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华的教授们大都是衣冠楚楚，或气宇轩昂，或潇洒 飘逸。但是，当一支枪对准他们的脑袋时，会怎么样？特别是，当这 是一支异族侵略者的枪口时，他应该怎么办？

    顾亭林说：“夷夏之防，事关天下”。1937年7月7日卢沟事变。 7月底北平沦陷。九月初，日军进驻清华园。侵略者的枪口真是顶在 脑门儿上了，怎么办？一部分学生投笔从戎，抗战杀敌去了。教授们 的思虑要比学生多。因此，显得有些彷徨无主。

    文化人到底是文化人。一碰上事儿，就先想历史上的名人是怎么 处置的。早在1931年“9·18事变”后，吴宓就曾嘱贺麟先生撰一长 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列举出三个典型、三种态度： 歌德于拿破仑直捣德国时，曾就任大学校长，而在治学上依然保持“ 诗的本真”和“意志自由”；黑格尔则坚信知识是立国之本，继续文 化研究。费希特则以必死之心，到处演说直击拿破仑。贺麟似乎更赞 赏黑格尔的话：“只有知识是唯一的救星。……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 不至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 （大公报·副刊，1931年11月2日）

    在这三位伟人中，歌德对于权力者的卑躬屈膝是历来被人藐视的， 黑格尔对普鲁士王朝的态度也难于让人崇敬，那么，中国学者只有选 择费希特这一途吗？

    当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后，吴宓也提出三种“典型”：“ 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 或就义，无论若何种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国难当头，吴宓痛感 自己的软弱：“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 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全漓灭矣！此为我 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 别无他途……”（《吴宓日记》第六卷第168页。）

    吴宓在这里提出的三种选择是：文天祥、顾亭林和吴梅村。文投 笔从戎，抗敌而死，丹心照汗青；顾亭林坚持拿笔战斗，节高松柏； 吴梅村屈节事清，但留下了优美的诗，良心上的自谴，令人爱怜。吴 宓认为自己的“才性志气”全不及上列三人，惟有“自杀”、“为僧” 、“抗节”、“就义”。

    正像人们都知道的，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占北平时，曾有一位 老学人拒绝进食而死，这就是清华教授陈寅恪的父亲散原老人。有诗 赞曰：“凛凛严霜节，弥天戢一棺，胡茄飘极塞，木叶下重关。”（ 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　　陈寅恪并没有效仿其父，他还没有走完“在史实中求史识”的艰 苦之路，因此要“苟活下去”。他坚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 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与黑格尔所见略 同。

    从吴宓日记上看，在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相当悲观：“寅谓中 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吴宓日记》 第六卷168页）　　吴宓自己也说：“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 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吴宓日记》第六卷第17 0页）

    对战争前途的悲观，是导致有的学者附逆的原因之一。根据郑振 铎回忆，在七七事变后，郑曾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周不以为然。说：“ 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 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周作人年谱》第53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但作为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之子，陈寅恪家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 义传统，陈寅恪的“悲”是一种对历史的深邃洞识，也是对自己的悲 剧性命运的体察，他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在绝望中苦 斗，这就是他的命运。

    卢沟桥事变后，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清华园还是如往常一样 的平静。许多热血青年抗战从军去了。但教授们还对留在北平教书抱 着希望：　　八月十一日朱自清日记载：“余认为目前南去并不明智，南方局 势并不平静。现难以找到工作。而且对人们来说，北平在不久的将来 是最安全处。”（《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477－478页）

    九月七日：“参加S、Y之宴。商谈是否南迁。多数人宁愿留此。” （全集第九卷第483页。）

    同那些抗敌从军的学生比，教授们的表现未免令人失望。但是， 教授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形而下”的问题：挈妇将雏、举家南迁， 远不像青年学生那么利落。知识多了，思虑也多了。中国历史上的三 次南迁，无一返还的阴影（见西南联大纪念碑铭：“南渡之人，未有 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 其例三也。）不能不令人胆寒。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低调：担心到南 方“找不到工作”，在道德要求的“绝对律令”之下，还有一个衣食 住行的要求。这个要求也许更“绝对”。

