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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奎先生（1901－2000）字拱辰，祖籍河北丰润，是 我国当代史学界著名学者。依年齿算，他应是我的师辈。我很早就读 过他的文章，但从不相识。八十年代中期，拙著《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在《学林漫录》（中华书局出版）连载。忽接杨老来信，除对拙作有 溢美之词外，还详述了他本人当年在北京看戏的经历，并对当代某些 著名京剧演员（包括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艺术大师）做出迥异
时流的美学评价。于是我同杨老通过几封信。可惜的是，我因搬家竟 把一批信件遗失，杨老的手札亦在其内，十分遗憾。九十年代初，杨 老及门弟子集资准备出版《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老
人坚嘱我写一篇专门谈京剧的文章收入其中。我谨遵长者之命，把在 旅德讲学时所写的一组有关京剧的读书札记寄奉，此后便没有再与杨 老通信。公元2000年，意外地收到杨老的学生吴锐君寄来的杨老大著
三册。一册《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是杨 老口述，由弟子笔录的；一册《杨向奎学术文选》，人民出版社同年
1月出版，共收选文十六篇，涉及经学、哲学、史学考证、回忆师友 及对他们著作的评论以及自然科学论文诸多方面，最后一篇是大会发 言，题为《我对人文科学的看法》。还有一册是旧著重印，乃杨老早
年著名论文《两汉经学与政治》。此书原由独立出版社发行，1945年 12月初版；至2000年5月重印珍藏本三百册，我收到的这本编号是第2
29册，足见作者对此书的珍视。接到书后，还未及写信向杨老致谢， 吴锐君又来电话，告以杨老因病逝世的不幸消息。这实在太突然了。 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杨老这三册遗著仔细读完，并记下学习心得。
杨老逝世后，我已写过两篇悼念短文。现在这三部遗著总算通读了一 过，今再写此文，作为对杨老的追思。
《学述》是杨老最后遗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学谱。它总结了杨 老治学和为人的全过程，读此书可以对老人有个虽然简括却比较全面 的了解。杨老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从《学述》第二章《顾先生引我
走上治学之路》所叙述的内容来看，杨老不仅追述了当年从顾先生受 业的经过，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师指引提携的深厚情谊（这在《 学述》全书中曾流露多次）。最近读《文汇报·新书摘》（2001年4
月1日）专版，看到它摘引的一本名为《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专 著。这篇引文中在提及童书业撰文批判顾先生的同时，说杨向奎先生 亦曾撰批判文章，题为《“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并引录顾
先生的日记，谓童杨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小如按：时间大约 在1952年）。但到了1954年5月，顾先生已表示对他的弟子们有所宽
容和理解，十分肯定地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 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此事在 《学述》中虽未提及，但从全书行文的感情与态度来看，杨老直到晚
年对顾先生的情谊不仅未“划清界限”，而且相反，他始终对顾先生 感戴有加。我没有读过《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原书，不知书中所叙 顾、杨二老关系如何。但从五十年代以来，举凡“三反五反”、思想
改造、对胡适、俞平伯的所谓学术批判、反右派、“双反”及“拔白 旗”、以至于1959年的“反右倾”，直到十年浩劫，这些惊心动魄的
无情风浪，我本人都曾亲身经历过。尽管自己也写过几篇批判别人的 文章，但更多的是挨批挨整。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历次运动，并重新 翻读一些批判文章，包括顾颉刚先生批胡适，童书业等顾门弟子的批
顾，还有童门弟子的批童，以及大量对胡适、俞平伯等先生的批判文 章专辑，我乃发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客观的大气候硬逼着绝 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学术批判文章中纷纷发表违心之论和欺人之谈，不
惜“从鸡蛋中拣骨头”，昧着良心说假话，乃至说谎造谣。不过不同 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质与量的程度上的差异而已（通过这种程度上的差 异也可窥见写文章的人在人品上的善恶高下）。我本人就先后写过批
