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大学校长都有一个职责，即为本校募集资金。 募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那些曾在本校就读而又发了财的校友。据说， 哈佛大学校长手里有一张长长的名单，上了名单的人都是校长捕猎的 对象。近年来，国内一些老牌学校也开始学此办理，但收获甚微。以 我所在的清华为例，校友中名人荟萃，但囊中均不丰裕，学校获捐的 多幢大楼大都是香港知名人士所赠，他们的学历与清华无关。钱钟书、 杨绛为母校设“好读书”奖学金，并不是因为他们腰缠万贯，祖上也 并未留下金山银山，纯系是“爬格子”的辛苦钱。由于两位先生的著 述颇受海内外垂青，再版不断。加上刚出和即出的《钱钟书集》（三 联书店）、《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卷，商务印书馆）、《宋诗纪事 补正》，在版权保护期内的总金额不会低于千万。文化人靠笔耕能为 母校作出如此贡献，可谓中外罕见。钱、杨两位先生一向朴素节俭、 不尚奢华，至今居所仍是水泥地、白灰墙。杨先生的服饰也很老式， 毫无珠光宝气。他们心里关注的是那些好学上进的贫寒学生，希望帮 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现今社会，追求奢侈享受、不惜触犯法律已 成为一股浊流，从世俗百姓到高级官员，不少人被它裹挟而去。钱、 杨先生的义举，无疑是向全社会举起了一面高洁的旗帜，具有警世意 义。

    钱、杨将“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清华，除了出于对母校的爱忱外， 还看中了清华良好的读书风气。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清华园里 好读书”之美誉，而后虽经多次动荡，有诸多干扰，但除文革外，弦 歌不辍。自八十年代以来，读书空气日浓。有人在北京的大学里作过 调查；清华有“一多一少”：周末在教室里啃书本的最多；考试作弊 的最少。“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清华，可算是财尽其用。

    但是说起学生的读书动机，似与钱、杨两位先生的想法有所“间 离”。那些周末在灯下苦读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或为“考托”，谋求 到国外深造和发展；或为“创业”，在国内打造出一片新天地；或为 求“仕”，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或跻身“大师”之列，问鼎“诺贝尔 奖”。比尔·盖茨和撒切尔夫人是不少学生在事业上成功的榜样。这 种个人抱负同报国雄心若即若离地纠结在一起，构成这一代精英的读 书动力。青年人的个人抱负，只要不违反道德和法律，都应予以鼓励。 这是我们社会的活力的重要源泉，无可厚非的。

    但是，钱、杨先生的“好读书”，大异其趣。两位先生嗜书如命， 但如果问：“你们为什么要读书？”杨先生一定会觉得这是个“怪问 题”，在钱先生的煌煌大著中也找不到直接的答案。钱先生没有说过 读书是为了当“大师”。尽管现在人们尊他为“大师”，他也还说自 己“胸无大志”、“壮年堪悔老无成”，这不是自谦，而是心里话。 他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 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杨都是“素心人”。在《将饮茶》中杨 绛有“隐身衣”一文，反映了二人对世俗追求的淡漠乃至厌恶。

    陈寅恪为王国维碑撰写的碑文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此语似可概括钱、杨先生的读 书志趣。对于“俗谛之桎梏”，陈寅恪自有解释，姑置不论。钱先生 在《管锥编》中也有论述。而当前极有现实意义的是先生于1993年对 《人民政协报》记者发表的一段谈话：“对于一个出版社也好，一个 新闻记者也好，一个责任编辑也好，不能只顾眼前，也应该讲一点职 业道德。法律应该是公正而周到的，但不应忘记高于法律的还有道德 准则，它的价值，它的力量，会更高更大，它需要通过作品来体现， 更要以文化人的自我铸造来换取。因为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 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强求人类 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 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种 事例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大 家都要做有高尚品格的人，做有文化的人，做实在而聪敏的君子。” （《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6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

    “市侩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如何抵抗这种趋势，当代西方学 者也有论述。詹姆逊在《六十年代断代》一文中写道：“他们把‘游 戏’及‘无目的的目的性’看做是超越于金钱和商业活动这个经验世 界之上的一个美和文化的乌托邦领域，认为它通过自身的存在来谴责‘ 现存世界’整体性的能力具有一种巨大的批语否定价值；”（《六十 年代》中译本第32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在当代中 国社会里，以“游戏”态度对抗商业化和市侩化的例子比比皆是，不 胜枚举。而以“无目的的目的性”来对抗的，我以为“读书”是其中 之一。所谓“无目的”的读书，就是没有功利目的的读书，不是为赚 钱、成名、求“仕”而读书；它的“目的性”则是逃出“俗谛之桎梏” ，避免“市侩化”，做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做有文化的人，做实 在而聪敏的君子”。

    对于“俗谛”，佛家有多种解释。中观学派认为，世俗以为正确 的道理，谓之“俗谛”。而佛教圣贤认为世俗观念是认识之“颠倒”， 只有缘起性空的道理，才为真实，称为“真谛”。而小乘经部和瑜珈 行派则认为，“俗谛”与“第一义谛”虽有高下之分，但缺一不可。 《中论》曰：“第一义（谛）皆因言（方得显示）；言说是世俗（谛 ）。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则不可说。”“二谛”调和了入世和 出世的对立。将此二谛联系起来，是大乘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中观学 派把“俗”与“真”视为二元对抗，避俗求真。小乘经部和瑜珈学派 则认为，“俗”中有“真”，不应避俗而应从“俗”中求“真”。完 全的避俗，在当今的世界上，即使当了和尚也难于做到。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将俗事归纳为“九界”：从个人食色到国家、民族、世界， 统统在内。康认为“去九界”是个遥远而又遥远的目标，眼下不可能 做到。人未能免“俗”，从个人名利到国家、世界的发展，我们都应 关注。读书以振兴中华、改造世界仍是崇高的奋斗目标。但我们又不 可役于功利，特别不可囿于声色货利，使“俗谛成为生命的桎梏”。 《论语》说：“学为己”。学习首先是为满足个人精神需要、提高思 想修养。不“修身”，遑谈“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俗而又要脱 俗，在“俗”中求“真”，寻求清明高远的人生境界才是我们读书的 第一要义。这样理解钱、杨先生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的一片苦心， 应该是大致不差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