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 战（1）：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近逼和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在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循环中，经济发达者越来越强盛，而原先的经济落 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全球资本将面临又一次重组。关于全球化的本 质诚如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所总结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 另一名称……全球化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同时又排除我们其中任何一 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均为其臣民。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 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个权威。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 的出处，无法找寻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在 传统意义上担当的角色———国家，公司（作为人的合法虚构的组织 ）———已不复有效：跨国公司并不拥有总部、中心或边缘。”（2 ）全球化使我们的生活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 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其 他国家，使文化上出现趋同现象，模糊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 因此全球化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遭到一些抵制和反对就不足为奇。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可能给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带来的种种 后果，以便提出我们相应的对策。

    全球化理论质疑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不少人仍在讨论中国的现 代性问题，认为这一宏大的计划尚未完成。那么为什么同时又会有更 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这一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带给我们的是 祸还是福？对此，学术界显然有着较大的分歧，但人们至少都认为， 全球化与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它影响着我们 的学术研究和思维方式，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而言，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批评话语，对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强 有力的消解和批判作用，同时，它也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对立物，对现 代性有着某种反拨作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是从历史文化的角 度探讨全球化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在对这一现象作了 详细的历史溯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后总结道，“换言之，全球化究竟 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 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然而， 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 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 需要。”（3）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 在中心发挥作用，同时也活跃在边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跨国 资本既剥削本国人民，同时也剥削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人民。它打破 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序列，使富有者更为富有，贫穷者更为贫穷。这就 是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 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美国经济在 传媒领域，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及性更是表现得十分明显。因而一些人 就认为（西方）文化也可以全球化，西方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 力向其他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这样，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旗下， 世界文化中的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从事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虑。当然，历史将证明，这是 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种幻想。

    既然全球化是来自西方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同样 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全球化这一 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 能带来的积极后果，把它当作消解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有力武器， 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论述的出发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 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 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 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 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 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 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 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 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 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 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 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 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 的文学。（4）从这段引文不难看出，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 有所表现：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 现，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开始了资本主义现 代性的宏伟计划，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 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 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 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 民族原有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 的世界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 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 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 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 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的现象。对于这后 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5）毫 无疑问，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 而未来的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 动作用。

    大众文化挑战下的文学之前景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强 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挑战。 不管把2000年定为新世纪的开始，还是把2001年定为其开始，现在可 以说我们已经处于真正新世纪，或者说还秉承着世纪末的余蓄。从文 学艺术的角度考察，一提到“世纪末”（findesiecle），便立即会 想到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颓废情景：传统的现实主义受 到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先锋 艺术流派的崛起使得文学的精英意识愈益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 的发展导致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流行；此外文学艺术创作本身还受 到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如此等等。那么在当今 时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态势，我们 将对经济全球化走势下中国文学的走向有何认识呢？

    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家现在热烈讨论的“文化研究”（ CulturalStudies）在指向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的同时也致 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它不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 文学艺术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起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就是 起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借此我们也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 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学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世纪末中国 文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其次，另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的“世纪末”之涵义。 若是专指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这一术语显然包含有“颓废的”、“ 没落的”的意思。但是正如另一些术语的涵义在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之 后又具有了新的意义：最初出自宗教领域的“现代主义”现已被广泛 地用来描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挑战的一种西 方文学思潮和运动，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扩大为包含战后的后现代主 义文学；“先锋派”这一术语则自其诞生之日起不断拓展，现已被广 泛用来描述一切反叛传统并有着先锋和超前意识的东西方文学思潮流 派……历史不断发展，传统的审美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 人的重新阐释下才能真正具有意义，文学的经典也在不断地扩大、重 构和完善，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一个专指文学艺术的术语进行重新建构 呢？

    第三，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但它本身自有发展的逻辑。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 视角来分析世纪末的中国文学，恰恰是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 球化的大背景下，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与交融下。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 代主义的渗入、八十年代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后进入了一 种新的发展态势：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各 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边缘文学或称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异军突起， 对所谓精英文学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对未来 文学的发展而担忧、而思考、而憧憬。

    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八十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 潮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中国知识分 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我们注意到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文 学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 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学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 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却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 严肃的作家很难找到自己曾有过的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 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似乎演变为为市场而 写作，或者趋奉读者口味的写作。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 地位。

    当然，对于这种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 的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的有意逃避， 因为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知识分子 社会良知的失落实际上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也有人则持不 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 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的机会，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 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 生时代的来临。

    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对文学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话，那后一种态度 则对之持乐观的态度。毫无疑问，任何对文学抱有虔诚信念的人都相 信，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会存在；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 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即使是文学受到来自各方面挑战的经 济全球化时代，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 位置。

    大众文化的滥殇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 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 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 和文学创作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 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构和重组，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 的人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奢侈行为， 等等。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也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 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艺术也经历了八十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 冲击和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 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 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第 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性；另一方面是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 学写作等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 遍文学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 究者担心。他们不得不问道，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究竟 有没有前途？

