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1987年，当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张正明先生著《楚文化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十余年来，不断重印，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楚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2001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中师范大学楚学所教授蔡靖泉先生的新著《楚文化流变史》，以洋洋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对自秦以来迄于现代的中国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仔细梳理，体要虑周，折衷擘肌。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来楚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把楚文化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我们在了解了张正明先生《楚文化史》所勾画的楚文化的渊源、滥觞、成长、鼎盛期的楚文化后，能够通过这部《楚文化流变史》洞悉自秦崛起及灭楚以后，秦文化、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宋元文化、明代至清中叶文化、近现代文化与楚文化的渊源流变关系。

　　蔡靖泉先生的《楚文化流变史》充分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结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神话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史学的新发展，构建了一个宏观与微观结合，探源与溯流并重，而以流变为主的楚辞文化研究体系，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资料丰富、翔实、可靠，立论透辟、得体、平实，由于该书涉及的许多内容，再学术界是第一次与楚文化联系在一起，所以，其创新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一些被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蔡靖泉先生也能发现问题，提出新见，如对楚亡秦兴的历史原因的探讨、对李斯功过的评价、楚地巫风与道家的起源等，相信这是每一个阅读者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是《楚文化流变史》这个选题的独特性和无可替代性。

　　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流变史》的序言中说：“对楚文化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大致以楚国所占的时域和空域为限。也有向前延伸，以探其源的，乃至用过‘先楚文化’这样的术语。至于向后延伸，以寻其流的，用一个姑妄言之的术语，即考察‘后楚文化’的，虽也尝试过，但到西汉早期便戛然而止。似乎一过马王堆大墓的年代，楚文化便如爱弦绝响了。在《楚文化史》中，我接着‘滞缓期’而讲的‘转换期’，也止于汉代，而且只提出几条线索和某些迹象，如此而已。”蔡靖泉先生的《楚文化流变史》，从内容上说，可以作为张正明先生《楚文化史》的续编，其价值在与《楚文化史》的对比中彰显出来，就是它的确是填补“后楚文化”全景研究的空白之作，由于其涉及的历史，从时间和空间方面而言，都非常博大，甚至不限于思想文化领域，甚至也不限于文学、美术、乐舞、礼俗，还牵连到冶金、医学、天文、建筑、纺织、漆器、数学、地理、造纸，乃至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给我们一个后楚文化流变的全景透视。这对于我们了解楚文化的影响的全面性，并以此回溯楚文化的渊源及特点，无疑都是有裨益的。

　　蔡靖泉先生1977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即到湖北社会科学院从事楚文化及中国历史文化、楚辞及古典文学的研究，曾经著有《楚文学史》。1984年，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吴林伯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先秦两汉文学，蔡守湘先生当时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吴林伯先生早年从马一孚先生问道，自律甚严，不苟言笑，对二三子，更是寄于厚望。因此，对于我来说，偶尔去性格豪放的蔡守湘先生处一谒，无疑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可惜，由于武汉大学版图宽广，我并没有很多机会向蔡守湘先生求教，而且，当时我也并无机会认识蔡先生的公子。直到离开武汉十余年后，由于蔡守湘先生的高足弟子程水金先生到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处求学，跟我份属同门，兼有武汉大学校友之旧谊，过从甚多，得有机会知道蔡靖泉先生为蔡守湘先生之哲嗣。

　　《楚文化流变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书中所论，没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比如第一章言秦文化与楚文化，提到“西陲贫弱之国秦，其兴一何速！南土富强之国楚，其败也一何骤”，其言楚富强，说秦贫弱，则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规定。如果在东周初秦未建立的时候而言，可能楚的财富优于秦，然正像蔡靖泉先生所言，楚国的衰败，在春秋后期就已经显露，不敌吴、越，借助秦军复国，显然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的行为。而就秦楚的对立而言，剧于战国，战国数百年间，秦楚力量之悬殊，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悬殊，已见于《战国策》、《史记》中张仪等人的说辞，以及《汉书·地理志》，而数百年间的变化，强弱的转换，不能算是骤然。而秦、楚之地域与地理，在春秋战国之际，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概念下，秦比楚国，应该更有中国气概。又说秦国的兴盛，依靠的是长期奉行一条武力征服、霸有天下的发展战略，这与孔子所赞扬的春秋霸主秦穆公的胸怀，好像也有不符。蔡先生居楚地，爱楚之深，而我古义渠人也，在秦北地，难免地域之见，他日相见，希望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