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 育部审批地方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文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学研 讨会”，王小盾、王水照、王毅、邓小军、严迪昌、吴承学、余恕诚、 陈文忠、陈尚君、杨海明、项楚、赵逵夫、赵敏俐、钟振振、莫砺锋、 郭英德、黄天骥、傅道彬、傅璇琮、戴伟华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学 者就新世纪如何拓展中国诗学的研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现摘刊 部分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傅璇琮（中华书局）：安徽师大去年成立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以来， 开了两次中国诗学研讨会，这对我们今后中国诗学的研究会是很大的 推进。现在进入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到底怎样进一步发展，确实是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里我提三点建议：第一，今后我们研究 的眼界是不是可以开阔一些？中国古代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家往往本身 是作家，他们从创作的要求出发，对过去以及当时的一些文学理论、 文学实际进行研讨。初盛唐之际，陈子昂和初唐四杰对当时诗风提出 了一些批评，目的是要改变当时的创作情况。韩愈、柳宗元、黄庭坚 等人当时的一些改革，都是为了创作，而不是搞研究。我们过去的诗 歌理论方面的研究往往从研究的角度出发，今后的诗学研究是否可以 从当时的一些作家的创作出发，来研究他们的主张。第二，中国诗学 研究如何沟通古今？怎样把传统的诗歌与五四以来的新诗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现在有一个情况，新诗作者倒是比较重视过去的旧体诗—— —传统的诗歌，可是我们从事古代诗歌研究的倒不太注意新诗的发展 情况。《诗刊》这几年有些变化，刊登一些旧体诗和类似古代诗歌赏 析和研究相结合的文章，这些都是现代诗人写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五四以后的新诗量很多，但真正的精品很少，新诗该如何发展？这是 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第三，如何加强中外诗歌交流方面的研究。我 觉得中外交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汉语诗的传播，主要是古代日本、 朝鲜、越南，他们的汉诗数量很多。据日本学界的统计，从奈良时期 至明治时期，编印的日本汉诗总集共有769种，2339册20多万首。应 当说，汉诗在外国的传播之广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二是外国对中国 古诗的研究以及一些理论方面见解也值得探讨。国外对中国古典诗歌 是怎么研究的，这对我们今后研究日本、韩国等怎样用旧体的形式创 作是有帮助的。俞樾曾编有《东瀛诗选》，我建议是不是可以编一部 从中国的初唐到日本明治时期日本人所写的汉诗选本，每一个诗人写 一个小传，这对我们了解日本汉诗、对中外交流方面会有好处，只是 现在还没有人做。

    王水照（复旦大学）：我想介绍一下复旦大学的一些研究动态。 复旦大学在召开了首届国际宋代文学讨论会后还想办一个刊物，名叫 《新宋学》。“新宋学”的名称是借用了陈寅恪先生的概念，他把“ 新宋学”定位在新学说。这里当然不仅包括文学，也包括史学、哲学， 也包括其他方面。提倡新宋学与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有关。宋代文学 研究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与宋代史学及宋明理学的研究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所以应该借鉴宋代史学、哲学方面的成果和观念，以提 高宋代文学研究的水平。《新宋学》坚持文学为本位，也重视多学科 的交叉。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也是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新 宋学”一方面是大量吸收外来的观念，另一方面就是坚守本民族的地 位，我们这个刊物也是想沟通中西文化观念的交流。我本人比较强调 一点文学研究的守成主义，因为目前学术研究的泡沫化很严重。第三 个意思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个跟新宋学有关的入流思想。自己的 学术研究要融入全国学术研究的潮流，融入整个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

     莫砺锋（南京大学）：去年南京大学也申报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文 科研究基地，后来未能通过。当时做了一系列实际工作，可以供大家 参考。我们设置了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中国诗学的文化学研 究。它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古代诗歌跟古代的思想学术文化 背景的关系，如儒学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理学思想等。二是 古代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和中国诗学的关系，如科举、党争等对古 典诗歌的影响。三是宗教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第 二个方向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学研究，想尽可能将语言学与文学沟 通起来，比如哪一个诗人写作时喜欢用什么韵，大致有什么道理，超 越了以前一般研究诗歌仅仅注意平仄的模式。第三个方向是域外汉诗 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部分作品到底是不是中国古代文 学？外国人用汉文写的诗是古代的外国文学还是我们的古代文学？　　我个人对唐宋诗歌比较感兴趣，20年来研究范围一直在唐宋上下， 最喜欢文本研究。唐宋诗歌美在什么地方，价值到底在哪？关键还在 于它的作品。李泽厚先生说过，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到 最后最有生命力的可能就是唐诗宋词。其他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其 价值可能就不存在了，但只要汉语存在，唐诗宋词就永远有价值。我 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在谈诗歌研究的时候，我打算谈几个 关系。一是文本层面的诗学文献与诗学理论的关系。20世纪以来诗学 文献上做了很多工作，遗憾的是现有的文献著作并没有给我们积累足 够可靠的资料。二是诗学理论与诗学实践的关系。中国古代诗学有两 种现象，一种是诗人的个人创作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如论诗诗、 序跋之类，但大量理论实体化的东西是存在于他的诗歌实践中。另一 种是理论家自己没有多少优秀的诗作，但他的诗学研究是对当时诗学 现象、诗史的具体现象进行反思、进行理论总结的。这都是理论和实 践密切结合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一种抽象理论的研究。三是 哲学层面的诗学遗产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诗学遗产要进入现 代语境，要在现代语境中去发掘、总结、发挥，进一步光大中国的诗 学遗产。四是人生层面的诗歌精神与诗学理论的关系。在中国人看来， 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还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生命存在的特殊方式， 是一种精神表达的方式。我个人理解，诗歌精神的本质是对现实的一 种对抗、超越，诗歌应该成为一种精神的滋养。

