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洁君准备出版她的新著，嘱我在卷首随意写几句话。 我欣然允诺，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1999年夏天，我曾在日本东京 庆应义塾大学短期执教，其时林君正在该校中国文学专业攻读博士课 程。遗憾的是，我研究鲁迅，她专攻萧红，因此在专业上不可能给她 以更多帮助。她倒是反过来对我们夫妇多方关照，帮我们解决了不少 客居异邦期间的具体困难。因此，我同意写这篇序言，除开表示祝贺 之外，也含有“投桃报李”之意。二，迄今为止，我已五次赴日本进 行学术交流，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境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的拳拳 报国之心，事业上的奋发，生活上的艰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对他们表示一点支持（哪怕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 我认为也是应尽的本分。更何况早在本世纪初，我的外祖父王时泽先 生也曾留学日本学习海军，在这里结识了秋谨，共同发起组织了反清 爱国团体三合会———后来成为光复会的前身。我的老外祖母也在秋 谨的鼓励下到日本东京实践女校附属的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就读， 时年已经四十三岁。上述情况，在孙石月著《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 上已有记载。所以，我自认为对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多一层理解，多一 些亲切之感。

    林君的新著名为《萧红与中国现代文学》，因此话题应该转到萧 红研究本身。正如林君在书中所说，从八十年代至今的二十年来，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萧红热”不仅持久不衰，且有升温之势。美国 汉学家葛浩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萧红现象”的原因：一已故，盖棺容易论定。死无对证，作家无所顾忌，可畅所欲言； 二女作家；三鲁迅最喜爱的几个人之一；四复杂而又能引起同情的性格和生活；五当前在世旧友们对她的内疚，想有所补偿。

    这位洋博士的上述分析自然都不无道理，但这五种原因显然并不 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巴金、 臧克家等少数人外，大多是已故者，其中女作家与鲁迅的同时代人并 不在少数。萧红的旧友们对她有无“内疚”之情我不敢妄断，即使有， 这几个无职无权的老者能作的“补偿”也很有限，无非是写几篇回忆， 作若干条注释，掀不起萧红研究的强劲势头。我以为，在以上并列的 五种原因中，第四项才具有吸引读者和研究者的持久魅力。

    凡对中国文学略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苍穹是由 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这两根天柱共同支撑的。然而，跟男作家的命运 相比，女作家的人生经历似乎又更加坎坷：与胡适共同发起“文学革 命”的陈衡哲为目疾困扰，长期过着隐居生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仍 两次被抄家。跟她一样被疾病折磨的还有白薇，凌淑华，以及27岁死 于脑膜炎的石评梅，35岁死于产褥热的罗淑，36岁死于难产的庐隐… …

    比病魔缠身更为严酷的是政治迫害：丁玲逃出了“魍魉世界”又 经历了“风雪人间”；创作了《月夜到黎明》《为了幸福的明天》等 佳作的白朗在黎明到来之后仍受诬害，以致精神分裂，未能安享“幸 福的明天”；葛琴因短篇小说《贵宾》而蒙受“攻击江青”的罪名， 累遭批斗，偏瘫失语；以《工作着是美丽的》享誉文坛的陈学昭长期 被剥夺了创作权利，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图书馆的清洁工；在三十年 代即投身革命的杨刚于1957年10月突然自杀，虽然导因是丢失了重要 笔记，但也不能说跟当时的政治高气压毫无关连……即使是“世纪老 人”冰心，因受到特殊的保护而未直接受到冲击，但她挚爱的丈夫却 未能幸免于难，被错划为右派而受到歧视、打击。

    个人感情生活的挫折也是给女作家心灵带来创伤的重要原因。中 国自古以来热恋中的男女就有“双蚕成茧共缠绵”的向往和“生为并 身物，死为同棺灰”的盟誓，但在男权专制的封建宗法社会，女性要 享有支配自我的权利几近于梦幻，多情善感的女作家步入爱情怪圈酿 成人生悲剧者则更多。苏雪林婚前曾三次拒婚，婚后又堕入“无爱之 家”的苦海，结婚三十六年，夫妻同居不到四年。张爱玲先嫁给了一 个毫无民族气节且放浪形骸的伪君子，二十三岁结婚，二十五岁离婚， 后来客死异国，临终时竟无人知晓……

