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外部关系的角度研究文学史的时候，人们一向注意 并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包括宗教、哲学思想和各艺术门类所 给予文学的影响，却往往不大提及民俗与文学的关系。有时所论实际 已涉民俗或其边缘，但将此列为一个专门的重要侧面者，仍不多见。 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事实上，文学和民俗的不解之缘，并不仅 仅存在于民间文学或所谓俗文学之中。把二者联系起来研究，或曰在 文学史研究中引进民俗学视角，不但完全可行，而且非常必要。本文 试以唐代文学为例对此略作说明，其他各代，从宋元明清直到当代文 学，尽管具体情况有差异，但根本之理却一同于此。

    文学史的内容之一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描 述和分析。这个背景不仅应该涉及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民俗也是极 重要的一个方面。缺少这个方面，文学史的背景描述就难以深入贴切、 具体实在，而往往会显得空洞隔膜，甚至令人感到大而无当、不着边 际，从而可有可无，这正是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的一个通病。换句话 说，如果我们想把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文学氛围清晰生动地呈现出 来，并进而对这个时代文学昌盛或者萧条的原因作出充分的揭示—— —这本是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就不能不将论述深入到民 俗的层次，因为民俗生活才真正是文学赖以生长发育的肥沃土壤。

    各种有关唐代文学史的论著，在论到唐代文学的高度繁荣时，都 会讲到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达、强大的国力、开放的民族政策、统 治者对文学的重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的并存 共荣、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频繁等等，作为文学繁荣的背景和原因。 这些当然都很对。但在强调自上而下的“重文”为唐代作家提供了良 好创作条件的同时，有一点却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唐代全体民众对 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热爱和熟悉，对于能文之士（特别是诗人） 的向往和崇敬。而这一点正是唐代文学生态和氛围的基本方面，对于 唐代文学的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说唐代是一个充满文学的、 诗的气息的时代，除了因为唐代出现了很多优秀诗人和文学家，更重 要的是因为唐朝人普遍地豪迈乐观，富于浪漫气息和文学艺术的细胞， 爱文学，懂文学，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都不同程度地带上了诗化 的色彩。闻一多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 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郑临川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唐诗诗唐，虽只是二字 颠倒，但意味深长，极富启发性。我理解，诗的精神和情趣深深地渗 透到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乃至僧道妇女心中， 他们几乎全都能参与文学创作，也参与文学消费；尤其是下层百姓也 都爱诗、懂诗，表现出相当的文学素养，以至于热爱和尊崇诗人已经 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习，为全体民众所自觉遵守，这一切应该是“ 诗唐”的重要内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人文环境之中，诗人作家怎 么会不多多涌现，文学创作怎么会不繁荣昌盛呢？

    唐代普通人和普遍民俗的风雅，有太多的资料可供证明。比如，唐代文士学子向有漫游以求师访友或读书山林寺庙以培养声名的风气。 他们常常远离家乡，动辄行程千里，有时还跋涉到遥远的边疆。允许 这样做的客观条件起码需有两个，一是国内和平，各地（包括僻远的 山区边境）物质供应充足；二是百姓（包括僧道）好客，乐于且有条 件接待过往的游子。年轻无名的学子得到热情的接待，诗名卓著者自 会更受青睐。像早以风流倜傥闻名天下的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几乎遍于中国，在民间是个广受欢迎的人物， 在百姓的口碑中，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美好传说。其诗集中现存多首 反映下层百姓热诚款待他的作品，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宿清溪主人》、《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赠汪伦》、《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山中与幽人对酌》、《哭 宣城善酿纪叟》等诗所记述的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他的交往。 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善待李白，与李白是个值得尊敬的大诗人，与他们 喜爱李白的诗歌、倾倒于李白的人格魅力，恐怕不无关系。与李白同 为盛唐诗人的高适，有一首题为《别董大》的诗，是赠给艺人董庭兰 的。诗云：“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这诗的后两句是对落魄友人的安慰，但其实也反 映了诗人自己从切身体验中建立起来的自信———对于一个天下知名 的诗人来说，确实是走到哪里都不用发愁的。

