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指示成人之道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里的“诗”指诗歌，具体而言，即是《诗三百》篇。“礼”原是指社会事物内在之理，正如《礼记·仲尼燕居》所说：“礼也者，理也。”

　　在孔子心目中，礼主要是指周王朝以来形成的礼仪廉耻道德规范。“乐”有两读，一读作音乐之“乐”(yuè)，一读作快乐之“乐”(lè)。作为成人之道最高阶段的“乐”，应该是读为快乐的“乐”。

　　“兴于诗”是成人的第一阶段。诗歌是发于性情，感物而动的产物，它具有激发人的情趣，感发人的志意的作用。孔子曾教导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孔子时代，当时诸侯国之间交往，多采用赋诗见意的方法，如果不学诗就不能掌握讲话艺术，难以承当社会交往尤其是外交的使命。在当代社会，诗歌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诗歌激发生命情感的功能并没有退化，许多小孩的父母会在孩子呀呀学语时就教他背诵浅显易懂、琅琅上口的唐诗，那些诗歌美妙的音节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有助于开发心智，增进孩子的智商和情商。

　　“立于礼”是成人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由诗而兴起的情感有可能向正、邪两个方向发展，要让人的情感操守导向于中正、高尚的方向，还必须用“礼”来加以规范。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古代的“礼”，主要指《三礼》书中所规定的各种节文度数，随着时移事易，大多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以礼(理)节情”的基本道理仍然没有过时。当代社会，“礼”与“法”相结合，既有显性的刑事法庭，也有隐性的道德法庭，作为公民，必须“以礼(理)节情”，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才能自立于世，受到他人与社会的尊重。

　　“成于乐”是成人之道的最高阶段。“礼制”毕竟是一些外加的强制性规定，人的性情受到“礼”的约束，难以自由自在地发展成长。要让人的性格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舒展，孔子认为，必须诉诸于“乐”。“乐”是一种平和、喜悦、融恰的人生理想境界。结合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的论述来加以考察，知晓不如喜好，喜好不如快乐。“乐在其中”也是人生追求学问真理的最高层次，是审美人生的实践体验。

　　宋代理学家张栻解释说：“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工之笃也；至于乐之，则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乐者，食之而饱者也。知之而后能好之，好之而后能乐之，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论语解》巻三)按照张氏的理解，由“知”到“好”再到“乐”是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

　　宋代文学家苏轼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他说：“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乐之者为主也。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中庸论上》，《东坡全集》卷四十一）按照苏轼的理解，“乐”是知行践履的基础，只有以“乐”作为先入为主的基础，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认识和实践。如果我们扬弃苏轼话语中圣人生而知之的意味，只是从常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应当承认，苏轼的理解也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现代教学理论提倡趣味教学，主张首先引发学习者的兴趣，让学者在充满乐趣的学习过程中，自觉自愿地接受知识的熏陶和人格的提升。这种现代教育理论与苏轼“先乐后知”的思路可谓不谋而合。

　　孔子认为，在他的弟子之中，颜回是达到成人最高阶段“乐”境的人，他夸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颜渊》)

　　然而，“孔颜乐处”到底是什幺呢？历代学者争议很多，明代学者刘宗周对此有一个断案，他说：“茂叔（周敦颐）教人，毎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个疑案，后人解开，消得一似指空，花蹈幻影，无有是处。程子（颐）说不是贫又不是道，朱子（熹）又说未尝不是道，若有极口道不出者，毕竟是何事？此事不从言说得，不从妙悟得，学者须实学孔颜之学，始得孔颜乐处即是孔颜学处。”

　　（《论语学案》卷三）按照刘氏的见解，孔子和颜回追求学问与真理的浓厚兴趣便是所谓的“孔颜乐处”。

　　相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相信现代的青年从孔子的言论中受到启发，也能够在求学和求真的生命历程中得到由衷的快乐，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实践自己的审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