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坐落在台北的南港山麓，这里原来很是 荒凉，据说胡适之选此地为院址，也就是看中了它的荒凉和交通不便： 这样“老蒋”就不会来视察，少一些麻烦。

    每当薄暮时分或晨曦初现，我常徜徉在这条一年四季皆是浓阴匝 地的山间小道上，然后在四分溪边的长椅上歇息，看着月亮是如何艰 难地爬上南港山头，或是等着溪边的晨雾慢慢地散去。这时，常常会 有些不着边际的遐想。

    我想：高山大河、广漠朔风，那种苍莽和恢宏，需要的是仰视、 是遥望、是远眺；身在其中也许反而会“不识庐山真面目”；而这种 小巧而精致的格局，它的细腻秀美以及蕴涵于其中的人的胜算，需要 的却是俯察、凝视、沉思，需要身在其中的关注和体悟。由此我也常 想到台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式：与大陆宏观的傥论和纵横的探寻相 反，台湾学者长于微观，在深察细悟、条分缕析中来小中见大。以唐 诗研究而论，他喜具论一种物象，如花、月、云、树，题壁、饮酒、 谐谑，乃至花中的牡丹、海棠乃至“缎带花”；饮酒中的“江楼饮酒” 乃至酒壶；谐谑中的“笑话”乃至“荤笑话”，从中提炼出唐代社会 生活的某种特质，推演出唐人的精神风貌以及对唐代文学的体裁、风 格、表达方式和流变的影响……此时，我也常想到那遍及台湾岛的庙 宇宫观和台湾人那庞杂的宗教信仰。单是四分溪的两边，就有五座以 上的庙宇：东北有福德宫和太极宫，西南则有仙圣宫、指南宫和一座 家庙。供奉的神祗也极庞杂：

    如来佛、观世音、妈祖、关公、吕洞宾、南极仙翁应有尽有。文 哲所后面太极宫内供奉三座尊神：右边是如来，左边是关羽，中间居 然是济公。台湾的寺观中，类似这种喧宾夺主、五方杂处的情形比比 皆是。而且楹联也极为务实通俗，直接表达信士们的欲求，“太极宫” 两旁的就是“太极神力神威保风调雨顺，宫里圣德圣心佑国泰民安”， “福寿宫”的则是“林生庶民泽福德，尾吉护国称正神”，通俗得让 人似懂非懂。绝无那种“寒潭月影禅心静，梵钟伴涛万壑来”、“若 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若能护念，呵佛犹益真修”之类带着浓郁儒学和思辨色彩的超然。所献的匾 额，落款上突出的也不是“信士弟子×××式的虔诚，而是那种“龙 城公司董事长、大通物业总经理×××”之类地位和身份的亮相。

    我曾问过研究地方宗教史的同行，台湾岛内的香火如此鼎盛和供 奉之如此庞杂，是否与开发初期生活条件的艰难和渔业商贸等海上生 存方式有关？台湾本岛面积仅三万多平方公里，七成以上皆是山地， 适合农耕渔业的不过周边的几块平畴。想其洪荒之初，草木榛榛，鹿 豕丕丕，东渡来台的大陆人同原住民一道披荆斩棘、辟地为农桑、斫 荒营茶园之际，其创业之艰难可想而知，况一叶孤舟颠簸出没于万顷 波涛之上，更是凶险莫测，再加上当地又时有台风肆虐、地震频仍， 冥冥之中，孤立无援之际，唯求神佑；为改善生存条件，“病笃乱投 医”，于是见神就信，遇佛便拜，再加上岛上之居民为八方辐辏、华 夷杂处、信奉各别，因而造成了这种供奉上的庞杂。我想，这与《西 游记》中孙悟空现象很相类。我一直认为：不管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 的神猴或是国粹无支祁，他成为明代《西游记》中普遍受到市民欢迎 的孙悟空，这与明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行旅生活不无关 系：行旅中的肩挑马驮、重重关山，何异于西天路上的漫漫征途？生 活中的三灾八难、商场上的莫测风险，使他们希望能有一双孙悟空式 的火眼金睛，以识破一切商业欺诈和风险；更希望一个具有孙悟空式 神通的人物，帮助他们克服摆脱一切风险和灾难。

    但是，在庞杂的信奉之中也有共通：“指南宫”和“妈祖庙”却 随处可见。妈祖自不必说，已被视为两岸共源宣传得很多。有个休息 日，我曾问一位一同登山的学者，山道上那座寺庙为何叫指南宫？回 答是所在地叫指南山。

    再问，为何叫指南山呢？回答是没有想过。我倒有个无根之想： 这是否与当年开发台湾的明末遗民有关？就像宋末的文天祥将自己的 诗集定名为《指南录》，来表达对南宋王朝的眷恋和忠诚一样，指南 山、指南宫的内涵中是否也包含着郑成功、张煌言之类士人对大明王 朝的眷恋呢？

    一九九九年秋，我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的邀请， 来台作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到达台北机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 四时，距震惊中外的“九·二一”大地震不到十二个小时，海关执勤 看到我的大陆旅行证时，深深地弯腰一躬：“感谢先生在这个时刻来 到台湾”！当车穿行忠孝东路，看到昔日彻夜通明的座座高楼在薄暮 下一片昏暗，车上的收音机中不时传来电台“老记”们关于震情的现 场报道，以及救援中心召唤铲车、救护人员去某某处集合的紧急呼喊， 友人手机中频频传来的亲友之间焦急询问和急促答对，我才明白自己 来的是如何“不合时宜”。那次来台，是为搜集台湾古典文学研究方 面的学术资料，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写过一本小书，对一九七八年以 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状况进行一些评估，限于当时的条件，台湾部 分未能纳入其中。这次再做五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当然不 能再缺台湾这一块。两岸的有关机构对此也颇为扶持，先是台湾中央 研究院文哲所邀请来台，后又列入大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前后 经过三年完成了初稿，二○○一年六月，我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和台 湾大学的邀请再次来台半年，仍是从事该课题的一些后续研究，在进 行的过程中，也为即将完成的《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搜集了一 些新的资料并再次作了修改补订。所以，这本小书尽管是挂一漏万， 对研究者的品评上也还会偏颇失当，但我还是要说：它的问世本身就 是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结果，更是两岸学术前辈共同扶持及学人之间 相互合作的见证。

    一百多年前，我的合肥乡贤、也是台湾的首任巡抚刘铭传，在一 个阴雨的夜晚写下的一首诗中有这么几句：“阴晴无定局，得失愿同 心”，“明朝云雾散，红日挂山林”。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弓马娴熟 的一代名将的企盼，有这种期盼的也不仅是一百多年前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