    吴承学（中山大学）：我想谈谈网络时代中国诗学研究的问题。 网络为文献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网络时代对治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就是要求学者有一种全球化的眼光，有一种世界性的胸怀。网 络时代还会出现新的学术价值观和治学方法，比如注释、辑佚可能显 得容易一些，但同时装作博学变得轻而易举。网络的负面影响可能使 文学研究变成一种纯手工的操作。网络时代，资料的重要性可能会降 低，将来最差的论文可能不是资料不足，而是缺乏创造性的独立的见 解。只有把最现代的科技手段跟最传统的治学功底、手段结合起来， 才能取得较大的成就。

    陈尚君（复旦大学）：诗学文献的范围是很宽的，前人也做了大 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这些著作的使用方面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 到很好的解决。如《全唐诗》从文本来讲，问题很多，包括文体的认 定、诗题的确认等方面。有很多文献长期为学界所忽略，如关于唐宋 诗格律著作的研究，到现在为止，从齐梁声律诗的兴起到唐代律诗的 定型，以及后来的发展，还有许多工作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等。此外， 关于宋诗话的研究，前人已经作了很多工作，但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 比方说宋人诗话到底保存下来多少？已经散佚的宋人诗话有哪些材料 是可信的？这些都是亟待整理的。

    项楚（四川大学）：在新世纪里，我觉得诗歌研究还是有新领域 可以继续拓展。如对王梵志、寒山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派的研究。这 些人的情况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谜。比如说王梵志，实际上我们现 在看到的所谓王梵志的诗是南北朝至宋初许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 和。又如寒山，本身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其隐居之地。我们不知道他 姓什名谁，何方人士。这个诗派有很多作家，都与佛教有着深刻的关 系。《续高僧传》记载一个叫亡名的和尚，他本是梁代的士族，当时 也写了许多诗，受到宫体诗人梁元帝的称赞，可见其诗风。侯景之乱 后，他家破人亡，到了北方，一洗华靡之风，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佛教 思想，其中有一首诗出现在王梵志的写本中，经研究得知是亡名的诗。 这说明王梵志的诗和南北朝的佛教有深刻的渊源。唐代白话诗派为什 么没有被人们重视，没有写进文学史？这是因为中国诗的传统与西方 不同，中国没有与宗教合一的传统，宗教诗歌在中国从来没有地位。 所以像寒山这样的诗人，他能风靡欧美，倾倒那么多外国人，却打动 不了中国人自己。白话诗派或者称佛教诗派，是中国诗学中有待开发 的领域。

    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诗歌是中国人灵魂中的东西。我想 讲一下对春秋时代“赋诗”现象的思考。春秋时代，在政治、外交、 战争等场合经常赋诗，这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过的。中国到了春 秋的时候城邑文明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当时赋诗的原则是“ 歌诗必类”，方法是“断章取义”，“赋诗”体现了一种建立在城邑 文明里的贵族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为应用而编的，从 《诗经》到《楚辞》这一较长的时期，是一个用诗的时代。诗歌中艺 术享受的东西很多，那时的大型文艺演出，提供着一种艺术欣赏。

    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近20年，文献研究成就突出，而理论 研究相对薄弱。但当前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发展的不平衡，而在于彼 此的分离。文献研究者埋头清理遗产，对理论研究往往不够关心，甚 至认为为空疏之学；理论研究者则往往不注重文献研究，视之为附属 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外的“前文学研究”。这对研究非常不利。我们认 为诗学研究在学科的结构体系上应该有很大的包容性。文献研究和理 论研究二者均不可少，并且应交融互补。比如有人说，中唐时期韩愈、 孟郊为了对抗元稹、白居易通俗化的软体诗，遂创造了硬体诗。一软 一硬，似乎很合逻辑发展的规律。但只要排比文献，就会发现韩、孟 的年辈以及开始从事诗歌创作都早于元、白，因而所谓韩、孟后起， 对抗元、白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献研究不仅给理论研究提供基 础，而且还推动诗歌的传播和理论研究的开展，李商隐诗歌在清代较 以往更受重视，与清初学者对李诗的整理、笺注极有关系。今天虽有 网络检索之便，对于文献学来讲，只是手段先进了，而文献方面的学 养与文献研究仍然不可少。李商隐《锦瑟》诗，即使是把所有的典故 词语都注明了，它的诗旨仍然扑朔难辨，还需要有文艺学的研究，才 能更加接近诗的本旨。诗学的文艺学研究，应该包括：一、对诗人情 感和心理的把握和研究。二、对作品诗情特征，亦即题材、体裁、语 言、结构、意境、风格、韵味的研究。三、诗史研究，即从纵的研究 中，找出诗歌发展与流变的线索和规律。四、诗学史的研究，即以古 代诗学研究者及其论著为研究对象，是对诗歌接受、传播和研究者的 研究。以上这些研究，理论性无疑是很强的，但每一项研究都离不开 文献学的基础。总之，文献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的结合，在诗学研究中 是互相交叉、互相支撑的，可以说是“彩凤双飞翼”的两翼，只有两 翼齐全，协调配合，才能很好地负载起新时期的诗学研究。

    此外，赵敏俐就歌诗研究、钟振振就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王小盾 就其个人的诗学研究、戴伟华就大诗人的研究、黄天骥就20世纪诗学 研究和诗歌创作、赵逵夫就先秦诗赋研究、严迪昌就清代诗词研究、 杨海明就唐宋词研究、王毅就诗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邓小军就以 史证诗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