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研究和编述在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中是一个 大户和重镇，历来也是大学中文系的主要专业课。一百年来，产生了 上千种的文学史著作，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编撰更是繁荣，新写的， 加上旧著修订重印的，大约在二百种以上，且后势不可估量。有些论 著虽未冠以“文学史”之名，而称之为“通论”或“概说”，但其中 仍包含文学史述的内容。三十年代，刘麟生曾主编《中国文学八论》 （世界书局，1936），此书以“论”标名，但刘麟生自著的《中国诗 词概论》和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瞿兑之的 《中国骈文概论》、卢冀野的《中国戏曲概论》、胡怀琛的《中国小 说概论》，其实就是一部部微型的分体文学史。近年新出的，如《中 国散文学通论》一书（朱世英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开宗 明义就是《源流篇》，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国散文起源发展的历史叙述， 而《评点篇》一章则追述了中国散文的评点史。又如分体文学史中的 寓言一体，除有专门的史著外，还有《寓言：哲理的诗篇》这样十万 字上下的小书（顾建华著，北大出版社，1994，属“艺术教育与美学 研究丛书”之一种），然而其中仍有一章“灿若星河的中国寓言”， 实即简略的中国寓言史。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不述史则所论难以深入， 这是中国文学史发达的客观原因。中国人有传统的“重史”情结，这 当是文学史发达的主观原因。也许还有别的种种原因，这里不遑细论。

     由于中国文学史数量之多，也由于它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所以 在现在的回顾与展望时代潮流中，它自身也成了被研究的对象，关于 中国文学史的“学”和“史”就有了可能和必要。审视中国文学史的 百年轨迹，它走着一条从稚嫩单陋到逐渐成熟和繁荣的道路。从文学 观和文学史观的发展变化来看，则是由泛杂混沌到比较清晰纯粹、由 倾向于慕古倒退到鼓吹崇新进化，概言之，中国文学史的范式是经历 了从本色和传统到学习、融汇外来观念而日益走向科学与现代性的过 程。目前，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所谓“重写文学史”，其实 质就是呼唤中国文学史创造出新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范式，实现范式 的本质性变革和飞跃性发展，而新范式的诞生，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 史进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

    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是由文学史家们遵循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 史观处理和运用文学史料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知识体系，这里的关键词 是“建构”。文学史的范式特征既取决于作者们的意识、观念和他们 据此所择入的史料———这些是建构的依据；更体现于这个知识体系 所贯穿的逻辑结构和它所蕴含的思想之中———这是建构的结果。范 式的变化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从草创期文学史广义泛杂的文 学观转变为三十年代以后日渐精确纯粹和狭义的文学观；再到八十年 代以来由于普遍的学术反思而产生的新的大文学观，就使中国文学史 范式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而就史观角度看，则百年来也经历 了由单一的传统式到三、四十年代的五花八门和此后三十年的舆论统 一再到近年来的多样乃至多元这样的过程。主要体现于文学史编例（ 从分期到章节的设置和安排），特别是对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阐发 和评述之中的逻辑结构和作者思想，大体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目前，人们渴盼文学史出现一个足以代表新时代的崭新范式。但 科学范式的变更往往具有革命性，不是一件易事和小事。文学史范式 的变更和任何学科的范式变更一样，既是整个学术思想乃至社会意识 形态变更的一部分，又有赖于学术思想、尤其是哲学基础的新变。虽 然人人都可为范式的变更出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式的变更不是 学者个人甚至不是单个学术群体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它跟全社会物质 和精神生产的方式与水平，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状 况，跟人们的思维方式关系均极为密切。对于文学史范式的飞跃性发 展，我们固应孜孜以求索，却又无需望之过殷、求之过急。

    范式的变革将是由量变到质变、由渐进到突进的过程，这里需要 长期辛勤的积累，需要积小创造为大创造，积小变化为大变化。从近 年来文学史类型的迅猛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良好的前进势头。文 学史类型的日益多样，自然并不等于范式的多元和变革；但类型的多 样，说明了文学史实践的活跃，这对文学史范式的新变，是可以有辅 助作用乃至催生作用的。

    文学史是一种史述，所以按时间原则分类是最方便也最合乎道理 的。按此原则分，文学史有通史、断代之别。断代又有大小之别，古、 近、现、当是大分，古代中再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则是小 分。与时间条件相对应，当然也可以按地域原则分，按民族原则分， 于是有全国史、区域史、各族全史和族别史之分。这些类型的文学史 从文体角度看，则都是总体史，即它们基本上包括所有文学体裁。而 文学史又可以按文体分或把文体原则和上述几种原则交叉。单按文体 分，便会有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这还是粗分，当然还 可再予细些分。交叉的分法，则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文体 原则加了断代的原则。新加坡的李庆年写了一部《马来亚华人旧体诗 演进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既限定了地域，又限定了时间（ 1881—1941），还限定了作者的身份和文体，几个原则交叉，限定很 严，然而正因有了这些限定而形成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专史。

