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为什么写不出好的格律诗了？除了别的原因，生活方式变了，从而感觉世界的方式也跟着变了；改变感觉方式的重要因素是语言。五四一代人老的如鲁迅小的如毛泽东都能写出并不逊色于古人的格律诗，因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古汉语训练。后来在白话文大语境中长大的人就失去了运用古汉语的自由，无法享有古汉语这种自由语言带给人的直觉能力。做诗自然是少数人的事情，在今天几乎成了不说也罢的小事，但恢复我们的直觉能力却是和所有人相关的大事。由于影视、电脑以及将量化管理制度化的考试、评估体系已经将我们的直觉能力大面积大幅度的变成了计算能力。在这种苦闷状态中读到张晶这本追觅“活法”反对“死法”充满机趣灵智的著作，感到沁人心脾的愉悦，想起当年俞平伯说研究《红楼梦》是消夏良方受到批判的话头，也不敢说读《禅与唐宋诗学》是消夏良方的话了。只说它是养育、恢复我们直觉能力的好书吧。

　　张晶的写法就是运用的“活法”而不是“死法”，对禅与唐宋诗学的关系是“活参”而不是“死参”。他当然也得运用概念分析的语言、也得展开学理的研讨，但是没有把死人讲得更死的呆气，也没有把简单弄得复杂的酸气，真正深入浅出的给我们既勾勒了禅与唐宋诗学的大势、走势，更给我们展示了真正的禅机与诗和诗学的关系。后者使它经得起“细读”，而且越细读越有味。全书是正面作战的，先梳理了禅宗的思维品质，确立了全书的理论支点：“妙悟”打通禅与诗的内在肌理。然后用琳琅满目的诗话细节显现了禅风熏染中的诗人心态、禅与诗同构的审美感兴，接着讲禅风禅趣在唐诗宋诗中的辐射――月印百川只是一月，但川流各具风采，他是将唐诗宋诗作为两种诗歌范型来对待的，而且认定后世之诗不出这两种范型。他对禅与唐宋诗歌的解读运用的是“细读法”，所以写得很感性。我一直认为能否写出感性是区别一部学术著作高下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更准确地说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写出感性的韵味表明作者彻底吃透了对象。吃透了才能用“活法”写。自然也因为张晶要展现的是禅的妙悟与做诗的“活法”。

　　在张晶书中和本文中“活法”都是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所提倡的“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说白了就是不能死于“法”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用一句话说尽就是扩张直觉能力。譬如说，禅风禅韵供养了诗人人生哲学的营养和思维技巧的武库，但是不能“以禅做诗”，因为以禅做诗，即落道理，不独非诗，亦无禅意。因为那就只是概念语言的押韵而已。而图解概念本身即是反禅也是反诗的。图解是推论性质的，道理与情感始终是两橛。必须是无念无住的直觉才能超越理障、禅诗合一。这也是陶潜、王维的诗比寒山、拾得的诗更有禅意的原因。张晶用大量亲切可感的诗例证明，直觉是禅诗共享通用的思维方式：直觉就是对世界的超越性领悟，它是一种情智交融的体验能力，它是一种赋予情感以形式的能力，而赋予情感以形式的主要方式是“立象以尽意”――用禅宗公案的术语说就是“以境表道法”。有高质量的直觉才能获得充沛的审美感兴，才会在自然、人生、艺术（张晶赞成他的老师公木先生的艺术是第三自然的说法）获得“透脱之悟”，才会活出“吟得悟时皮骨换”的“自得之境”――用西方酸词儿说就是旧感性换成了新感性。张晶不懈的讲解“妙悟”的审美内涵、借王夫之的嘴说出自己的“现量观”：理念无直觉必空，直觉无理念必浅――都是为了让人们多一点“诗意地栖居”的自觉――既不要蔑视“规矩”也不要死于“规矩”――用“活法”来活着、写着。

　　这是一部既写给内行看也写给外行看的书，内行看其解决了多少学术问题，外行看其禅风诗韵美化人生、建设人性的奥秘。影视艺术工作者可以从中寻找营造镜头意境的法门。作诗作画的先生女士们可以从中寻找印证和启迪。参悟佛法的居士们可以从中了解“公案”“话头”的机趣。所有这些都离你很近，因为张晶写得很灵动、很感性，是用“活法”写的是能让你找着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