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35年初的一天,鲁迅刚刚搁笔,许广平便跟他 提及一件小事,无意中引起了鲁迅的烦恼,以致把眼前刚写过的一张 稿纸揉成了纸团。事后,许广平乘鲁迅不注意,拣起了这个纸团,重
新誊抄了一遍,准备投寄报刊发表。但征询鲁迅意见时,得到的答复 却是“不要不要”。于是,这篇被废弃的文稿在抽屉里蛰居了六年, 直到1941年11月19日才在《奔流新集之一·直入》刊出,题为《势必
所至,理有固然》,现在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
鲁迅当初为什么要废弃这篇文稿?由于当事人已经作古,对这个 问题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比如这篇文章不但流露出了鲁迅对废名先 生(原名冯文炳)吹捧周作人的不满,而且文末提及的“弃文就武”
看来就是直接针对1935年1月6日周作人在《独立评论》134期发表的 《弃文就武》一文。鲁迅也许不愿意把他跟周作人文学观的分歧公诸
报端,所以许广平建议发表此文时便连说“不要不要”。然而,许广 平出于对鲁迅片言只字的珍视,“不管怎的,发表出来就是了”(许 广平:《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附记》),结果使《鲁迅全集》
中又增收了一篇佚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精彩议论,例如:“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 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
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试想,如果将 这篇文章一直压在抽屉里,鲁迅的上述名言锦句就会被淹没。这种损 失是难以追还的。
那么,是否每一位作家的佚文都有结集出版的必要呢?答案当然 是否定的。一般来说,文章也应遵循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新陈代谢, 优胜劣汰。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
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 与此相类,如果任何作家的文章不分良莠,都要殃及楮墨,同样会造 成书籍爆满的灾难性后果!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文化巨人的文字。
文化巨人是人类的精华,历史的瑰宝,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人物。为了使后人全面评估他们的业绩,清晰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 他们留存的只言片语也会有人搜罗撮录。因为这些巨人的经典之作固
然能显示其辉煌,就连他们的起步之作乃至败笔也能展现他们艰难的 成长轨迹,从而使他们的形象更加清晰,更加真实可信。鲁迅就是这 种吉光片羽皆足珍贵的文化巨人。
在鲁迅佚文的搜遗辑补方面,杨霁云、许广平、唐等前辈做了 不少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钦颂的成绩。他们在长夜待旦的艰难 岁月里,以忘我的精神,辑成了蔚为巨观的《集外集》、《集外集拾
遗》、《译丛补》、《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等。 他们的辑佚工作是相当仔细的,几乎给人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感。 但是,由于鲁迅笔名极多,作品又散见于国内外的很多报刊,还有大
量未刊的书信手稿以及其它文稿,所以遗珠散玉,在所难免。新时期 以来,经过全国各地专业和业余鲁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鲁迅佚文仍 不断有所发现。刘运峰先生汇编的《鲁迅著作拾遗》就集中反映了近
二十年来鲁迅著作辑佚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果。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期 间,我曾在《关于近年来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一文中指出:“鲁迅五 四运动以后直至逝世之前的作品,绝大部分已亲自编入文集。散佚部
分又经多次辑录,尚可挖掘的余地显然十分有限。但是,有待钩沉的 鲁迅佚简(特别是残简)看来还有不少。据粗略统计,鲁迅书信大约 有五千余封,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收录了1400余封,其他大部分
已在解放前毁于兵燹战祸,或受信人当时即未存留。不过也有在‘十 年浩劫’中散失的。如果经有关方面配合,有可能多少找回一些。” 在这部《鲁迅著作拾遗》中,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收录的鲁迅
书信就多达近80封———《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尚不包括在内, 可见挖掘散佚的鲁迅书信的确还有很大的潜力。
本书收录的《<美术杂志>第一期》和三篇《随感录》,我记得 是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发现的,从内容、文风和笔名考证,可以确认 为鲁迅作品,但由于未见手稿,编注1981年版《鲁迅全集》时,本着
收录从严,宁缺失而不滥收的原则,没有编入。《中国矿产志》和《 人生象学》是鲁迅早期的科学著作,因编撰年代久远,站在今天科学 发展的新高度自然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缺失和错谬。1981年版未编入这
两部著作,估计正是基於上述理由。但《人生象学》这部教材毕竟反 映了鲁迅一段无法割弃的人生经历,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矿产志》一书系鲁迅跟学友顾琅合纂,清政府农工商部曾给予
很高评价,又被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书。所以,不论今天科技水 平如何迅猛发展,此书在中国地质史上的前驱地位总是无法动摇的。 至於全书字里行间洋溢的爱国激情,“用心至深,积虑至切”,“深
有裨於祖国”(《中国矿产志·马良序》),更应该为当今的读者所 继承发扬。
《鲁迅著作拾遗》所收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系取自《两地书》原 信。《两地书》有三种版本:一,原信; 二,铅印修订本;三,鲁迅手书本。
这三种版本的文字均有差异,尤以公开出版的铅印本与原信差别 最多。书信是作家直抒胸臆的文字,当然以真实反映历史原貌的原信 最具文献价值。原信本来是单纯写给受信人看的,当初并未准备公开
发表,因此行文措词、评估人物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今天阅读时, 切不能把作者对某些人物一时的议论当作全面评价和盖棺定论,提醒 这点也许并不是完全多余的。
《鲁迅著作拾遗》收录的“志愿书”、“履历书”和“采购书目” 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但却能反映鲁迅的文化取向和生活道 路,对于研究者不无意义。本书附录的鲁迅讲演和谈话记录,以及钩
稽的书信片断,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不能跟著作等值齐观。尤 其是讲演记录,由于鲁迅生前未加审定,有些甚至跟原意相反。这也 是不能不提醒读者加以注意的。
我国辑佚工作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以此扬名於世的首推宋代的 王应麟。他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在《玉海》 中,至今流传。但辑佚成为专门之业当在清代。诸如编《玉函山房辑
佚书》的马国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严可均,编《 汉魏遗书钞》的王谟,均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辑佚大家。辑佚工作提 倡的是“全”(收罗齐备),“正”(正确无误),“真”(符合原
貌);反对的是“漏”,“滥”,“误”。刘运峰先生虽穷十年之力 穷搜博考,不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前人的辑佚成果,又亲自从鲁迅辑 校古籍和购置的汉画像中钩稽出若干说明文字,但限於目前的客观条
件,“漏”“滥”“误”之处仍在所难免。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 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无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我援引这段名言,并非替本书的
缺点曲意辩解,而只是希望博识者对本书多一点包容,对编者多一点 切实的帮助。
我跟本书编者仅一面之缘,之所以应允为他撰写这篇代序,完全 是因为他是一位年轻的业余研究者。他专攻的是政治学,目前任职於 财税部门,但工余时间几乎全用来研读鲁迅。我虽然年近花甲,但仍
愿意结交涉世未深的青年朋友,尤其敬重那些在完成繁重的本职工作 之余仍然好学上进的人们。看到他们,我会自然而然想起我一边在中 学执教一边开始研究鲁迅的那些艰难岁月。我深深感到,鲁迅研究的
基础力量不在沙龙,也不在学院,而是在民间。有了一批批像本书编 者这样痴迷於鲁迅著作的人,鲁迅的文化遗产就会永远薪火相传!这 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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