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夏天捉蝈蝈，编笼子养蝈蝈；入了秋，和邻居 的小朋友捉蛐蛐，喂蛐蛐，都很好玩。但我可从来没有想过玩蛐蛐还 有大学问，还能写出书来一代一代传下去。当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今天竟然执笔写这篇关于蛐蛐的小文，或许将来的儿孙们看了不知会 怎么说。　　蛐蛐，在我们家乡都这么叫。长大了从书本上知道它还有一个名 叫蟋蟀，再后是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家乡人叫“鬼狐传”）， 知道蛐蛐也叫“促织”，这名字更雅，到底是南方人比北方人聪明。

     最近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惠赠一部《蟋蟀谱集成》（上海文化出 版社出版），可让我开了眼界。吓，从古至今有那么多高人在玩蟋蟀， 有诗有词有文，“集”起来看也得十天半月，更不要说是“研究”“ 研究”了。恰好在这时有一位山西的读者买了一本拙著《梦香情痴读 红楼》，读后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关于傻大姐捉“促织”的文章， 介绍一下有关这“蛐蛐”的历史。说来惭愧，读《红楼梦》次数不算 少，可从来没注意这个细节，又没有想到写什么文章。这位读者的来 信，不仅让我重温了一下《红楼梦》第73回，还真的找来王老的《蟋 蟀谱集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中还真真学了点知识呢！

    前人称蛐蛐为秋虫，著有《秋虫源流》，考其源流甚详。又名“ 促织”，南人呼之。据记载还有“百日虫”、“反背虫”之名，但民 间称“蟋蟀”者为多，可能就是它的“学名”了。

    说起蟋蟀来，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斗蟋蟀”的事来，因为这也是“ 国粹”之一。宋人顾文荐的《负曝杂录》中记载唐天宝年间长安人就 斗蟋蟀成风。说那时人已是“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 喙”。可以想见，这“斗蟋蟀”，也该是历史“源远流长”了。

    在历史上，还真能找到几个“斗蟋蟀”出了名的人物。人们常举 的例子是“亡国宰相”贾似道，因“斗蟋蟀”有了名，人们送他个“ 蟋蟀宰相”的雅号。不过，这“蟋蟀宰相”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就是 从玩中还悟了点“真经”，写出一部《促织经》，留给了后世。时到 明代，又出了比“宰相”大的人物———“蟋蟀皇帝”，所以史家们 说明代“斗蟋蟀”之风恐怕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清沿明风，又 把这种“赌”法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这么一说，好像是玩蛐蛐罪莫大焉。其实也不是。在老百姓，玩 蛐蛐不过是一种消闲娱乐，所谓“斗”，也是一种交流，互相间并不 是“赌”房子、“赌”地，“赌”钱，目的是从“斗”中来陶冶情性。 例如，《红楼梦》傻大姐“捉促织”，只是十四五岁年龄的女孩子生 性好玩，闲来无事到园子里山石间“掏促织”。作者在这段小故事中 插进一个傻大姐“掏促织”的情节，并非是要傻大姐去“斗蟋蟀”， 或是她有什么养“蟋蟀”的经验值得推广。其主要目的是引出傻大姐 在山石后四处“掏促织”而拾到“一个五彩绣春囊”。试想，在贾府 中又有谁会像傻大姐那样又“呆”又“傻”呢？又有谁会闲来无事跑 到园子的“山石背后”的隐蔽处去呢？只有傻大姐一个人，只有她这 个提水桶扫院子专作粗活的小丫头。她没有朋友，没有和她说话聊天 的人。她只能一个人闲时到园子里去顽耍。所以作者只能安排她这样 一个人物去“掏促织”（说不定作者就是南方人呢！）。再进一层是， 只能由这位“心性愚顽”的呆且痴的“大姐”去拾这个绣着“两个妖 精打架”的物件，而看不出其间的“春意”，并在那里左右“猜解不 来”。自然，也就“笑嘻嘻的一壁看，一壁走”，把它送给了邢夫人。 倘若是一鬼精灵的小红拾到了这个“绣春囊”，看到那上面是“两个 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能不解那“春意”吗？能让邢夫人撞个正着， 还要去请教邢夫人讲解那“春意”吗？不可能，说不定是揣到怀里， 去找贾芸共同“欣赏”呢！倘若如此，那下面“抄检大观园”的故事， 又该如何写下去呢？　　因此，傻大姐“掏促织”只是她“拾绣春囊”的“引子”，引出 了“绣春囊”才有了“抄检大观园”的故事。这恐怕就是脂批中说的“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手法。

    看来，“掏促织”、“斗蛐蛐”，还真能引出一串串故事来。难 怪今日尽管玩法、玩具达到了现代化，可仍然还是有人喜欢“掏促织” 、“斗蛐蛐”！