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确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但这种“断裂”无 疑是历史的划时代进步，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可贵创新。

    ●胡适把传统文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话文学，一种是文言文学， 他充分肯定了白话文学传统，认定白话文学为正宗，只有接近民众口 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

    ●陈独秀主张大书特书“三大主义”的“文学革命军”大旗，“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kk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说“我以 为要少kk或者竟不kk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提醒青年注意传统中 的负面效应。

    ●五四时期，一方面，旭日初生，一瞬十变，另一方面，新旧杂 陈，犬牙交错，其复杂的局面决非单纯的、壁垒森严的“激进主义” 与“保守主义”一对概念所能概括。将其中某一方面的观点从整体中 割裂开来，以偏概全甚至扭曲，势必造成对五四文化精髓的误解。

    以往人们谈起五四的传统文学观，总是强调其批判性的一面。新 儒家从中找到清算五四的一个口实，认为新文学先驱者对传统文学予 以片面性的、绝对化的否定，造成了传统的断裂，这是新文学的一大 过失。诚然，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先驱者中对传统文学确实有过偏激 的观点，但我们应把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试想当年若 不是出之以千钧霹雳般的气势与力度，文言文学的正统天下怎么会那 样快就土崩瓦解，新文学又怎么会那样快就开辟出一片立足之地，并 取得迅猛的发展？文学的正统由文言更迭为白话，其表达的内涵由传 统转变为现代，就此而言，五四的确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但这种“ 断裂”无疑是历史的划时代进步，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可贵创新。它 对于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及其同世界文学的平等对话乃至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意义，早已不证自明。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回顾五四时，应该充分注意其历史复 杂性。传统本身并非单一、凝固的，所以先驱者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 带有了多元性。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把传统文学分为两种，一种是 白话文学，一种是文言文学，他充分肯定了白话文学传统，认定白话 文学为正宗，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 流的“活文学”；而对文言文学予以否定，认为文言是死文字，做不 出活文学，因而中国这二千年“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 学’”。但在援引文学史资源以确立自己的观点时，他也不时地把寻 觅的眼光投向文言。譬如《文学改良刍议》，就对《诗序》等有所引 述，对庄周、司马迁、班固、韩、柳、欧、苏之文，《三百篇》、渊 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屈原、荀卿之骚赋等，有所肯定。1918年12 月，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认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 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他把纯文学分为十 类，其中把《西游记》与《封神传》同归为“迷信的鬼神书类”，把 《聊斋志异》与《子不语》等同归于“妖怪书类”，把《水浒》等归 于“强盗书类”，因其“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 西，统应该排斥”。即使在思想的评断上如此决绝，但他也承认“这 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 种可以容许”。“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 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可见，在同一篇 文章中，作者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也因审视的角度（思想或艺术，鉴 赏或研究）不同而有所变化，对此，应做细致的辨析。胡适在1917年 4月9日《寄陈独秀》的信中说：“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 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他所引为正宗、大力发扬的白 话文学自不必说，即使是他所否定的文言文学，作为传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事实上也很难截断，否定者自身不断地从中汲取养分就是有力 的说明。

    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传统文学观也呈现出丰富的差异性。陈独秀、 钱玄同态度比较偏激，前者高张大书特书“三大主义”的“文学革命 军”大旗，“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钱玄同支持这种决绝的 态度：“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 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他在《寄陈独秀》中，还把《西游 记》视为“神怪不经之谈”，把《三国演义》视为“以迂谬之见解， 造前代之野史”，认为“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 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 在这里，古代经典的价值被抹杀了。而胡适、傅斯年等则要多一些具 体的分析，多一点回旋的余地，多一些公允的评价。譬如，胡适认为 钱玄同关于《聊斋志异》“全篇不通”的判断“似乎太过”；“神怪 不经之谈，在文学中自有一种位置。其功用在于启发读者之理想。如 《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读之使人忘倦。其妙处在于荒唐而 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 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全书皆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其写猪八戒，何 其妙也！”“《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 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 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且三国一代之史事最繁复，而此书 能从容记之，使妇孺皆晓，亦是一种大才”。再如关于《金瓶梅》， 胡适的意见同陈独秀与钱玄同的看法也有所区别。钱玄同关于废汉文 的主张，即使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没有得到多数的认同。傅斯年在 《文学革新申议》里，对“吐辞天成，情意备至”的先秦文学，以及“ 变动不居，推陈出新”的魏晋、隋唐的文学革新盛加赞誉，而对师古 复古的“循旧者”的颓势加以批判。他不似胡适那样单以语体的文白 论高低，而是认真分析文言和白话各自的长短，主张“以白话为本， 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与其谓‘废文词 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惬允。”　

