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云际会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红砖灰瓦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翌日上午，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巴黎协和广场凯旋门，沿滨海大道驶入卡纳比埃尔街，很快抵达碧海青天、卷积云连绵不绝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魂牵梦绕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那花香飘拂的荷塘边，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长衫，立即进入了学界的视野。——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华学校的建立，其源头要追溯到1909年6月。当时大清王朝的掌权者受时风熏染与国内外形势所迫，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这年8月，经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请，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并拨款修建了馆合。在1909——1911三年时间里，游美学务处于北京城内史家胡同等处考选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人选者到美后，视不同条件或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就读，或先进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而后再进大学。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学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
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34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并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49岁的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一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欲一举拿下。待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吴宓采取入乡随俗之策略，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德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吴宓的三个响头总算没有白叩。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他憋在家中颇费了一番脑筋，经过几次“吭吭哧哧”的反复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天津拜见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Ⅲ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时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灿烂绚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下并踏上一只脚，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风采的机会，清华园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人哈佛研究院师从于新人文主1906年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生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人胜的“好看”程度，在学术界备受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
当吴宓正意气风发地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之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飘零岁月，不仅得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弥漫荡漾着浓雾一样只有双方心灵深处才能触动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尽管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踌躇思量，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启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人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就读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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