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风此起彼伏的流行歌曲，赤橙黄绿青蓝紫变换 的服装流行色，以及嘴唇涂绛紫唇膏、指甲染碧绿蔻丹之类的生活时 髦，每每受到学界中人的哂笑，以为在追逐时髦中很容易模糊了自己 的个性。其实，只要肯于认真自省，就会察觉到学术界的赶时髦现象 也颇为流行。比较起来，学术时髦反倒不如生活时髦。从源头看，生 活时髦当然少不了海外的影响，尤其是歌坛与服装，但有时也说不定 还能从民族特色中汲取一点养分，比如旗袍款式、蜡染构图等等；但 学术时髦则几乎成了西方话语一统天下，诸如近年来流行的“现代性” “后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等等。有人指出，西方出版物的中译本构成了中国学术语境，中国现 代思想文化成就几乎都笼罩了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从个人的选择自 由度来看，生活时髦要大的多，街上流行红裙子，你硬是要穿绿裙子， 别人也拿你没办法；学术时髦则显出几分霸气，你不跟风，会被认为 落伍，不仅你的话语方式受到讥嘲与蔑视，甚至你的生存方式都要受 到怀疑与挤压。从效果来看，生活时髦给人带来美感，用以增强自信、 装点生活；而学术时髦除了短暂的热闹之外，恐怕在学术的积累上不 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甚至还会下有害于学术或不止于学术的陷 阱。

    这里所说的学术时髦不是指西方话语本身，而是指对西方话语的 内涵、外延及其背景，不愿花工夫下力气去研究，知识不加选择、不 加分析地一味照搬、甚或误用，形成一哄而起的虚浮浪潮。譬如“现 代性”问题，有人从西方关于文学的现代性的诸多界定中择取一种， 用来判定20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获得现代性，因而算不上现代文学， 不过是处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度状态的近代文学而已。这种结论 之大胆武断不禁让人咋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与西方国家迥然有别，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自有其特色，怎么能把本来十分复杂的西方话语简 单化为一种通用标准，对中国文学横加裁断呢？　

    又如“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产生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民族运 动，进而指称人类历史上继原始国家、君主帝国之后的又一种国家形 态，即现代国家。随着近年来民族运动的新一轮高涨，这一概念再度 流行。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涉及集中国家形态的区别与国际关 系中的国家地位问题，完全可以用“国家”的概念，但有的学者凡是 提到国家时一概以民族国家称之，以示观念的时新。这种情况还只是 显得有几分可笑，有的学术时髦则让人感到可悲可怖。民族国家本来 包含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两种情况是不同民族历史的产物， 均有其历史根据与现实合理性。民族国家问题的讨论应该尊重历史， 以利于民族的团结、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但近年来，有些多民族国 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者为了实现偏狭的民族利益，只把民族国家理解成 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大造声势甚至开展武装斗争，导致所在国家与地 区的剧烈动荡，造成不止一个民族的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在这种国 际背景下，我们理所当然从中国多民族一体的悠久历史出发，阐发中 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特质。然而，有的学者热中于云遮雾照地在概念 之间兜圈子，却对中国多民族一体的几千年历史予以漠视，竟然说古 代的“华夏”在疆土上的界限、种族的构成和政治主权上，都与现在 的“中华民族”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概念，在中国典籍中历 来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关联， 中国的皇权完全不知道“主权为何物”。对此“高论”，本文不屑于 一一辩驳，只是就“中国”一语提供几个算不上生僻的文献资料：《 诗经·小雅·六月序》与《礼记·中庸》里的“中国”用以指华夏族 所居地区。《史记·天官书》所说的“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的“中国”，其范围已经超出黄河流域。南朝的宋范晔《后汉书·西 域传》在叙罗马称谓时说明因“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 之大秦”，也显然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的。中国，作为一个 主权国家术语，最迟在1689年就已经出现了，见之于这一年9月《中 俄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满文与俄文三种文本，其汉语表述也可以 在1842年8月29日签定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见到。

    再如目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自不必说，还有人 热中于附和文化全球化的观点。报刊、书籍、网络、会议，到处可见 全球化的话语，但坐而论道的多，脚踏实地研究问题的少，阐扬正面 效应的多，提醒注意负面效应的少。比如，加入WTO之后，中国人、 尤其是农民，将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文化的全球化，更不能不持审慎 的态度。在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构成的文明构架中，尽 管由于历史与地理等多种原因，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异等 严重问题，但物质文明方面的“全球化”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而精 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问题远要复杂的多。西方强国在强大的经济与科 技辐射中，很容易形成文化霸权主义，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 头脑。

    本来，凡是有生命力的学术话语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从异域汲取学术话语本身决非罪过，相反还是中国学术乃至思想、文 化、政治、经济增添活力的重要渠道。佛教自魏晋以来大规模进入中 土，它对中国思想文化所起到的作用，早已成为人们不须特别理会的 常识。清末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时代，西方话语给 予中国社会以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新时期重新打开 封闭的大门，西方话语再次成为激活民族思维的动力，功不可没。问 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能停留在一味接受的阶段，人家说 什么我们便跟着说什么，不能满足于生吞活剥的照搬，只是把中国的 学术当作西方话语的演戏课堂，而是要有精心的选择，要做深层的转 化与吸收，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寻觅学术生长点，开发出具 有原创性的学术话语，建立本民族充满活力的霸权性，为人类文明作 出中华民族的独有的贡献。否则，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没 有属于自己的当代学术话语，岂不是莫大的耻辱与悲哀？

    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曾经留下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鲁迅先生 早在1929年就对当时已露端倪的学术话语时髦化的现象有所批评：“ 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 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 自然主义、表现主义……仿佛都已经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种情况不 止一次地重演。即以文学批评来说，20年代末以来，就有一些激进者 急切地搬用所谓“唯物辩证法”与“意识形态”等时髦话语作为批评 的利器，对作品恣意解剖，其文章不仅与文学十分隔膜，而且索然无 味，当时就不能服人，过后更如过眼烟云。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批评， 倒是出自鲁迅、李健吾等人的手。他们都是曾留学海外，有深厚的西 方文化造诣，但他们并不把西方的话语挂在嘴边，而是有选择地融入 自己的知识结构，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下，更注重历史的体认与生命的 感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至今仍洋溢着充沛的生机与诱人的魅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