    吴有训，作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的发明者，虽未像康 普顿那样拿到诺贝尔奖，但也是如日中天的大科学家。日军统治了中 国，也会恭请他当个大学校长什么的，如歌德那样。但吴有训却决心 要走，但他也犹豫：产后没过满月的爱妻和孩子怎么办？把她们丢在 沦陷区？还是跟他一起流亡？很是踌躇不决。后来还是妻下了决心：“ 跟你一起走，死也死在一起！”

    由于妻子和孩子的生存而犹豫的朱自清先生到了九月七日发现：“ 我们办公室已封”。日寇已全面进驻清华。朱自清也像吴有训一样， 离开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走向长沙。无论吴有训，还是朱自清，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日子里，抛却了苟 且偷安的选择，同苦难的同胞站在一起，并为培养中兴人杰，尽了自 己的一份义务。

    俞平伯为照顾双亲，未随清华南下，但他在沦陷区教书为生。在 艰险的条件下，并未做任何有辱名节的事。　　

    在北平已经沦陷，而日军尚未占领清华园时，冯友兰等“校务委 员”曾组织“护校”。冯友兰回忆道：“有一个夜晚，吴正之（有训 ）同我在清华园中巡察，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正之说，‘静得怕 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 …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 露立中宵’，我觉得这两句诗所写的正是这种幻灭之感。我反复吟咏， 更觉其沉痛。”（《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199页。　　面对日本人坦克、大炮，几个手无寸铁的弱文人却要“护校”， 还认真地于夜间“巡游”，想起来多少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不要 说日本军队，哪怕是对面来几个持刀强盗，手无寸铁的文化人又如何 能对付？但是于“可笑不自量”中又有一些令我们感动和钦佩的地方。

     当一个民族濒临灭亡的时候，必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在以弱抗 强的斗争中，用自己的血和肉树起精神和道德的楷模。这是一个民族 永不灭亡的底蕴所在。在日寇进驻北平、中华民族频临灭顶之灾时， 清华教授的绝大多数不辱名节。《圣经·出埃及记》载利未人，不屈 服于埃及人的统治，历尽艰辛走出埃及，走向“流着奶与蜜的迦南。 清华的教授同样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走出日本人统治的北平，经过 长途跋涉，“彩云之南”边陲举起了不屈的火把。基督教中有所谓“ 圣徒”，我们的一些高尚的学者们他们难道不该以自己的名节而永存 史册吗？　　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说：“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 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概念可能令人不解。 然而，必须记得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中，伦理和精神的领导 责任主要是落在宗教领袖而不是学者身上。”（《一个华裔物理学家 的回忆录》第101、102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

    这些话有点过时，很少有的学者被认为是“道德领袖”。在西方， 早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就提出思想者与道德家的背谬这一命题。所 以，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尔是德国纳粹党徒，希特勒的崇拜者，但很多 人照样读他的书，引用他的名言，把他的大幅照片贴在墙壁上。

    我也大体认同思想家与道德家分开的观点。不能要求学者都成为 道德楷模。事实上，道德家的思想往往偏于保守，而思想家又常常是 道德规范的亵渎者。但是，事情走向极端总是不行的。学者的德行总 不能沦落到“伦理底线”之下。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调查“最受尊敬 的职业”中，“大学教授”总是在前三名，老百姓总觉得教授是“为 人师表”的，应该在道德上不太差。有的人著述才华卓著、清新喜人、 是时下出版界的“热卖点”。我本人也很爱读。当我沉醉于其中的时 候，有时会突然想起他们附逆的事，顿时觉得华美的书面上平粘了一 块吐出来的口胶，有些恶心。这是不是有点“观念落后”？我倒觉得 这点“恶心”表明我的民族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