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 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 地的知名学者和中国共同针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前景进行了有益的研讨。 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加拿大的著名学者叶嘉莹、北京大学的著名学 者严家炎等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

    傅璇琮先生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确实进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就是 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古典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 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 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教育、艺术、 民众等关系，已被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 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只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 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影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 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 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 以及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文学研究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 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 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 更加突出。

    杨义教授在题为《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结构及其动力原理》的报告 中指出，中国文学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的文明体系，以往文学史研 究眼光专著于汉族文明能够使得对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功能和动力 的解释处于以偏盖全的状态。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性的，这给中国 文学的文体结构和智慧形式提供了不尽的自我更新的资源和动力，当 代的文化学者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王小盾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自己近年来研究“东干文学和越南 古代文学”的启示。他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的经验证明，方法的 更新、材料的更新、视野的更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引入 地层学、器物类型学、年代学等方法后，金石学转变为科学的考古学； 在引入国际音标、语言形态分析等方法后，传统的小学转变为科学的 语言学。殷商史、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以及藏学、满学、突厥学、 西夏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是证明。他呼吁在学科的研究上重视新资料的 挖掘和整理。

    邓绍基教授认为，在中国文学走向国外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 的同时带来了文化语境和其相互影响的问题。生长于国外的或者说从 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中生长出来的观念、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文 学的研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但在这种争论中人们注意到一种深 刻的现象就是在运用西方的悲喜剧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时候， 有人觉得不适合而放弃，有人因削足适履而被讥诮，还有的人则由此 发明了中国特色的悲喜剧的分类方法。

    张中良研究员针对“五四”时期褒贬不一的整理国故现象及其历 史意义和启示作了深刻的探讨。他认为，整理国故是“五四”文学起 程之初对民族文化的一次寻根溯源。对这一现象的解析不仅有助于认 识新文学的文化姿态，把握新文学的民族文化脉搏，而且对于当今创 作与文学的研究亦有启迪的意义。

     杜书瀛教授在谈到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艺术和美学处境的时候说， 人类历史宏观地说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有着全球化的天然的趋势， 这是任何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边界挡不住的。而在种种因素的趋 势中文学艺术的“全球化”是有其特有的性质的。

    不少学者还向大会提出了有关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个案”问 题研究。

    石昌渝研究员论述了荷兰高罗佩与中国公案小说的关系。域外汉 文小说在东方曾出现在越南、朝鲜、日本，而在西方用汉文写作中国 题材小说的却很少，20世纪中叶的荷兰学者高罗佩就是之一。他曾用 汉文写作了狄仁杰公案小说等，在欧美的影响很大，得到西方文化的 认同。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哈佛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提出汉学研究与性别研究的文化视野问题。 她认为西方的性别研究引起了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它为文化的批 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透过性别含义的棱镜，可以重构知识和重新阐 释知识。虽然欧美的女性主义学派的重要观念不太适用于传统中国文 学的研究，但实际上已经使沿袭下来的文本解读方式受到了挑战。

    韩国学者朴宰雨探讨了韩人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认为它是中国 现代历史文化语境里的文学奇葩。韩国人民从朝鲜时代末期开始或由 于经济上的困难或由于日本的政治压迫到中国东北流亡的很多，他们 与中国人杂居生活，并一起进行抗日活动。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作 家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接触，这样的接触引发了他们的创作欲望，所 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反映这些流亡韩国人生活题材的作品。 对这类作品进行分析和考察，将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蒋寅研究员对叶燮的文学观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文学史观是对文 学的发生、发展、构成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原理的基本看法。叶燮 的《原诗》对中国古典诗歌史的思考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理论深度，可 以视为中国古代对文学史理论进行探讨的一个经典个案。他除了消除 汉儒附加在正变概念上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将它们确定为诗史的单位 概念外，还提出“变”为文学史的发展动力，古代文学史应以中唐为 分期的理论，叶燮在探讨“变”的类型和主体能动性的关系的同时还 表达了英雄史观。

    此次研究会无疑展示了一个以全方位视角来透视文学的学术研究 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