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校已经九十年了。由于历史、地理及其他条 件的特殊性，这所大学所走过的道路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所形成的 特色、气质、传统也独树一帜。照我个人的理解，清华的人文传统有 几个方面：

    人文日新在清华早期建筑物———大礼堂里，过去高悬着两块匾 额，一块写的是“寿与国同”，另一块是“人文日新”。“寿与国同” 是指清华成立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民国诞生。其时“民国”命运 多舛，先是军阀混战，又是外寇入侵，再加上后来的独夫专政，终于 在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清华大学的“寿与国同”也就 因时过境迁从礼堂里消失了。但“人文日新”的匾额却悬挂至今，每 次礼堂整修时，学校都不忘把这个匾额重新油漆，至今光彩照人。

    清华学校初创期，对人文的重视高于技术。《易经》有曰：“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时候没有“科教兴国” 的观念。“诗、书、礼、乐”都是“修身”，核心当然“礼”。用今 天的话来说是德育第一。.老清华的人文学科很强，这是可以用国学 院和文学院一连串大师的名字来佐证的。从朱自清先生、吴宓先生这 些清华大学早期的知名学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清华不仅人文学者云 集，而且文科很受重视，包括受到科技方面的大学者的尊重。朱先生 与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时相过从。吴宓与陈省身同 居一室，相知莫逆。当时读理工的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 邓稼先等都很重视加强自己的人文修养，认真听有关的人文课程。他 们甚至认为人文比科技更重要，因为人文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 是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认识在当时很普遍。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熏 染的结果，包括家教、社会影响，同时也和清华的教师、环境、氛围 有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改建成了工科大学，人文专业被取消了， 但重视人文的传统没有断线，只是改变了形态和内容。近二十年，社 会环境有很大变化，科技对社会进步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清华依然很 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教育，这不仅是时代需要，也是传统 不灭的必然。

    清华传统重视“人文”且追求“日新”。“日新”两个字源自《 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十三经》 1673页，中华书局）。北大教授裘锡圭先生对我说：“清华的传统是 求新，国学院的先生们搞的学问在当时都是很新的。”此语属实。在 文学院中，“求新”也是一种风气，例如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程 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可谓开风气之先。朱自清先生办系追求“古今贯 通，中西融汇”，在当时也是很新的做法。这种“求新”的思想一直 贯穿到现在。季羡林先生评价北大与清华的风格时说，北大“深厚凝 重”，清华“清新俊逸”，也突出了清华求“新”的特点。

    自强不息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中就规定：“进德修业，以 自强不息为宗旨”。1914年梁启超先生来校做题为《君子》的演讲， 以《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来激励学生。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了清华的 校训。今天，清华主校门外伫立着一块长方形的石刻，正面是校名“ 清华大学”，背面则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 厚德载物”，一柔一刚，一阴一阳，体现了儒家在修身方面的核心思 想。

    清华学生中，“自强不息”能够构成传统，是有一个“动力源” 的，这就是民族屈辱感。清华原是用满清政府战败后的庚子赔款建立 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又叫“赔款学校”；学校的校址偏又选在了被 外国侵略者洗劫过的圆明园的属园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 的是被焚毁的断壁残垣；学校全部美国制式，美国教员享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这是三重民族屈辱，一层深似一层。翻阅清华学校时期 的有关材料常感到学生中这种屈辱感的涌动（可参阅吴宓日记或闻一 多早期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患与内忧连绵不断，雪耻 兴邦始终是清华人自强不息的外在动力。“多难兴邦”，“多难炼人” 。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 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 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 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 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 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 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华夏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 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人的个 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 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 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

    清华校训中除“自强不息”，还有“厚德载物”四个字。它要求 清华人具有如大地一般博大与宽厚的胸怀。这是很高的境界，朱熹说 过，有的人是一溪水，一湖水，圣人是大海水。“厚德载物”在待人 接物方面的要求不低于“大海水”。从很多清华人的行止来说，也是 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但是否已经形成传统，似乎不像“自强不 息”那样明显。

    东西荟萃清华的老校歌多年传唱不衰。这首校歌歌词之“词眼” 即在“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两句上。在歌词产生的二十年代初，如 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是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派人主张固守中国本土文化，只能在技术层面上吸取外来文化，可 称作“文化保守主义”；第二派人主张“全盘西化”，完全摒弃传统，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即有这种倾向；第三派主张融汇中西， 即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让中西文化“结婚”，可诞生新的“宁馨儿”， 清华学者的主张错综纷纭，但大体上说，近于第三派。“中西会通” 是清华学派的重要主张，也是清华传统中的重要方面，因此，歌词作 者汪鸾翔先生说，校歌中“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两句，“为我校 所有的实质”。在留美预备学校时期或改成大学以后，都有一批民族 精英从这里踏出国门，游学西土，学业有成，重返母校，如吴宓、闻 一多、陈达、钱钟书等，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将西方文化搬运到中国来， 而是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巧冶于一炉，熔炼适 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新知识。体现在教学上，文科各系均以“ 中外会通”为宗旨，如中文系学生大约要学四分之一的外国语言文学 课程，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是罕见的。清华能够出现如闻一多、钱 钟书、季羡林这样的中西会通式的学者，是同这种会通式的办学方针 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外兼容的教学氛围分不开的。

    行胜于言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历来强调身体力行，具有极强的实 践品格。朱自清先生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1920级校友，在二 校门与大礼堂之间的中心位置立了一个日晷，大理石基座上书：“行 胜于言”。这四个字，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 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也就是说，不是没头脑地干，而是 周密思考后付诸行动。三十、四十年代，梅贻琦校长办校重自由，但 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 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王瑶先生说，清华的 人文学术既强调历史感，又重视时代要求。全国解放后，蒋南翔校长 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 从前。由于清华被改造成为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也就 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 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 园管理都是如此。文革后，清华百废待兴，学生们提出“从我做起， 从现在作起”的口号，这个口号反应了清华人的心声，也是清华“行 胜于言”的传统在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

    但是，大学终究应该成为社会的头脑，应该有超前的、形而上的 思维成果。回顾清华九十年的历史，虽然学术巨人和科学巨人林立， 但对本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甚少。学术巨人与思想巨人还是有 区别的。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能否为世界提供卓越的思想巨人，是 清华能否成为一流著名大学的关键所在。而思想巨人的产生又有赖于 自由和创造的思想氛围。过于急功近利的办学思路不可避免地抑制形 而上的创造性思维的培育。

    但这里要说明的是，自由的创造性氛围是产生思想巨人的必要条 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目前我国的人文学者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单一 化的缺陷，较少有人对我国社会、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变化做深入的 研究，而且对这些领域心存畏惧。囿守于中国传统观念或西方启蒙主 义、现代主义的桎梏，这是中国缺少人文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 做过一篇短文：《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会通”即对于经 济、科技、人文知识的会合变通。从这个角度上说，清华的人文传统 所焕发的力量完全有可能促成这种合作，从而成为新人文或科学思想 诞生的摇篮。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