    据张《朝野佥载》卷六记述，散文家萧颖士“赋性躁忿浮戾，举 无其比”，常常毫无理由地责打仆人杜亮，有人劝杜亮离开萧颖士另 择主人，可是杜亮不肯，说：“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 恋不能去。”唐朝竟有这样爱惜文才的仆人，文学地位焉能不高？范 摅《云溪友议》卷下有“江客仁”一条，叙诗人李涉遇到的一桩奇事。 某次，李涉坐船过九江，至皖口忽遇盗拦劫。盗首问：“是何人船？” 从者说是李博士船。盗首说：“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需剽他金帛， 闻其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涉遂当场写绝句一首为 赠，那就是后来题名为《井栏砂宿遇夜客》的诗：“暮雨萧萧江上村， 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一个以剽掠 为生的强盗，竟然如此爱诗，竟然平素就饱闻诗人的大名，竟然把小 诗一首看得比金帛贵重，也真算得上是个“雅盗”了。这个故事还有 下文：此盗晚年隐居循州，专爱结交文人学子，有个叫李汇征的举子 漫游到那里，“冒雨求宿”，得到他的款待，二人“对酒征古今及诗 语”，极为欢畅。他们都爱好李涉的作品，一递一首地朗诵，及至《 遇夜客》诗，“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 徒，为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诗，因而敛迹……’”，可 见李涉赠诗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难怪这位当年的豪客对李涉怀着终 生的感激。

    诗人在一般人心目中地位之高，还可从薛用弱《集异记》所述王 昌龄等人“旗亭画壁”的故事中看出。“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 王涣之（应为之涣）齐名”而难定甲乙。一个冬日，他们在旗亭饮酒， 恰遇一群梨园伶官也来会宴，宴中轮流唱曲为乐。三诗人暗暗打赌， 看谁的诗被唱得多，以此排定名次。在伶人唱曲中间，三人打趣谐笑， 引起了众伶官的注意和询问。昌龄等说明缘故，于是“诸伶皆拜，曰： ‘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终日。” 在诸位艺人心目中，诗人乃是神仙中人，能与诗人同席，她们是颇以 为荣的。这个故事很好地渲染了盛唐民间浓郁的文艺气氛。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晚唐诗人李商隐，今人对他的某些诗篇深 感其美而难懂，如他早年所作的《燕台四首》就是如此，不但一般读 者不易领会，就连注释家们也难以诠解。可是在当时，诗人想结识一 个少女，竟用了《燕台》诗，这个少女文化程度不高，但很聪颖，只 听诗人隔墙朗诵了一遍就懂得了诗意，领略了它的美和价值，发出了 由衷的赞叹：“谁人有此？谁人为是？”并且马上就热烈地爱上了这 诗的作者。这件事见于李商隐的《柳枝诗序》，很能说明一般唐人具 有怎样的诗歌素养。李贺应“朔客之苍头”（北方一位大官的老仆） 申胡子之激，于酒酣耳热的情况下当场挥毫作“五字歌诗”用以配乐 演唱，博得崇慕和赞誉，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事见李贺《申 胡子筚篥歌》小序）这些都说明，唐诗在当时民间有着广泛的知音。 以前我们对白居易诗“老妪能解”的故事，主要是从诗人心中有群众， 创作时注意通俗易懂的角度来评说，对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所说 的：“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 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也 主要是看到了白诗的魅力和影响。其实，这里真正应予突出和重视的， 应该是唐诗广泛而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由此造成全社会浓郁的文学空 气。那时，高丽、新罗、日本以及西域诸国的使者和商旅能够从中国 购买到许多诗家文人的作品，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能够聚集那么多 传抄诗文作品的卷子，都与唐朝这种重视、热爱文学的民情风俗分不 开。唐代诗歌得以攀上艺术颠峰，并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与此 分不开。归根到底，一个时代（或一个区域）的文学面貌如何，特色 如何，水准如何，与其时其地有着怎样的百姓，怎样的民风民俗，关 系至为密切。文学史在描述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和背景时，如果不说 这些，岂不是个疏漏？