    除了时间、地域、族别、文体诸原则外，还有一些文学史是按另 一些原则建构起的，如《妇女文学史》，是按作者性别区分出来的， 《儿童文学史》成立的理由在于读者对象的特殊，又如《音乐文学史》 ，是从文学与音乐关系的角度建构的。　　既然如此，当然也就可以从文学的其他要素如题材、主题、创作 方法、风格流派、文学运动、文学现象、体式技法等角度来建构文学 史，从而形成许多文学史类型。如陈辽等《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 （昆仑出版社，1987）、任昭坤的《中国军事文学史》（四川人民出 版社，1999），或者还可以加上朱向前的《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 版社，1998）和高涧平的《中国当代公安文学史稿》（群众出版社， 1993），便大致可算一类。又如，一套古代小说史丛书，内含笔记、 传奇、话本、章回等史，这是按体式细分；又有武侠、爱情、世态、 公案等史，则是按主题细分。诗歌史方面也是如此，或依题材分出， 如山水诗史；或依主题分出，如爱情诗史；或依体式分出，如词史、 曲史、律诗史、绝句史之类。而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则是从创作方法和流派的角度来建构的， 它所叙述的时段虽然大体与已有的一般现代文学史重叠，但由于视角 不同，评价体系不同，就成为一部相当“另类”的现代文学史，写进 了许多以往被抛弃或忘却的作家作品，说出了许多以往的现代文学史 所没有说或说不出的内容，从而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史。冯光廉主编 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涉及小 说、诗歌、戏剧、散文、批评等五种文学体式，但它的写法完全不同 于已有的五种文学分体史，它是从这五种文体的体式和表现技法角度 来描述其演变过程、寻觅其发展规律的，虽是初步却是真正地切入了 文体的内部，细致地分析了许多属于文学表现上的问题，从而表现出 与惯用历史—社会批评方法写成的文学史鲜明的差异，显示了“自律 论文学史观”进入文学史研述实践的苗头。

    类型的增多，也给文学史研述带来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它 们的科学性。在对文学史对象作愈来愈细的分辨以建构各类文学史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扩大疆域以增声势，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有一部 《中国政论文学史稿》，作者用力甚勤，但就有这样的倾向，把稍涉 政治而并非政论的作品也扩大了进来。这个情况在以题材或主题为建 构原则的别种文学史中，也时有所见。还有一些问题，如区域文学史 究竟应写入哪些作家？虽籍贯于此，但并未在此生活、成就多在外取 得者，要不要写？各区域文学史应如何处理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 关系，要不要概括、又如何概括本地的文学传统与风格特色？现有的 多种区域文学史做法颇多差异，也是可以展开讨论的。

    不管怎样，文学史类型的繁荣，对于文学史学的发展，无疑是极 大的好事。它至少可以启发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他们的眼界，刺激他 们的思路，使他们勇于也更善于从更多元、更另类的角度去思考并尝 试建构各种类型（包括不以文学史为名）的文学史。研究并反思文学 史的百年历程，使我们知道文学史的专题研究，包括各类专题文学史， 原是在文学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分支，仿佛是从主干上长出的枝叶， 可是其实他们却应该成为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的文学通史的基础， 因为各类专史研究得愈深愈细，通史的质量才会愈高，通史的范式更 新才会得到切实的酝酿和促进———各类文学专史其实更应该是文学 史大树的根须。因此，我们对近年来文学史类型的层出不穷、花样翻 新所显示的学术动向，感到极大的欢欣，因为根须发达乃是树木繁荣 的前提条件。曾有人对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水平的难以突破表示忧虑， 觉得这项工作常常是重复劳动，前途不广。对此观点应加分析：如果 这是指那种大型的、往往需要大兵团作战才得以产生的文学通史而言， 当然不无道理；但对近来非常活跃而且成绩显著的各类文学专史而言， 却并不合适。从各种不同视角建构的文学专史，大多由学者个人操作 并完成，它们建立在一个个专题研究的长期积累之上，而又贯穿以自 觉的历史意识，这类著作无论其范围多么小、题目多么偏，都有不可 轻视的学术价值，因此多多益善。这样的著作多了，文学史研述的总 体水平就会提高，范式的重大变革也就会酝酿成熟而应运来到。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