    跟上述女作家相比，萧红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心灵蒙受的创伤 也更为深重。萧红是一位对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的女作家，然而 她童年失爱，成年后又在爱的漩涡中挣扎，几乎没顶。尽管在她去世 之后，曾经跟她共度“松花江畔饥寒日”，又跟她在“上海滩头共命 行”的萧军写了一些动情的悼诗；她的丈夫端木蕻良也保存了她的遗 发，表示“生死相隔不相忘”“天上人间魂梦牵”，但萧红婚恋的不 幸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曾经为得到爱而不顾一切地冲出家庭，但 临终前却想在父亲面前“投降”，承认自己“惨败了，丢盔曳甲了”。 我想，读者对萧红的关爱以及对她作品的关注，不能不说是跟她那“ 比青杏还酸”的命运有关，也就是与葛浩文所说的跟她“复杂而又能 引起同情的性格和生活有关”。

    当然，吸引读者和研究者的并不止于萧红个人的坎坷经历或浪漫 情结，更主要是她超人的艺术感受力，细腻的艺术表现力，充沛的艺 术创造力，以及对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女性生存境遇的热情关 注和深刻洞察。一部人类文化艺术史表明，在对事物的直觉和敏感方 面，女性往往优于在名词概念的迷宫中迷失了“本真”的男性，无怪 乎古希腊所有的文艺之神都是女性。萧红1937年5月4日致萧军信中说： “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我感到，这种“纤细的神经”给 萧红带来的影响有正负两面：从个人生活的一面而论，它使萧红的心 情常常抑郁、寂寞。面对失落的爱情，孱弱的身体，淡薄的友情，她 常感到不甘而又无奈，难于承受生活的重压和命运的颠簸，以致英年 早逝。但就文艺创作的一面而论，“纤细的神经”得天独厚地赋予她 以纤细的笔触和敏锐的感觉。记不清哪位批评家说过：真正的大师可 以无视技巧，敢于粗糙，甚至犯低级错误，因为他（她）有技巧以外 的无可替代的东西。我想，萧红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笔触，就是所谓“ 技巧以外的无可替代的东西”。正是这种“纤细的神经”使她的作品 成为了难以摩仿的、不可重复的原创性的艺术品，从而决定了她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再回到林君的这部论著。林君研究萧红多年， 对萧红的生平史稔稳熟于心，又锐意搜寻了中、日两国迄今为止所能 看到的萧红研究资料。因此，她对萧红研究历史轮廓的勾勒是清晰的， 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所展开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在萧红研究史上， 曾经有过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即突破了“战时文学”的范式和现实 主义文学的艺术标准，对萧红作品所表现的“国民性主题”进行了历 史性的思考。记得张爱玲曾经感慨：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 暗面和劣根性，而鲁迅之后，可惜这种传统便中断了。萧红研究业已 表明：萧红本人就是鲁迅传统的优秀继承者之一，是一位瞄准人类弱 点开火的出色的狙击手。萧红研究的第二次理论突破，我以为就是引 进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我必须声明，我并不是当代女权运动的 声援者，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运动容易割裂女性解放跟人的解放（包 括男性解放）的有机联系，而蹈入强化性别冲突的误区，从而“克隆” 出一些性偏执的雄性化的女性。但我赞同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作为 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引进研究领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女性 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和社会观对文学研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即以 林君的这部论著为例，就从女性的心理、情怀、视觉、笔触等多方面 对萧红文本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她用女性的心态对萧红的作品（包括 书简）进行重读，有不少前所未有的独特感悟：比如她论及萧红作品 对“童年之家”“自然之家”“神性之家”的向往，论及萧红作品中 的母亲作为“受害者”现“施动者”的双重身份，论述萧红致萧军书 简中隐含着这一对患难情侣的心灵隔膜，等等，都给读者以十分新颖 的感受。我相信，林君的这部论著既会在她的生命历程中留下深深的 履痕，也一定会在萧红研究史上留下历史的痕迹。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