    民俗学视角对于文学内部关系的研究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民的社会生活。但社会生活不是抽象的，社 会生活的许多基本内容，农林渔牧的生产方式，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 的生活方式，乡社组织和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其实就是一种民俗生 活。可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打上民俗烙印的社会生活，任何时 代、任何样式的文学，其内容实际上都离不开一定的民俗。拿唐诗来 说，除上面所举出的种种以外，表现民间节俗和一些宗教祭祀活动的 作品数量很多。那时，从正月的元正、元宵，到三月的寒食、清明， 五月的端午，七月的七夕、中元（孟兰盆节），八月的中秋，九月的 重阳，直到腊八、祭灶、除夕等等，民俗活动相当频繁，这些无不成 为入诗的绝好材料。这些民俗节日，往往成为触动诗人情绪、激发其 灵感的一种契机。他们自幼受民俗文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一般都认 同这些节日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但有时也对某些民俗提出异议，这些 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这样那样的表现和评说，从民俗学角度论析此类作 品，自然有助于深入其筋脉腠理。还有一些作品本来就是为民俗活动 的需要而写作，直接为民俗服务的，如结婚时用到的催妆诗、却扇诗、 障车文，丧礼时用的诗词祭文、碑铭墓志，以及为各种祭祀、宗教仪 式而作的文词等等，既是文学创作，又是民俗事象的一部分，更需从 民俗学视角论之。至于民间口承文学及其文字记录，无论是神话传说， 还是歌谣谜谚，其性质当然更是如此。要想研究好它们，就得将文学 和民俗两种视角作有机的整合，单打一往往不能很好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也许要算对作家养成的研究。一个作家在怎 样的风土和民俗环境中成长，往往对他的全人和一生都有影响，这影 响自然会表现于他的创作。具体说来，他何以会具有那样的人生观、 伦理道德观和审美观，何以会形成那样的个性和创作风格，何以会显 示出某种地域色彩？以往比较注意的是经典文化对他们的教育，这固 然重要，但民俗文化的精神塑造和特色熏染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近年来，有关作家地域特色和地域作家群的研究颇有进展。这种研究 的本质，决定了它深入下去就必然会与民俗学的领地接壤。民俗的核 心是民间长期约定俗成的一套规范、理念、观点和习惯做法，生活在 同一民俗圈的人们，大抵会遵守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尚，对是非、 好恶、美丑、价值的高低等等，有着相近的看法，其行事处世也往往 会有某种类似的风格。每个人一出生就被无处不在的民俗给包围了， 他就在这种民俗中成长，耳濡目染，浸渍日深，渐渐地成为这种民俗 的一分子，民俗的影响深入到他的灵魂和骨髓之中。普通人是这样， 诗人作家也不例外，而后者也就必然会在其创作活动和成果中显示出 自幼所受的民俗熏陶的痕迹（有时也会对某种民俗有所批判）。唐代 诗人作家的创作风格千姿百态，以往多从他们的出身、个人禀赋、所 受教育以及具体的时代条件等方面探讨，而从他们自小到大所处的民 俗环境、也就是民俗文化这个角度审视，却注意得很不够，因而很需 要加以弥补。经典文化和民俗文化是构成一个时代文化的两翼，只有 从这两个方面以及它们的沟通融会的角度来考察诗人作家的人生和创 作道路，才能看得更准确更深刻。只是民俗对作家的影响往往比较复 杂而隐蔽，对于古代作家来说，很少现成资料可用，需要研究者在分 散杂多的资料中去发掘鉴别，这种研究难度也就颇大，实证尤其不易， 所以一向少人问津。然而，这个问题确实有意义，而且并非绝无可行 之路，那么，有志者是不应该知难而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