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冲破铜墙铁壁般的新闻封锁进入 中国红色区域的美国记者。他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是忠实描写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部著作。由于斯诺集记者、作家、 史家于一身，因此他的著作文字优美，洞察敏锐，析理透辟，尤其具 有中国同类著作所缺少的幽默感。但是，《西行漫记》经久不衰的永 存价值，主要来自于高度的历史真实性。毛泽东向干部推荐这部书时 说过，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

    在斯诺探寻红色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已有十五年历史，中国红 军和革命根据地已有九年历史。但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 动却存在一系列未获解答的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上对红 军的实力作了夸大的宣传；另一方面，中外反共报刊不是把中国共产 党人描绘成嗜杀成性的“新式流寇”“半疯的狂热分子”，就是不断 宣布中共领袖的噩耗，甚至干脆否认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存在。为了 报道事实真相，解开这一系列历史之谜，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的斯诺 认为拿他的脑袋去进行一次冒险是值得的事情。

    《西行漫记》的高度历史真实性在于：它真实表现了产生中国社 会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及其前景，真实写出了中共领袖们的神奇远见 和准确判断，真实报道了感天动地的长征和构成中国现代历史重要转 折点的西安事变，尤其真实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群象———从 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军事将领贺龙、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传 奇人物董健吾，邓发，直到那群向彭德怀索要路条的少先队员以及具 有高度个人自尊的小通讯员向季邦，个个写得栩栩如生，真实感人。 正是这群大大小小人物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丰富的 横断面。因此，《西行漫记》不仅是对当时读者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中 国革命运动的“内部密史”，而且至今仍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具 有权威性的珍贵史料；不仅在当时激励了千百万有志青年奔向光明， 而且至今仍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西行漫记》之所以能达到真实的追求目标，首先要归功于斯诺 进步的新闻观念。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他不仅注意收集和分析有关 文字资料，更重视亲自采访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写作关于中国革 命的复杂情况，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①洛伊斯·惠勒·斯 诺在《埃德加·斯诺和中国》一文中也谈到：“如果他不知道一件事， 他就进行调查；当他知道一件事属实以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 使他离开真实。”对于笔下的人物，他要求自己持客观评介的态度， 既不歪曲、丑化，也不拔高、神化。当时，海外一些报刊在称呼斯大 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加上“我们的伟大领导” 一类的定语。斯诺特意说明，他崇敬毛泽东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没 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这种令人讨嫌的事情。他 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伟 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 ”他特别提醒读者：“切莫以为毛泽东可能是中国的‘救星’。这完 全是胡说八道。任何单独一个人都做不了中国的‘救星’”。他正确 指出，毛泽东身上的异乎寻常之处，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 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这也正是在他身上流动的根本活 力。②基于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斯诺既写出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也 写出了他的成长过程———由一个原本分不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 派、分不清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青年学生到一个成熟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的，还在于斯诺写出毛 泽东丰富的人性：一个革命家不可或缺的人格素质。书中有这样一个 动人细节：一只很可爱的飞蛾，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 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当它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死去后，毛泽东立即 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进了书里。正是这位爱及 飞蛾的伟人，在保安窑洞的灯下指挥着一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艰苦 卓绝的战争。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伟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伟人！

    谨严的写作态度，是完成《西行漫记》这部史诗般著作的必备条 件。比如在撰写构成全书核心部分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 由来》时，先请毛泽东自述，由精通英语的吴亮平担任译员，斯诺奋 笔速记；然后再将记录稿译成中文，请毛泽东亲笔改正。因此，这一 篇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真实反映出毛本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至 今仍不失为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基本史料。采访周恩来时，先由周用不 很流利但能听懂的英语讲述，斯诺整理完英文记录稿读给周听，改正 或澄清后再写出修正稿。斯诺这次在陕北期间，没有直接见到朱德， 原写的《关于朱德》一章有不确切之处。1938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 斯诺立即根据海伦·斯诺的访问记录重新作了改写。这种精益求精、 有错即改的精神，不仅值得新闻工作者效仿，而且是一切人都应该崇 尚的美德。