    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 学。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 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不必担心，它反映了一部分 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 审美目标。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是一味地居高临下地指责 他们，而应当走出狭窄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的读者和观众 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达到新的启蒙的目的，也即所谓的“后启蒙”。 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 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 教授认为，真正的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 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尽管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 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毕竟是其它（大众传播 ）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因此对未来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态 度都是不可取的。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自然在很多方面会 依循世界文学潮流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意识占主导 地位的国际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成就的忽视，也由于我国 的对外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逆差”现象，中国文学的价值一直未受到 应有的重视，中国文学的声音很弱。但随着东方文化精神价值的日益 被国际学术界发现并认可，这样的现象已不会再持续多久了。中国文 坛的萧条只是暂时的现象，文学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在自我调整之 后出现新的面貌。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评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所受到的挑战是显 而易见的，这同样体现在文学理论及批评实践中：一方面传统意义的 文学理论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 论（criticaltheory）所取代；（6）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萎缩和文 化批评的崛起。讨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更应该结合学者各 自所从事的专业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意义的方案。我在此所要提出的是， 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文学批评日益萎缩的局面，应当弘扬新的文化 批评。这种批评的特征主要表现下面几个方面。　　就其当代形态而言，文化批评至少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取向：从 文化的视角进行的文学批评、指向当代一切通俗文化现象的“泛”文 化批评和以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文化批评。这里提出的文化批评是居于“ 文化研究”大背景之下的，它涉及了上述三个取向，但是更注重当代 性和文学性。

    既然文化批评在西方是一个可作多重界定的不确定概念，那么中 国当代的文化批评又该作何界定？中国当代文化批评首先应立足于中 国文化这个根本，它的着眼点应在文学艺术现象，而非泛文化。在这 方面，西方的各种文化批评理论仅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资 源。作为应用于批评实践的工具，我们的态度应是唯我所用。要从中 国的文学现象出发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最终旨在 建立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　　有的人鉴于文化批评在西方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 性，怀疑它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形成对立？ 我认为，在从事文化批评实践时，要正确看待文化批评与传统的（人 文）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对 话和互动关系，即文学批评更加注重审美理想和文学内部的欣赏和人 文关怀的评价，而文化批评则偏重阐释和解决当代现实以及文学的现 状；人文批评更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文化批评则有选择地融入 人文精神并且更注重对考察对象的理论分析和文化阐释，达到理论上 建构的最终目的。所以说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有助于扩 大文学批评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游刃有余。

    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正不断地注入新的东 西，从而使有一定的生命力；曾风靡一时的新潮批评经过自身的反思 和调整之后已分为以坚持人文精神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和致力于弘扬中 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学研究两支；第三种批评即“学院派”批评或称“ 新学院式”批评以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的精神为己任，主张文学批评学 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和文学研究理论化。现在，这第三种批评经过 自身的调整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摆脱了直觉印象式 的审美感悟，走出新批评式的形式主义牢笼，把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广 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它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同时 也不试图独自主宰文学批评论坛，因此弘扬这种文化批评是在当今的 多元文化语境增添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力量。

    最后，要区别国际化与西化的界限才能促进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 化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全球化使英语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巨大 的压力，在未来的界，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恐怕非懂英语不行，否 则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一手信息。（7）同样，在理论批评领 域，“失语症”（lossofdiscourse）还有可能发展为“失声症”（l ossofvoice），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文学理论遗产竟不为（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外）世人所知；而另一方 面，则是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趋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批评话语中。 这样一种局面令人悲哀它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奋进决心。其实文化上 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并不可怕，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世纪的东西 方文化共处和对话的新局面。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和后殖民主义 的反霸权的有力冲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已随着东方文化的崛 起而逐步宣告破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的发展并不一 定要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未必能产生出优秀 的文化艺术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艺术家的想象 力异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不朽的艺术珍品，这已被拉丁美洲“爆 炸文学”的崛起所证实。因此在文学的文化批评方面，与国际接轨也 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对话，“失语症”现 象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语言的媒介来发出 自己的独特声音，建构自己独特的批评话语，这不是对中国文化思想 在全世界的更有效的传播和推广吗？这将是我所提倡的文化批评的一 个重要任务。由此看来，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并非像经济全球化 那样会导致各民族的文化走向同一性，而倒是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保 持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平等地位，通过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理论 对话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注释：

    （1）现在探讨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的论文越来越 多，大多数学者都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前途感到忧 心忡忡，有人甚至对文学理论的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全球化的浪 潮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

    （2）参见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全球化与后殖 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3）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99年版，第5页。

    （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会晤66年 版，第26－30页。　　

    （5）美国经济学者丹尼斯·弗林曾说，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 新大陆标志着全球化的一个极致的话，那么中国的丝绸之路及其向西 方的扩展则是更早先的全球化现象，也即全球化的另一极致。

    （6）参阅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 讨会（北京，2000年）上的主题发言，《文学研究可以在大学的全球 化和电信的控制下存活吗？》

    （7）参阅《英语的普及与中国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载《 精灵》（Ariel），第31卷第1、2合期（2000年4月），第411－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