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排除“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干扰，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提出应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

    ●1977年春开始，编辑工作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又扩大到 江苏和浙江两省进行试点。

    ●1980年5月，浙江省古籍善本编目工作基本结束，共上报古籍 善本9605部，其中浙图为4010部。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排除“四人帮”极左路线 的干扰，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出 应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遵照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在“ 四人帮”粉碎后，当时国家文物局即部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 纂工作，从1977年春开始，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后又扩大到 江苏和浙江两省进行试点。浙江图书馆是最早被确定为参与这一有历 史意义项目的少数重点单位之一，开始进行全省古籍善本调查编目工 作。至1980年5月，全省古籍善本编目工作基本结束，共上报古籍善 本9605部，其中浙图为4010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开创 了新时期中国古籍普查、编目的先例。浙江图书馆的同志颇有远见， 一方面充分吸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有益经验，一方面又在 本馆已有的古籍书目良好基础上，决定及时编制本馆所藏的古籍善本 书总目。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部体系完备、著录详确，并极 具地方文献特色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终于完成，并于近期 内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应该说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富有学术意 义的文化建设工程，也为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古籍书目著录提供不少 求实、创新的经验。

    本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学术界老前辈、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 明先生为国务院任命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在制订I991—— —2000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时，匡老提出编纂《中国古籍总 目提要》，后因我是古籍小组秘书长，匡老就要我担任这一课题的总 主编。我在为《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编纂总纲起草时，曾提及：“古 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 从汉朝刘向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 《四库全书总目》，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 现这一时代的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我觉得以此来 看这部新编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确更能体验到其中的文 化学术涵义。

    浙江图书馆自其前身杭州藏书楼于1900年建立起，于今已有百年。 这百年中，它的自身建设一直与藏书编目紧密联系，这也是很好地继 承我国藏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杭州藏书楼建立的第二年，即编有 《杭州藏书楼书目》；1903年，杭州藏书楼经扩充改建为浙江藏书楼， 又于1907年编印《浙江藏书楼书目》。1909年浙江藏书楼正式改称浙 江图书馆，随后又编印《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四卷（1915年 刊印），其中收善本书近三百部，这是浙江图书馆编制的第一部馆藏 善本目录。在这之后又陆续编制成几部书目，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又 把在这之前所编的两部特藏目录重新考订、删选，编成新的甲乙编《 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收2661部，乙编收3016部。可见浙江图 书馆编制古籍善本书目，是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的，其中参与者好几位 是对传统文化有深湛研究的著名专家。现在这部新编的古籍善本书目 出版问世，既使学术界人士及广大读者能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又可作 为一项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进行善本收录、版本鉴定，如何在传统 编目基础上对古籍分类进行科学的归纳，都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前面说过，本书的编纂是吸收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的， 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求实、创新的特色。譬如什么叫善本，这是古籍善 本书目的第一关口，而善本一词虽已见于宋人行文，但历来就缺乏统 一的、科学的界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范围概括为“凡具 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这 比起传统的某些说法，确有新见，如晚清时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其所著 《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把善本书简单地总括为旧刻、精本、旧抄、旧 校，确显得笼统。但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这一界定，学术界也 有不同意见，有认为这样的表述不够明确，三性又加“而又”，则善 本是三性兼备还是具备一性或两性即合格？而且三性的概念也较抽象， 难于操作。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在“编例”中明确规定： “本目收录范围，一般以清代乾隆六十年为下限。凡乾隆六十年以前 之写本、刻本、活字本、抄本与稿本，皆在选录之列。清代嘉庆元年 以后宣统三年以前之稿本、流传较少之刻本抄本、名家批校　　题跋本、1912年以后罕见之传抄本，亦在选录之列。”我个人认 为，这一界定，既较具体，有操作性，也根据馆藏的地方特点，甚为 合理。实际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也 大体以年代划界的，其间颇具伸缩性，这要看专家行家把关，即以19 12年以后而论，如清初归安沈炳巽所辑《续全唐诗话》一百卷和《全 宋诗话》一百卷，这两部书向无刻本，且有残缺，《全宋诗话》稿本 甚至仅存一至十三卷。但现代学者并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 对此二书潜心专力，重新予以编辑，采集全备，对当今研究者很有参 考价值，这次就编入馆藏善本书目。另外，本书作为地方馆藏目录， 对浙江乡邦文献，包括各类有学术价值的遗著、稿本，录取稍宽。如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编委会讨论、鉴定，收录浙图馆藏古籍善 本为2881部，而本书载录则近七千三百部，增加的部分大多即为浙江 籍学人的著作。这样做，并未降低善本的标准，反而更合乎情理，这 无论对浙江地区的研究人员，或其他省市及海外学人，都能提供他处 不易见到的文献信息。

    另外，在具体版本著录中，本书较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一 很大改进，即注明所录书籍的行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时， 是要求各藏书单位填写版本形式即行格版式的，如每页几行，每行几 字，以及例如黑口左右双边等等，但后来正式出版时，这行格版式的 项目都被删去。不少人对此颇有意见，有的曾举例，如《尔雅》一书， 一连九种都注有“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则有十四种明刻本， 读者辨不清这些明刻本究竟有什么不同。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 书目》恢复过去已编的传统做法，对所录书目注明行格版式，这就对 鉴定版本有很大帮助，使读者可以获得进一步信息。前些年有的省所 编善本书目，也未注行格，当是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影响，浙 江图书馆现在这样做，确是一种坚持高标准和规范化的要求。

