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把人看成是大自然的儿女， 人人皆为我之同胞，万物皆为我之朋友。他反复告诫人类不能以牺牲 天地万物为代价而谋求自己的单独发展，“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 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主张“大人者，有容物， 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

    ●王夫之主张“以天治人而知者无忧， 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有功于天地之事。”（《周易外传·系辞 上》）这种“尽人道而与天德合”（《周事外传·无妄》）的实学思 想，也是一种“有功于天地之事”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人类豪迈地从二十世纪跨 进了二十一世纪。回眸二十世纪，人类文明固然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和缺陷。人类由于过分地追求物质生活而忽视 了人的生命价值和理想境界，导致精神颓废和道德堕落，使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严重失调；由于科学技术片面地追求效益原则而忽视了人 文尺度，使科学技术偏离了“善”的轨道，在人的精神沟通、心理平 衡、人生价值和终极关怀等方面发生了内在危机，造成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的严重分离；由于“天人对立”思维方式的长期误导，不可避 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外部环境污染等等。在人类面临着这种内在精神危 机和外在环境污染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与评价西方 文明，而把希望目光投向东方文明，努力寻找中国实学与现代社会的 结合点、生长点，强烈要求将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自身失去的道德（ 善）价值观念寻找回来，并把道德与经济、“善”与科学、仁爱与自 然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中国实学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推动二 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

    中国实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崇尚道德理性、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关 注社会群体的人文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中国实学虽不否定 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但它始终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 原则，把道德义务与道德价值放在首位，肯定“义贵于利”，试图通 过明道尚义，求善去恶，使一切从事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具有一种崇 高的道德理想境界，并以这种真善美的道德精神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 一切经济活动。如果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受到道德义务和道义原则的 约束，就会使人类文明陷入畸形发展的灾难之中。诸如人们为了满足 自己的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不惜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大搞坑蒙拐 骗、尔虞我诈、掠夺资源、污染环境、霸占市场、倾销商品。为了追 求金钱，可以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可以不要人格、国格，甚至 出卖灵魂和肉体。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市场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 假”病，“打假”竟然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造成了信誉资 源的大量流失。要医治这一社会弊端，使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 除了采取法律手段外，最根本的还应当从人生价值取向上，继承和发 扬中国实学的“利原于义之所必得”、“离义不得有利”（王夫之： 《尚书引义·禹贡》）的思想，坚持和弘扬“真诚无妄”、“绝伪纯 真”的实学精神，使企业经营者在思想深处牢牢树立“义以为上”的 人生价值理念，做“真人”而不做“假人”，方可做到道德与经济的 统一。实践证明，只有在道德与经济相统一的原则指导下，才能促进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邓小平针对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 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 要硬的治国之道。这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对中国古代实学义利 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大力弘扬。中国实学的“以义取利”的人生价值观 念，是一剂医治“见利忘义”社会弊病的对症良药。

    中国实学发挥《尚书》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不但揭 示了它的社会内涵：“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 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 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颜元：《 存学编》卷一）而且进一步正确地阐述了正德与利用、厚生的关系， 既肯定了“利用成则厚生行，厚生行则正德成”的道理，也肯定了三 者之中正德为体，利用厚生为用，正德是利用厚生的灵灵。这一命题 的基本涵义是要求将正德、利用、厚生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在“ 正德”价值观念指引下从事科学技术，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这种把道德（善）与科技相统一的中国古代实学思想，在科技日 益昌盛的二十一世纪，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 发展虽然为人类社会增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它并不能解决由于 科学技术片面地追求效益原则而造成的人的精神空虚、寂寞和烦恼， 伦理与科技的严重分离，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目标，反而将人变成了科学技术的附属物，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压抑 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内心情感，把人完全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以求 真为特征的科学技术本身虽说是中性的，但它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 以加祸于人类，科技成果是“善用”还是“恶用”，完全取决于人本 身的价值观念。比如“克隆”技术在“善”的道德观念指导下，它可 以造福于人类；如果它在“恶”的价值观念指引下，也可以加祸于人 类。所以，要解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分离这一“文明病”，继承 与弘扬中国实学的“正德、利用、厚生”的辩证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按照这一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指导科学技术，才能摆正科技与道德、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由分离到交融 的发展，从而把科学技术引向正确的运行轨道，使之成为真正造福于 人类的工具。正如著名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我们西方文明的优点 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命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 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这同中国实学的“ 正德、利用、厚生”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完全符合二十一世纪科 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

    由于西方“天人对立”思维模式的长期误导，造成人与自然的严 重对立，遂使人在改造自然中偏离了“道德”这一价值取向，对大自 然只知一味地征服，拼命地索取，造成资源日趋匮乏；人类亦不注意 以仁爱之心呵护自然、热爱自然，向大自然过度地排放废气、废物、 废水，给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严重损害， 不能不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赤 潮现象、臭氧层破坏、珍稀物种灭绝、沙尘暴等灾害频仍，已成为当 今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要求我们必须尽快 地更新近代西方凸现的“天人对立”的传统观念，重新回到以“仁爱” 为基础的中国实学的“天人合一”的模式中来，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

    中国宋代实学家张载发挥传统儒家“爱人及物”的博爱精神，提 出了“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把人看成是大自然的儿女，人人 皆为我之同胞，万物皆为我之朋友。他反复告诫人类不能以牺牲天地 万物为代价而谋求自己的单独发展，“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 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主张“大人者，有容物，无去 物；有爱物，无殉物。”明清之际实学家王夫之亦主张“以天治人而 知者无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有功于天地之事。”（《周易 外传·系辞上》）这种“尽人道而与天德合”（《周事外传·无妄》 ）的实学思想，也是一种“有功于天地之事”的“天人合一”的生态 伦理思想。人类长期信奉的“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念及由它所产生的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不得不从中国实学中去寻求“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的整体理念取代人与自然的分离，用“尽人道而与天德合” 的协调发展观念取代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以“民胞物与”的仁爱精 神取代无情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只有按照中国实学的“天人合一” 的思维方式行事，人类才能避免与克服生态环境污染这一“现代文明 病”，保持人类社会的持续向前发展。

    从现代观点看，中国实学虽是中国古代一种哲学形态，早已成为 历史的陈迹，但是它所揭示的某些真理仍然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中国人 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具有超时空的普遍价值。这是古代贤哲留给我 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实学元典去领悟它的精神实 质，并以现代人的心态和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将中国实学与现 代社会沟通起来，从思维方式和哲学智慧上，努力寻找二者的结合点， 由传统走向现代，使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这也正是研究中国实学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