据以转译联合国通用的六国文字（包括中文）中的五国文本，准备出版六国文字版本的《考工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严敦杰教授告我，元朝的工艺技术科学名著《梓人遗制》（残卷）已经西德编织技术史研究专家库恩博士（Ｄr．Ｄieter Ｋuhn）译成了德文出版，还附有专文论述中国的织物提花技术的演进历史以及对专门名词作出解释。
○结语
古籍整理出版的后勤工作，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是需要集中力量的、带突击性的、希望能在较短期内完成的“清家底”的普查工作；另一个是长期性的情报工作，由图书馆、文物单位、图书采访征集与情报系统、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出版单位、学者以及广泛的关心人士的通力协作，随时把新的情况互通信息，交流分析成果。后者需要有个信息中枢，担负输入、存储、运算（判断）和输出的机能。中华书局多年来做了很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有份《古籍整理出版情报》作为“介质”，起了很多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对于信息中枢的逐渐形成赋予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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