判孙楷第和程千帆两位先生的文章。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而且 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剧。这就是我在读《杨向奎学 述》及《文汇报·新书摘》之后一个重要的体会。明乎此，则有些人
际间的恩恩怨怨自然可以不去认真计较了。不过话说回来，有些非清 算不可而至今犹未进行清算的账，恐怕迟早还是要有清算之日的。
话再回到本题。把杨老的《学述》和《学术文选》结合起来，边 读边梳理，就会发现杨老平生治学的方法和途径，可以用他本人的话 来作一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史，不仅需要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
的双重证据，而且需要民族调查的三重证据”（《学述》第31页）。 在科研实践中，杨老也确是这样做的。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即对经学、
哲学、文化史和自然科学，杨老也基本如此。如他曾“两次去曲阜孔 府探‘宝’”，便是他进行民族调查的实践。而从他早年对“防风氏” 的研究，直到晚年对曹雪芹祖籍的考证，其“道”是“一以贯之”的。
这篇拙文并非书评，恕不一一具体举证了。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杨老早年的论文《两汉经学与政治》。这篇专 著初一问世，即受到学术界好评，杨老本人对它也比较看重。其中创 见很多，我只想举出首尾两点。一、“五德终始”之说与政治的关系
是顾颉刚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一般人都根据《史记 ·孟荀列传》，认为此说肇自阴阳家邹衍、邹。而杨老独具慧眼， 判断“五德”之说始于“思孟学派”，即孔子的孙子孔亻及（字子思
）和他的再传弟子孟轲。至于邹衍，原亦附丽于儒家，后来才自立门 户。这一点可以说发前人所未发，而不论从文献资料推断，还是从学 术传承关系来看其发展轨迹，都是言之有据的。二、西汉自汉武帝采
纳董仲舒的意见以来，终西汉之世都是“今文学派”独踞权威地位， 不仅左右学术，而且影响政治。自刘歆力排众议，提倡“古文经”（ 以《左传》、《周礼》为主要文献），“五四”以来，人们的看法大
都依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说，认为这是刘歆欲助王莽篡位，才伪 造古文经籍；及王莽夺得统治权后，又果然复《周礼》之古，来定官 制、治天下。这几乎已成不争之论。而杨老此书从实际出发，研究王
莽所推行的一套治国办法，却受了不少“今文学派”影响，有不少内 容还是从董仲舒所垄断的“今文家”之言那儿稗贩来的。这就很值得 认真研究探讨了。这实际上已把康有为诋毁刘歆的那一套臆说彻底推
翻了。当杨向奎先生从顾颉刚先生受业时，连傅斯年也认为杨先生是“ 顾派”，这在《学述》中曾明确提到。但我认为杨老的作学问，是有 他自己特点的，即他虽运用“古史辨派”疑古的治学方法对古史进行
分析批判，而其目的却是为了证明古史到底有哪些是信而有徵的，其 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疑古”派相反或相异，而其最终理想乃是从另 一角度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所以杨老对自己的史学研究并不承认完全
是“顾派”，尽管如杨老本人所说，他之从事学术研究确是由顾先生 引进门并走上一条终身寝馈以之的道路的。我在另一篇纪念杨老的小 文中已提到，师友间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与彼此间深厚的情谊并不完全
是一回事。即使见解不同，而始终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正是老 一辈学者的不可及处，也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学习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美德。
附带还想谈一点意见。最近读到北大历史系陈苏镇君新著《汉代 政治与〈春秋〉学》（2001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对两 汉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叙述得很详尽，观点亦平妥纯正。但我发现，陈
君显然没有读过杨老的《两汉经学与政治》这本书。从吸收前人学术 成果这一点看，陈君似乎还搜罗得不够周备。同样，我读到今年《中 国文化》第17、18期合刊上所发表的王水照君的《陈寅恪先生的宋代
观》论文，王君似乎也没有读王永兴先生的专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 略稿》。治学问当然无法遍览前人著述，但于有影响、有分量、带有 权威性的前人专著总该留心搜求，还是一个不应缺少的步骤。愿与同
行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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