    《西行漫记》史料丰富翔实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红色区 域为斯诺提供了自由采访的一切条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说来，这种工 作条件比起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更为重要。斯诺1937年2月6日在给美国 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信中写道：“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 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材料、 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我党、我军的高层领导人能够向这位热爱中国的异邦人敞开心扉。他 们不仅热情向斯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而且推心置腹地提供 了他们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包括作为人生有机组成部分的私生活的 情况。比如彭德怀的初恋和婚姻，就是他在此前和此后均未公开披露 过的情况。朱德也坦率地向海伦·斯诺谈了他吸鸦片和戒烟的经过。 后来斯诺将这一细节采入自己的书中。1960年斯诺初访新中国时，毛 泽东对斯诺说：“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斯诺跟中 共领导人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为处理党政领导部门跟新闻界的关系 树立了楷模，也为当前如何增强新闻透明度、提高报道真实性提供了 历史经验。

    除开以上三点之外，《西行漫记》的成就中还有海伦·斯诺的一 份功劳。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回忆，斯诺从红色 区域归来后，从书籍的销路和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考虑，曾试图把毛 泽东提供的生平材料加以压缩，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的某些部分重写 一下。这种设想遭到了她的激烈反对。她说，不应改动原材料，而应 该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时的原话。“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 治·华盛顿讲革命的故事一样。”后来，海伦·斯诺协助整理这部书 稿时，准确无误地抄下了每一个手写的单词，所有人名、地名和部队 名称一个也没有漏掉。

    真实性无疑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和史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要 达到这一境界却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斯诺当年 前往红色区域，不但面临国民党的武装封锁和天花、伤寒、霍乱、斑 疹伤寒、鼠疫的威胁，而且还被南京政府诬为“招摇撞骗”，扬言要 取消他的记者特权。国民党和日本的特务也不断纠缠他，在麦卡锡大 搞白色恐怖的时期，他还因此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美国报刊拒绝 发表他的客观报道，就连他在戏剧界工作的夫人名字也进了黑名单， 夫妻被迫流亡异国。尽管斯诺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但始终没有动摇他 真实报道的决心。他深深懂得：背离了真实，也就背离了真理。

    真实赋予一部历史著作以永恒的生命，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由于某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或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可能使作品招来 忌讳。《西行漫记》初次由复社译成中文时，就删掉了第十一篇中的 《那个外国智囊》一章，其原因估计是回避对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 进行评议。建国之后，彭德怀、刘志丹、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先后蒙冤；对于他们生平业绩的颂扬当然也会遭到忌讳。由于在“ 左”的路线干扰下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倾向日趋严重，像毛泽东的家庭 出身和婚姻状况这类有助于展现人物真实面貌的内容，也变得讳莫如 深。《西行漫记》这部书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和宣传，我认为正是受其真实的内容所累。不过，这种因真实而招忌 的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终归是短暂的，而它给读者的获益是长远的。正 如宋庆龄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所说：“太平洋两岸的子孙 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 。

    “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 理”———毛泽东在窑洞中对斯诺讲述的这一哲理，同样适用于对《 西行漫记》的评价。今天看来，斯诺在他的这部成名之作中，固然有 大量精辟的预言和准确的论断，但有的报道和评价也不一定尽妥。由 于语言的阻隔和战争年代条件的限制，这部真实的著作中某些细节— ——主要是人物的职务、活动年代等———也有疏误，见下表。这虽 然无损于全书的整体价值，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其“信史”作用，今 后如有再版机会应加注一一指明。

    ①《斯诺文集》，第2卷，第32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②令人遗憾的是，斯诺1962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中，却给毛泽 东加了诸如“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等九顶桂冠，并认为“对毛泽 东这种英雄崇拜表达了一种民族自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