    这里我还想提一下本书的附录，即一、“文澜阁四库全书版本一 览表”，二、“日本、朝鲜、越南刻汉文古籍善本书目。”这虽为附 录，实际与正文书目有同样的文献价值，能作这样的附录，确表现出 编纂者的卓识新见。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版本一览表”，书前的“编例”中曾有简 要的说明：“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曾经三次补抄之役，其版本 状况，本目专门编为附录（著者从略）。其著录‘原抄’者，为清代 乾隆内府写本：著录‘丁抄’者，为清代光绪八年至十年间丁申、丁 丙补抄本；著录为‘钱抄’、‘张抄’者，分别为1915年（己卯）钱 恂、1923年（癸亥）张宗祥补抄本。”限于体例，“编例”在此处未 能详加阐释。原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成书后曾分别抄写四部庋 藏于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渊　　阁（紫禁城宫内）、文源阁（京郊圆明园）、文溯阁（盛京，今 沈阳），称北四阁；后又抄写三部，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 杭州文澜阁，称南三阁。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镇江两处因兵祸， 全被焚毁。杭州文澜阁在战乱中倾圮，所藏书也多散失，事后幸得当 地藏书家丁申、丁丙热心赞助，与当地士人共同搜集，尚存八千多册。 光绪六年（1880），杭州人士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组建抄补工作， 其抄补所据的底本，主要为丁氏家藏八千卷楼旧本，其他又从宁波范 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仁和朱氏结一庐、湖州陆氏宋楼等著名藏书 楼借得。丁氏发起的抄补工作，不仅使文澜阁所藏初具规模，还补足 某些原书的缺佚，如据文献记载，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原二十卷， 四库本缺三卷，元许谦《读四书丛说》原二十卷，四库本中《中庸》 部分残缺，这些丁氏都据好的本子加以辑补。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本为十卷，但此书明中叶后失传，清修《四库全书》时只能从《永乐 大典》辑集，也只得八卷。清代后期有人从日本传过来原书十卷本， 丁氏就以此十卷本补入，这在其他今存的文溯阁、文渊阁本都未有。 民国年间饯、张两氏所补，则全为文津阁本，而文津、文澜原来所抄， 文字间也有不同的。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把丁、饯、张 所补抄的，分别于书目后注明，这实在是对今存《四库全书》的各本 比较研究，提供难得的材料。

    “日本、朝鲜、越南刻汉文古籍善本书目”，也是其他同类书目 所少有的。这类书籍应当说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在东亚流传的一种特 殊形式，过去日本翻刻的称和刻本，朝鲜翻刻的称高丽本，越南翻刻 的称安南本，是中国典籍在域外传播与保存的一个特殊系统。这些本 子以前很长时期并不被重视，现在已逐渐为人认识到其中蕴藏着丰富 的文献资源。如初唐重要政书《群书治要》五十卷（唐魏征撰），北 宋初尚存，元初就已佚，但日本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据金泽文 库旧藏古写本以铜活字印出，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 即有著录。前几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目录》 （王宝平主编），其中就有浙图所藏的数百种书目。现在本书在附录 中，亦按四分法分别著录日、朝、越刻本书目，著录著者、编者、刊 刻年代、行款格式，以及抄本等等。这数百种书目，对今天展开有关 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研究，极为有用。

    另外，本书书后编有书名和作者索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可 能数量庞大，由于工作原因，至今还未见有索引印出，给使用者带来 极大不便。现在本书将索引与正文同时编印出版，确很规范。

    最后，我想表示一个希望，也可以说是提一个建议，就是浙江图 书馆能否乘胜而进，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再编一部浙江全省现存的 古籍善本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固然已收集了浙江所藏，但那 是八十年代初所编，这二十年来我们浙江当陆续有新的发现，而且《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从全国范围考虑的，收录标准较严，当时浙江 上报的，不少未被录入。浙江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国藏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近数年来我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谢灼华教授共 同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书中对浙 江藏书，自宋代以来，就给予极高评价。台湾学者潘美月《宋代藏书 家考》著录两宋时期最著名的128位藏书家，其中浙江有31人，居全 国之首。南宋时浙江已成为刻书和出版业的中心。明清时期，浙江藏 书楼之多，藏书之富，为全国之甲。我国古代自宋以来，南北均有藏 书楼之建，清代更为发达，至今保存下来的，浙江有宁波天一阁，余 姚五桂楼，海盐西涧草堂，东海之滨孙氏玉海楼，以及民国初年吴兴 刘氏嘉业堂，就是说，全国保存古藏书楼，浙江也居于第一。晚清著 名学者、诗人俞樾在为《武林藏书录》题辞时，就有这样的诗句：“ 武林山水甲神州，文物东南莫与俦。”因此，我们今天确有义务，有 责任，把浙江省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加以调查研究、保存并开发。浙 江图书馆是完全有条件从事这一有全省意义的文化建设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