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略说《金刚经》论注之历史沿革

　　第一本中国式的注释

　　释子常谓∶佛法与中国特别有缘。若在史的立场上，从文化特点的比较上入手，此题确可写一本专著。

　　中国是一个富於历史传统的国家，自三皇五帝以来，三坟五典，诗书马班，二十五史　　不绝；中国又是一个富於学术传统的民族，自春秋战国而後，诸子百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博大精深。入华之佛学，几经熏染，叠遭扬弃，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光说经典之注疏流传，外在而言，一面是朝庭主持，《大藏》一编再编，至有二十六种《大藏》之称；一面是个人撰述，佛经一注再注，令人有浩如烟海之叹。但在骨子里，出世、思辨、神秘、烦琐印度佛学，却一步步地走向入世、实用、平和、简捷。大而言之，中国佛教由格义、广说名相而开宗立派，由八宗俱盛而禅净合一，正是佛法中国化的大势。小而言之，在《金刚经》的注疏中也深深地被打上历史前行的烙印。

　　僧肇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就是《金刚经》众多的注疏中，第一部富於中国文化意趣的、里程碑式的注本。

　　僧肇乃是鸠摩罗什的弟子。罗什之《金刚经》译本，最受中国人的欢迎，流传最广；作为罗什门下「四圣八俊」之一、後人称之为「三论之祖」的僧肇，写出第一部中国式的《金刚经注》，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人，但他入长安之前，已在凉州待了十七年（晋太元十年〔385〕随吕光入凉州，至弘治三年〔401〕为姚兴迎入长安），以罗什之天资，他的中文修养一定很不错了，这一点看罗什答慧远问大乘大义之十八章，即可有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他才能对当时中国的佛典翻译状况表示不满∶

　　「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有姚兴以帝王之尊鼎力相助，当时罗什於逍遥园的译场，更是集中了一时俊杰－－史载罗什译《大品》时，译场有五百馀人；译《法华》时，二千馀人；译《维摩》时，千二百人┅┅恰如僧《出三藏记集》所描述∶

　　「於时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拔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慧睿、僧敦、僧肇等三千馀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

　　因缘具会，什译之《金刚经》，果然深具中国文化之神韵而流芳百世。作为罗什得意门生，僧肇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更是直接显出佛法中国化的风貌。

　　僧肇系京兆人，俗姓张。家境贫困，以佣书为业。日日缮写，得以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受当时玄风影响，特好老庄。但对老子《道德经》，曾有∶「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之叹，後读《维摩经》，方「始知所归矣」，因而出家。僧肇年方及冠，学通三藏，已经辩锋纵横，名声远溢。後罗什至姑臧，肇从而师之，什嗟赏无极。又随罗什入长安，同入逍遥园，协助详定经论。僧肇以去圣久远，文义舛杂，先人旧解，时有乖谬。及见罗什，时时咨禀，所悟更多。因於译《大品》之後，著＜般若无知论＞二千馀言。罗什读後，谓肇曰∶「吾解不谢子，辞当相　。」庐山慧远更盛赞曰∶「未赏有也！」虽然僧肇英年早逝（《僧传》云三十一岁），但天才漾溢，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已经完全摆脱印度旧注之模式，开出一代新风。

　　首先，在著作之结构方面，僧肇之《金刚经注》完全取中国之注经形式。印度古德之《金刚经》注，都是一篇篇独立的文章，经文不时地以引文形式出现其中。而僧肇之《金刚经注》，则好象是在一本《金刚经》上，逐字逐句地写下自己的理解、体会。可以想象－－打开一本线装书，其粗黑的大字，乃是《金刚经》之经文；而行间字里的双行夹注，才是僧肇的思想。

　　或许有人会说∶这又有什麽值得大惊小怪的！中国人的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问题正在这儿！

　　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经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大宗。中国人之治学，从而中国文化的理论发展，都一以贯之地遵奉著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在对前人著作的论注诠疏中发挥自己的见解，其结果是理论形态的稳定和保守；形式上的僵化，当然会成为思维的桎梏，这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多於创新、因循多於变革的原因之一。

　　但是，面临著外来的、从语言表达到思想方式都极端艰涩的佛法，第一要正确理解；第二要尽量消化；第三，是最重要的，必须让读者清楚而容易地看到∶哪些是经典原文，哪些是本人的理解发挥┅┅应当承认，中国传统的经注方式，乃是一极好的现成工具。僧肇之《金刚经注》，实是历史的进步。

　　其次，是内容方面。僧肇之《金刚经注》已全然不见印度论著中令人目眩的名相事数了，代之而起的，是简明扼要的、中国人的理解。兹举数例如下∶

　　释「菩萨摩诃萨」－－「虚心履道，谓之菩萨；旷济万物，摩诃萨也。」

　　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万法虽旷，略为二科∶一、众生法，二、五阴法。法不自起，因缘故生；但是因缘，自性皆无。」

　　释「住行」－－「即明法空。谓法弥旷，略举内则六度，外为六尘，内外诸法，斯皆因缘无性；因缘无性，则心无停处，故应无住也。舍心无　，谓之布施，无相可存，何　之有？施为六度之首，尘为法生之基，二法皆空，于何不尽？既得法空，解明行立，无复退失，故言住。」

　　释「发心」－－「菩萨发心，义兼三端∶一化众生，二修万行，三向菩提。」

　　释「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人也，菩提道也，既无人法，谁得菩提乎？」

　　请看！接受了佛教的专用名词，却全然没有繁复的名相事数。被解释、归纳的是印度传来的经文，而结论却已经是直面人生的中国佛法了。

　　历史地看，中国佛教经典之注疏，一直是有义疏和文疏二流－－义疏者，明经大义，则不必逐句释文；文疏者，随文释义，则重训诂章句。是否可以认为僧肇之《注》，即开《金刚经》文疏之头？非也！细细玩味僧肇之《注》，形式上是逐句释文，但内容上却断然摆脱了印度古风，往往是直示大义。就此而言，僧肇《金刚经注》兼顾文义，其意义在於「中国化」，後世只知依文作注之陋僧，何可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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