    由上可知，先驱者在对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上，既有肯定与否定 的多元性，也有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多元性与差异性对偏激的情 绪与偏颇的观点，具有一种新文学阵营内部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功 能。这种功能还表现在先驱者传统文学观的变化上面。在急需大刀阔 斧地进行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中，一些先驱者曾经发表过不无偏激的 观点，而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先驱者的观点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程度不 同的变化。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说文言文学无足可观，但到了 1923年，当清华学校几名将要去外国留学的少年提出请求时，他所拟 出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之部”里，列有《老 子》、《庄子》、《墨子》、《荀子》、《四书》、《吕氏春秋》、 《二程全书》、《朱子全书》、《王文成公全书》、《王心斋先生全 集》、《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在“文学史之部”里，列有 《诗经集传》、《楚辞集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选》、《文心雕龙》、《全唐诗》等。1927年8月2日，钱玄同在给 胡适的信中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 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五四高潮过后，周作人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的联系上面做了不少梳理，1932年根据讲演整理的《中国新文学的源 流》，就上溯到明末公安派。有人将此视为周作人退婴的表现，实为 隔靴搔痒之论。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当一种新生事物破土而出时，争 取生存权利是其第一要务，倘若传统成为障碍，对传统的急风暴雨式 的冲击便势不可免；而当取得生存权利、进入正常生长阶段之后，传 统作为重要资源的作用则突显出来，因而，新生事物的创造者对传统 的态度会变得冷静起来，分析与评断会变得更为理性化与系统化。

    历史的复杂性还在于，即使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先 驱者在给予传统文学以猛烈抨击的同时，在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中，也 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承领着包括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的 底蕴的支持，也就是说，先驱者的传统文学观与其创作实践并不完全 吻合。1925年2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kk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中，说“我以为要少kk或者竟不kk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当 时就引起了一些读者的误解，以为鲁迅竟如此的“浅薄无知识”，殊 不知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醒青年注意传统中的负面效应，岂有真 如质疑者所想那样的不堪？对此，鲁迅曾写有《聊答“……”》与《 报〈奇哉所谓……〉》，予以澄清。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 以这篇文章为根据，指责鲁迅的“过激”与“民族虚无主义”。实际 上，对于传统文学，鲁迅并没有像陈独秀、钱玄同那样的偏激态度， 而是待之以分析的眼光，既不放过“团圆主义”、“瞒与骗”之类的 精神糟粕，予以猛烈的抨击，同时，也不因噎废食，而是对传统文学 的历史脉络与艺术个性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比起胡适的只重白 话文学来，鲁迅的眼界更为开阔，胸襟也更为博大。从1920年11月24 日开始，他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1923、1924年先后出版 《中国小说史略》，填补了中国小说无史的空白。1926年在厦门大学 所用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略》，溯源的历史更早，涵盖的文体更多， 表现出鲁迅别致而深邃的文学史观。鲁迅的创作，由始至终与传统文 学有着深刻的关联。《不周山》（后改题为《补天》）、《奔月》、 《铸剑》等后来辑入《故事新编》的小说，都是直接从神话传说或历 史中撷取素材，并且在古代题材中插入现实生活细节的手法，也颇类 古典戏剧中丑角的插科打诨。《狂人日记》里，“易子而食”、“食 肉寝皮”、“易牙”等典故的运用，使荒诞诡谲的象征语境中浸透着 浓重的历史感，有助于启发读者的历史联想。《孔乙己》里，“君子 固穷”、“多乎哉？不多也”等出自《论语》的语汇，使读者更容易 看清因科举不第而落魄凄凉的主人公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kk这个可 怜的读书人只有在文言世界才能找回一点自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小说的讽刺、白描等手法，甚至《阿Q正传》的结构，都能看得出传 统文学的直接影响。鲁迅的杂文中也多有对传统文学的化用。所出有 神话传说、先秦诸子、诗经楚辞、传奇话本、唐诗宋词元曲、正史野 史、民间文学，范围广博，信手拈来；所用有征为武器，有引为靶子， 有巧借反讽，极大地拓展了杂文的生命空间，增强了杂文的生动性、 犀利性与深邃性，并使之具备了浓郁的中国特色。

    五四时期，一方面，旭日初生，一瞬十变，另一方面，新旧杂陈， 犬牙交错，其复杂的局面决非单纯的、壁垒森严的“激进主义”与“ 保守主义”一对概念所能概括。将其中某一方面的观点从整体中割裂 开来，以偏概全甚至扭曲，势必造成对五四文化精髓的误解。所以现 在所要做的应该是历史还原式的澄清，而不应是脱离历史语境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