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跟同时代人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况：一是 相契以心，相濡以沫，数十年如一日，如鲁迅与许寿裳；二是原先过 从甚密，后因种种原因产生隔阂，关系逐渐疏远，如鲁迅与钱玄同； 三是友好时有批评，批评时仍友好，如鲁迅与刘半农；四是志趣不同， 立场迥异，情感上相互排斥，如鲁迅与章士钊。还有第五种情况，即 一度发生矛盾冲突，后来误会冰释，鸿沟填平，终于建立了弥足珍贵 的情谊。鲁迅在一封信中表述过以下意思：我一生中闹翻了而又好的 很多，往往没有见面闹翻，见面后却成为知己。如果见面后闹翻了， 就真的闹翻了。魏建功先生跟鲁迅先生的关系，就是属于开始翻脸后 来友好的一种。

    鲁迅与魏建功先生之间的论争是由1922年12月17日北大戏剧实验 社的一次话剧演出引发的。为纪念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当时误为二 十五周年），该社当晚演出了托尔斯泰的名作《黑暗之势力》。俄国 盲诗人爱罗先珂观看这场演出后，於同月29日写了一篇剧评，经鲁迅 译出，刊登於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在这篇剧评中，爱罗先珂 尖锐批评了北大舞台上男扮女装的畸型现象。他不理解的是，中国的 男人娶三、四个姨太太社会上并不认为不道德，而女人跟男人同登演 出则以为大逆不道。他还批评演员以学优伶为艺术理想：“见得像优 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魏先生当 时年仅二十二岁，是北大戏剧实验社的发起人和骨干，因面目清秀， 身材单薄，常扮演女角。他读了爱罗先珂的文章，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怎么会看戏；再加上文章中有一些刺激性的词句， 如“白痴”，“堕落”等，也使魏先生难以接受。出于年少气盛，他 便写出了一篇反驳文章，题为《不敢盲从！》，刊登於同年1月7日《 晨报副刊》。文章承认这次演出的确有缺点：一是没有充分排练，二 是没有适当的设备。他指出，在中国，艺术戏剧还只是沙漠上始露的 新芽，面临着几千年的无形的黑暗势力的压迫，许多在外国视为正常 的事情———如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在当时的中国却根本行不通。即 使像爱罗先珂那样唇焦舌敝的呼吁，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由于反 感于爱罗先珂文中“做猴子学优伶”一类的词句，魏先生故意在文中 的看字上头一律加上了引号，“对爱罗先珂进行了人身攻击，对一个 残疾诗人失去应有的同情”（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 这篇文章的结尾，魏先生还话中有话地感谢鲁迅翻译爱罗先珂这篇文 章的“美意”。

    魏先生的文章刊出后，鲁迅於同年1月1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 严正声明，强调爱罗先珂此文不但不是他代拟的，而且也毫无他的意 见夹杂在内。他只是根据爱罗先珂指定的篇目来进行翻译，后，都曾 寄赠魏先生。鲁迅先生1929年、1932年两次返平探亲，曾多次与魏先 生欢聚。1929年5月3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说：“晚上来了两个 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 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按：指探视 未名社韦素园），都是近来快事。”1932年11月20日夜，鲁迅致信许 广平信中又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 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19 36年鲁迅先生去世，魏先生用“天行”署名，在《生活星期刊》一卷 22号发表了《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史的地位》一文，批驳了《大公报》 “短评记者”和周作人对鲁迅的诬蔑之词。他深刻指出：“鲁迅先生 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长期的战士，而不是中国现代史上某一阶段的战 士。鲁迅先生在今天是领导中国全民族前进的大师，而不是其一党某 一派的保镖。”“由辛亥而五四，而五卅，而一直到了反帝反封建最 后的关头的今日，用他的嘴，他的笔，他的心血，在转战，在陷敌， 在突围。在他离开了他的同伴们的前夕，仍然带着病保持住最勇敢的 战士的姿态。所以，要了解鲁迅先生，不能仅仅从文学或思想方面去 了解他，而应该从整个中国现代史的演变上去了解他的战士的行动— ——这坚贞的英勇的三十多年始终不懈的战士的行动！”

    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1915年2月曾在绍兴木刻 刊行，但手写本一直存周作人处。魏先生受许广平之托借得该书稿本， 自费从北平运出，保存于昆明。出版《鲁迅全集》时，他又将稿而翻 译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个人无所谓“美意”与“恶意”。由于爱罗 先珂的文章鼓励中国年青的男女学生们“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 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 鲁迅套用这句话说：“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 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 新艺术的名义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鲁迅的文章刊出后，魏先生不但没有怨怼之意，而且仍然以私淑 的心怀和虔诚的态度聆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同年1月下旬，经 孙伏园先生介绍，鲁迅结识了魏先生，感到此前发生的争论虽然不无 是非之分，但魏先生的文章并无特殊背景，因而消除了暂时的误解。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为了接纳愤然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退学 的爱国学生，魏先生跟几位友人发起，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开办了黎 明中学。鲁迅热忱支持这一爱国行动，毅然以大学讲师的身份担任黎 明中学高中文科小说教员。同年11月，鲁迅将此前的杂文结集出版， 定名为《热风》，但删去了斥责魏先生的这篇文章。鲁迅说，这类出 于“暂时的误解”的文章，“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集外集·序言》）1926年，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资料大多 取自清代黄晟刊行的《太平广记》小字本。为了避免讹误，魏先生不 顾盛夏酷热，用北大所藏明代长洲许自昌所刻《太平广记》大字本认 真进行了校正。后来，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对魏先生和 其他友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广赖众力，才成此编，谨借空言，普铭 高谊云尔。”这一时期，魏先生还经常在鲁迅支持和领导的《语丝》 周刊和《莽原》半月刊上撰稿。

    鲁迅先生离京之后，长期跟魏先生保持了联系。鲁迅辑录的《唐 宋传奇集》、翻译的《竖琴》、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等书出版本 航寄至港，托茅盾先生请人带沪，使此书得以编入1938年版《全集》 第8卷。他在致许广平信中满怀欣慰之情地写道：“先师手泽，得安 抵尊处，私怀释然。自去年（按：指1937年）11月装箱交运，浮沉港 上凡五月，几至散失，于心惴惴也，今竟得如愿刻人全集，幸甚幸甚。 ”同年，他还手写鲁迅旧体诗一卷，并拟与台静农等友人集资石印， 以流布于世。魏先生在离乱岁月保存和弘扬鲁迅文化遗产的热忱，令 人十分感动。解放后，魏先生又撰文回忆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并无私 帮助刚刚起步研究鲁迅的年青学人，表现出对鲁迅的尊崇和爱戴。　　通过魏先生跟鲁迅的交往，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宝贵的启示：一， 恭维不离嘴的人不一定是朋友。朋友的忠言和规谏才是浇灌友谊之花 的甘露。所以说，诤友方为真友。二，鲁迅说，他的交友之道是“彼 此略小节而取其大”。“只要大战斗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 个人的恩怨。”在这方面，鲁迅跟魏先生可以说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